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理论》读书笔记
《国际政治理论》作者是肯尼斯华尔兹，本书的出版标志着结构现实主义学派的确立。书中，作者首先花了很大篇幅去阐述“什么是理论？”并检验已有的重要理论和方法，然后修正现存理论的缺陷从而构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最后又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适用性进行检验。 作者首先指出许多国际政治学者未能厘清“规律”“理论”等词的科学应用规则，导致词汇的错用、滥用，这就导致了理论的瑕疵与缺陷。作者所认为的国际政治理论应当是高度抽象的，不能将理论希望解释的东西添加到理论中去。一种符合科学哲学标准的理论，其概念和假说必须客观、精确、和可测量。“规律”是对事实的一种观察，而“理论”则是对规律的解释，或者说是为了解释事实而进行的思辨过程。作者反对将理论视为关于某一特定行为或现象规律的结合或系列，他认为这一做法只能收集到更多数据并从中总结出更多的关联性，但不能给围观改变中国
康普顿效应
出任何对原因的解释。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得到的所谓的理论其实质仅仅是规律。因此作者反对归纳法，因为归纳法只能解决问题的片段，而将这些片段相加并不能给出任何对事物的解释，因为要被认知的课题是无穷的，我们无从知道该将哪部分相加，也无法得知这种相加是否合适。同时，理论与现实相关，然而理论本身需要独立于现实世界。事实不决定理论，对同一个事实可以有多个理论适用，理论可以被不断替换，而现实世界的规律将永久保持不变。
关于检验理论的方法程序上，作者在给出检验程序的同时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要用足够清晰可信的方式来发现和表述理论，以使检验值得进行。而国际政治领域内现实却是很少有理论能够清晰并符合逻辑地定义其术语，指明各理论变量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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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是一个过于复杂且庞大的领域，作者认为仅用还原方法不足以构建一个有力的解释，因而需要采用一种系统分析的方法。作者以霍布森-列宁帝国主义经济理论为例讨论了还原主义理论方法的局限性。作者通过自己的理论检验程序对霍布森-列宁帝国主义经济理论的三个基本假设在逻辑上提出质疑，并用史实和现实观察反驳了这三个基本假设，也就是说霍布森-列宁帝国主义经济理论本质上是一个经济性的理论而不是政治性的理论，而列宁的帝国主义战争论和资本主义灭亡论根植在其经济理论之上，从而也就否定了这一理论在逻辑上的有效性。作者通过这一例子指出了还原主义方法的缺陷：还原主义方法的实质是通过研究各个组成部分来理解整体，然而通过这种方法得出的理论在宣传具有普遍性的同时其本身却往往只是一个片面的理论。因此作者主张采用系统方法，在阐明系统方法是什么的之后将其与分析性的方法相比较。分析性方法是常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其实质是将整体还原为分离的个体，然后检验各部分的性质和彼此间的联系，而对整体的理解是通过对处于相对简单状态的各要素的研究以及对其联系的观察得来的。作者指出分析性方法是有效的，然而只有在系统层次的影响不存在或是异常微弱的情况下分析性方法才是充分的。而倘若结果不仅受到变量性质以及彼此联系的影响，那就应该采纳系统方法。
作者将系统定义为一系列互动的单元，也就是说系统一方面要含有一个结构，另外一方面要含有互动的单元。这里所说的结构是指一系列的约束条件，结构限制的同时也塑造了行为体和机构，并促使行为体和机构在存在差异的前提下运作出同质的结果。结构不是政治机构的集合，而是他们的排列。不同方式的排列和组合的单元具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在互动中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作者通过对三个被认为是系统理论的国际政治理论进行分析，批评了过去流行的几种系统方法。对于理查德.罗斯科兰斯的理论，作者认为缺乏一个系统层级的概念，只构建了一个框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系统理论。斯坦利.霍夫曼理论的问题则在于将结构定义为一个诸多项目的集合，由此导致了原因的混乱以及原因结果的混淆。作者重点分析了卡普兰的
系统理论，认为卡普兰混淆了国际系统与其所处的环境，同时也难以确定国际系统的特性，再者卡普兰未能将系统的特性与系统的环境以及该系统的各组成部分清晰的区分开来，从而严重制约了其理论的解释的范围。
理论解释行为的规律性，使人们预期互动单元所产生的后果将发生在某一限定的范围之内，但国际政治行为体的行为是不确定的，国际政治理论必须要对这些不确定的行为加以解释。行为主义方法通过建构关于国家行为互动的命题来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然而，单元层次的论述并不能解释在系统层次观察到的现象。由于国家行为者及其行为的多样性无法与结果的多样性相对应，因此，系统在其中发挥着作用，因而国际政治系统理论是必要的。作者所说的系统理论能够描述既定系统内国家行为和互动可能产生的后果的范围，显示这一预期范围如何随着系统的改变而改变，同时也能反映出不同结构系统回去产生、施加什么样的压力，提供何种可能性。 作者认为不管在有无政府状态下暴力总是存在的，无政府状态也并不等同于混乱、毁灭和死亡，这适用于国际系统。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区别不在于是否使用武力，而在于结构的不同以及二者处理暴力的组织模式不同。在这样一个自助系统中，每个单元都要花费部分精力来发展自卫手段，而非用来促进自身福利，即使国家置身于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之中（或者说合作之中），但因为在自助系统中，对安全的考虑仍然会迫使经济利益服从政治利益。此外结构可以通过改变单元之间能力的分配而改变。作者认为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即无政府秩序以及系统由谋求自身生存的行为体构成，均势政治就会盛行。国家的首要关注不是权力最大化，而是维持自身在系统中的地位，即国家谋求权力制衡，而非权力最大化。结构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体系的变化，是由各单位实力对比的变化所造成的。简单讲，是由大国数量的变化而造成的。大国数量减少时，相互依赖也倾向于随之减弱。作者以美国经济为例论证了经济相互依赖随着大国规模变化而改变。又以美苏为例解释了系统中只存在两大强国的优点，即两极世界优于多极世界。
【篇二：施米特《政治的概念》读书笔记】
对自由主义国家观念的批判——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
舍勒在柏林德国政治研究院1927年年度庆祝大会上应邀发表演讲——“协调时代中的人”。在这次演讲中，舍勒认为，现时代的总体趋势是“协调的时代”，而且协调本身并不是我们选择得来的，而是不可逃避的命运；不久之后，施米特也应邀到该学院演讲，演讲的题目是“政治的概念”，认为政治的本质是划分朋友和敌人，这种政治才是人类不可逃避的命运。施米特在这次演讲的基础上整理了《政治的概念》，最初刊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1932年施米特出版了单行本，修改了原文中对自由主义政治论迁就的立场，增补了三篇附论和一篇1929年发表的《中立化和政治化时代》的论文，1933年版时取消了32年的附文，36年重印时恢复了32年的版本，并撰写了新的序言。《政治的概念》对于施米特就如《利维坦》对于霍布斯一样，迈尔曾说过：施米特之所以声名鹊起或者说是恶名昭著，正是因为他的《政治的概念》，而非别的什么著作。
在此，我们可以将施米特的国家学说解读为民族国家（之所以认为施米特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主要还是从《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中解读出来，在政治的概念中施米特虽然一直强调国家和主权，但他并没有像韦伯一样——明显地以德意志作为分析标的并直接表达其对于德意志发展的担忧，施米特在本文中所论述的是普遍意义上的国家），目的在于反对自由主义的国家学说的“政治不成熟”。当然这里必须得指明的是：到20世纪，自由主
义思想对于英法美等国家的国家建构主要起着积极作用，三权分立、代议民主等等都是自由主义的贡献。从他的民族国家的特征，可以分析出施米特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当时世纪初的德国的纯粹法学派和政治浪漫派。原因在于：一战结束以后，德国和战胜国签订一系列合约，废除了君主立宪制度，按照英法等国的民主自由思想建立魏玛共和国。但实际状况是当时的德国经济萧条，社会秩序混乱，政党政治高于国家政治。而政治浪漫派的特征在于：对政治采取审美的态度，处理政治问题的方式是交谈，对现实政治的批判的态度是反讽。这一切导致他们在政治上不可能成功，因为决定人类命运的事务进程的只能是那些能做出决断的人；而纯粹法学派企图用法律实证主义，把国家内部事务的法律权限限定在司法程序的范围内。二者都不能解决当时德国的困境。因此，施米特迫切希望建立一个权威性的政权以保证国家的强大。以此为核心理解《政治的概念》，我们才能体会为什么施米特一再强调政治、主权、对抗。
因此，在《政治的概念》中，施米特实际上就是以自由主义作为靶子进行批判。我们先从《中立化和非政治化的时代》开始分析：
施米特分析了欧洲精神在近四个世纪经历的几个阶段：从神学领域发展到形而上学领域，
进而又发展到人文—道德领域，最终发展到经济领域。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人的嬗变从这几个不断转换的中心来理解的。7900gtx
到了19世纪，技术主义与作为一种“工业主义”的经济学说保持密切联系——技术的进步业已令人叹为观止，甚至波及社会经济状况，乃至一切道德、政治和社会、经济问题均受其影响。一种“新的宗教”应运而生，它承诺所有问题都能通过技术进步得到解决。20世纪不仅成为技术的时代，而且成为把技术作为宗教信仰的时代。施米特对所谓技术时代的
历史解释就是：19世纪欧洲的自由主义国家把自己描述成处于不可知的中立状态，并以为其存在的正义性恰恰出于其中立性。
最终的中立性基础，因为显然没有比技术更中立的东西了。技术服务于所有人，解决所有争议，成为达成普遍协调的基础（舍勒在1927年的演讲）。
施米特认为：技术始终只是一种工具和武器，恰恰因为它服务于所有人，它不具备中立性。从技术本身不能产生任何决断——技术本身既可以是革命的，也可以是反动的；既可以为自由服务，也可以为压迫服务；既可以用于集权，也可以用于分权。事实上，纯粹技术原则和观点中，不能产生任何政治问题，也无从产生任何政治答案。
这里“技术性”我们认为，很明显不仅仅指科学、经济、军事中的技术，还包括政治、神学、道德的技术。从政治上来说，启蒙运动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设计的一整套关于国家建构的理论、以及纯粹法学派的法律实证主义都属于施米特定义的技术。从施米特的逻辑，我们可以推论出，理想的制度设计的确有利于政治的发展，但是无论多么精妙、完善的制度构建，如果缺少了脱离了国家、主权、斗争等基本命题，很难真正起作用。尤其是在“非常情况”下，迷信技术会使人无法决断，纵容那些利用技术侵犯人的行为。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最后一大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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