《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恩格斯在其生命最后五年所写的一系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包括《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和《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等。中译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7～39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19世纪末，特别是马克思逝世后，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盛行，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和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诋毁不绝于耳。以保尔·巴尔特为首的资产阶级学者用庸俗社会学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恶意歪曲为“经济决定论”和“机械论”；而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恩斯特为代表的青年派则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用形而上学观点去解释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完全否认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将唯物史观庸俗化、简单化为“经济唯物主义”“社会宿命论”。这些错误观点，严重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对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消极作用。为驳斥这些错误观点和认识，也为了进一步帮助像布洛赫和博尔吉乌斯这些立志于钻研马克思主义的人提升理论水平，恩格斯写下这些信。
《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主要阐释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主要内容和观点包括：
第一，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首先，阐述了经济关系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基础。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其次，指出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所谓的“反作用”，是相对的经济的“决定作用”而言的，恩格斯指出：“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再次，阐明了在经济必然性基础上的相互作用。
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构成了历史运动中的相互作用，“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
第一，系统提出了社会发展合力论思想。恩格斯指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社会历史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
即历史结果”。而且，“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第二，论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在恩格斯看来，经济因素是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因素，但必然性又要通过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包括人的意志)来表现。恩格斯以杰出人物和经典理论的产生为例说明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恰巧某个杰出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个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最终总会出现的。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做过努力。”神经介入
第三，可见，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任何一个杰出人物的出现，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需要的产物。“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第四，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是进行科学研究的指南。首先，恩格斯指出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恩格斯在给保尔·恩斯特的信中严肃地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
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后来又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其次，应当根据原著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恩格斯反复强调，唯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才既全面准确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又提供了运用它去研究和描述具体历史时期、历史事件的范例。
《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它批驳了各种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错误认识，澄清了资产阶级理论家和党内机会主义者所造成的理论混乱，进一步帮助青年完整准确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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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昆源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汇辑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中国问题论述的文集。最早版本为1937年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的版本；其后有1938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经校订的重印版；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的新版本；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中央编译局重新选编校订的新版本；2015年12月，中央编译局又根据最新译文修订增补出版了新版《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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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一辈子没有来到中国，但在其一生的理论研究和革命生涯中，一直深深地关注着这个东方大国。在其论文论著中，直接提到中国的地方有800多处，有些是专门论及中国问题的论文，有些则是关于中国问题的片段性阐述。《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章，主要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有关中国的文章共计18篇，除了1篇发表在奥地利维也纳出版的《新闻报》上以外，其他均为刊载在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时评。这些文章是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写作而成。当时中国人民正处于对外抗击列强侵略、对内反对腐朽清政府的英勇顽强的奋争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关注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并寄予深切的同情。第二部分是摘录，即散见于其他著作和书信中有关中国的论述，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各种著作和书信中有关中国的论述。这方面的材料涉及范围较广，其中谈到世界贸易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两次战争、中国的农民起义等诸多问题，其中还谈到中国的火药、印刷术等发明所起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是马克思恩格斯阐述对中国问题观点的著作，是系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观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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