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张⽟佳
2008年11⽉12⽇，⽇本东京学习院⼤学，“中⽇青少年友好交流年”形象⼤使郭晶晶（中）与中⽇青少年⼀起唱《明天会更好》。当天，“中⽇青少年友好交流年”⽇⽅闭幕式在这⾥举⾏。中青报·中青⽹记者陈剑/摄
短篇伦理小说与中国⼀⾐带⽔的邻邦⽇本，注定是周恩来⾰命⽣涯的⼀个重要注脚。 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青年周恩来正是去到⽇本之后才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在他26年的新中国总理⽣涯中，为推动
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青年周恩来正是去到⽇本之后才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在他26年的新中国总理⽣涯中，为推动中⽇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整整操⼼了23年。1972年9⽉29⽇《中⽇联合声明》发布、中⽇建⽴外交关系之后，他⼜为缔结中⽇和平友好条约操⼼了3年多，直⾄1976年年初与世长辞。 化开战后中⽇两国关系的坚冰，很⼤程度上是中国的主动选择。周恩来清楚地认识到，对于当时被西⽅世界包围封锁的新中国来说，需要借助发展对⽇关系，打破在亚太地区被孤⽴和封锁的局⾯，搞活同西⽅国家的贸易渠道。
1949年11⽉，周恩来在外交部成⽴⼤会上时说，“我们要有独⽴精神，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在这样的⽅向引领下，直⾄中⽇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周恩来⼀直在坚定地推⾏着“民间先⾏，以民促官”的对⽇⽅针。即使其间因⽇⽅追随美国对新中国实⾏严格出⼝管制政策⽽致使战后第⼀个中⽇民间贸易协定不得不宣布延期之际，中⽇之间总有⼀天“会⽔到渠成”，依旧是周恩来对到访⽇本外宾最多提到的⼀句话。
“饮⽔不忘掘井⼈”
1972年9⽉25⽇⾄30⽇，刚刚上任不久的⽇本⾸相⽥中⾓荣正式访华。此前的9⽉9⽇，载运着⼈员和器材的⽇⽅专机先期到达北京——这是战后第⼀架从东京直飞北京的⽇本航班。飞机上坐着的古井喜实、⽥川诚⼀和松本俊⼀，受时任⽇本外相⼤平正芳委托，携带⽇本政府起草的联合声明草案，到北京与中⽅进⾏最后确认。飞机抵京后舱门打开时的⼀幕震撼了在场众⼈——缓缓⾛下舷梯的古井喜实等⼈的⼿上，捧着战后中⽇关系的重要开拓者松村谦三和⾼碕达之助的遗像。
1958年，在岸信介内阁追随美国的背景下，⽇本长崎发⽣了侮辱中华⼈民共和国国旗的事件，中⽇关系再度跌⼊冰点，两国在新中国成⽴后通过民间往来建⽴起来的贸易关系被迫中断。但在当时，⽇本执政党⾃民党内部仍然有⼀些具有远见的⼈⼠在努⼒活动，谋求改善⽇中关系。周恩来就是在这个时候关注到了松村谦三，这位从青年时期就留意中国事务的⽇本⼈⼠。
松村谦三与曾担任中⽇友好协会会长的廖承志同为早稻⽥⼤学的校友，曾在⽇本内阁担任农林⽔产⼤⾂和⽂部⼤⾂。他主张“亚洲应该是亚洲⼈的亚洲”，亚洲国家不应追随别国，得到了周恩来的赏识。
1959年10⽉19⽇，在中⽇关系最紧张的时期，松村谦三接受了周恩来的邀请，率团⾸次访华，并将曾在万隆会议期间与周恩来有过单独会晤的时任⽇本通商产业⼤⾂⾼碕达之助再次正式介绍给中⽅，希望启动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来改善⽇中关系。当时为周恩来做翻译的刘德有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感到，松村先⽣的⾸次访华，⽆论从中⽅或⽇⽅来说，都想把它作为⼀次重要机会，表明⾃⼰⽴场、了解对⽅意图、增进相互理解，探索打开中⽇关系僵局、谋求改善中⽇关系的可能性。”
正是得益于松村、⾼碕和廖承志的配合，中⽇双⽅在1962年以民间形式签订了发展长期综合贸易的备忘录，1964年⼜签订了互设办事处和互相派驻记者的协定。这为中⽇关系从“民间往来”向“半官半民”阶段过渡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那之后，松村和⾼碕多次奔⾛在⽇中之间。苦于战后两国间没有直航，他们只能绕道⾹港再辗转飞往北京，最快也要两三天时间。1964年松村第三次访华时，因不愿再绕道⾹港，决定乘货船从⽇本门司港出发直接到秦皇岛。他们曾期盼有朝⼀⽇可以从东京直飞北京，但令⼈唏嘘的是，后来中⽇直航开通的时候，两位⽼⼈却已作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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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9⽉宴请古井喜实等⼈时，周恩来在致辞中引⽤了“饮⽔不忘掘井⼈”这句古话，感谢长期致⼒于中⽇半官⽅贸易和政治疏通的⽇本“⽼朋友”。
“顺着民间交流铺好的轨道⼀路⾛来”
⽥中⾓荣1972年7⽉当选⽇本⾸相时，东京民众正沉浸在上海芭蕾舞剧团访⽇掀起的芭蕾旋风中，⽇本民间呼吁两国恢复邦交的声⾳已⼗分⾼涨。
1971年7⽉，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格秘密访华，并与中⽅共同发布了中⽅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公告。在曾追随美国玩弄“两个中国”阴谋的时任⽇本⾸相佐藤荣作看来，这等于是美⽅对
⽇本来了⼀次“越顶外交”。曾任《朝⽇新闻》调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的古川万太郎评论说，“尼克松冲击波”让⽇本领导层“辨别⽅向的神经已经完全⿇⽊”。1972年7⽉7⽇，⽥中内阁成⽴，⼤平正芳出任外相。⽥中⾓荣⼀上任，⽴即着⼿“打开⽇中关系”这⼀紧急课题。在第⼀
次内阁会议之后他即提出，“在外交⽅⾯加紧实现同中华⼈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中特别强调，“充分理解”中国政府⼀贯主张的中⽇邦交正常化三原则，即：中华⼈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民共和国领⼟不可分割的⼀部分；1952年⽇本政府与台湾签订的“⽇台条约”是⾮法、⽆效的。
20天后，周恩来在北京见到了⾃称替⽥中政府前来“探底”的公明党委员长⽵⼊义胜。⽵⼊义胜与周恩来和⽥中⾓荣均有不错的私交。周恩来提出了经过⽑泽东批准的、拟写⼊中⽇联合声明的⼋条内容和三项⼝头默契，请⽵⼊向⽥中传话。周恩来表⽰，为了中⽇两国⼈民的友好，中⽅决定放弃对⽇战争赔偿要求。考虑到⽥中刚上台⾯临的内部压⼒，中⽅所谈内容中也暂时没有涉及《⽇美安保条约》。在台湾问题上，周恩来要求，《中⽇联合声明》发表后，⽇本政府必须撤⾛驻台湾的“⼤使馆”和“领事馆”，同时让台湾“⼤使馆”和“领事馆”撤出⽇本。
茶余饭后杂志⽵⼊后来接受⽇媒采访时回忆说，当他听到周恩来说出“⽇本侵华战争是少数⼈惹出来的，不应该让⼈民来负担”时，“⾃⼰整个⼈都昏了”。他称赞周恩来“⾝似柔柳、⼼如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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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回⽇本的记录，后被称为“⽵⼊笔记”，让⽥中⾓荣吃下了定⼼丸。在上海芭蕾舞团离开⽇本的前⼀天（1972年8⽉15⽇），他终于抛开⼀切顾虑，在东京帝国饭店亲⾃接见了团长孙平化和肖向前，正式接受访华邀请，并准备在9⽉下旬或10⽉初成⾏。⽥中还表⽰，希望通过访华“⼀举建交”。
在曾做过周恩来翻译的林丽韫印象⾥，当时⽇本⾃民党内有⼀批亲台的极右势⼒反对中⽇邦交正常化，⽥中“是排除万难来北京的”。总是把独⽣⼥⽥中真纪⼦带在⾝边的⽥中⾸相，在⾸次访华特地把她排除在名单之外，真纪⼦后来说，⽗亲当时来华已经做好了被⽇本极右势⼒暗杀的⼼理准备。
1972年9⽉25⽇11时30分，在尼克松访华7个⽉后，战后⾸架⽇本⾸相专机降落在新中国的⼟地上，周恩来亲⾃到机场迎接，中⽇两国领导⼈的⼿终于握在了⼀起。⽽⽥中⾸相后来说，他是“顺着民间交流铺好的轨道⼀路⾛来的”。
“闪电般速度的邦交正常化”
1972年在北京，中⽇双⽅要谈判的最重要⽂件，是两国关于恢复邦交正常化的《中⽇联合声明》。这⼀联合声明连同1978年的《中⽇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的《中⽇联合宣⾔》和2008年的《中⽇关于全⾯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四个重要政治⽂件构成了中⽇关系的政治基础，被称为“中⽇关系的压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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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处于敌对状态的中⽇两国政府开始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是⽥中⾓荣和⼤平正芳来京之前就与中⽅达成的共识，两
⼈“从政治上⽽不是从法律条⽂上解决”⽇中邦交问题的表述，也得到了周恩来的欣赏。周恩来说：“从政治上解决，⽐较容易解决问题，⽽且可以照顾双⽅；如果只是从条⽂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发⽣对⽴。”这也成为此后中⽅在处理台湾问题和“⽇台条约”时秉持的基本⽴场。
1972年9⽉26⽇上午，在中国外长姬鹏飞和⼤平外相⾸轮会谈中，⽇⽅条约局局长⾼岛益郎拒绝承认“⽇台条约”⾮法和⽆效，坚称⽆必要对该条约中已经涉及的“双⽅战争状态宣告结束”“⽇⽅已经放弃对台⼀切权利”和“台湾当局已宣布放弃战争赔偿”等内容重复写⼊联合声明。周恩来得知后⾮常⽣⽓，并严正质问⽇⽅。在曾任中国驻⽇使馆政务参赞王泰平的回忆录⾥，周恩来曾两次提到，中⽅会在中⽇邦交正常化三原则的基础上照顾⽇本政府的困难，“⽇本也应该照顾我们的⽴场”。
许多资料记载，在欢迎⽥中⾓荣的宴会上，周恩来再次引⽤了⼀句中国古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说：“⾃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民遭受重⼤灾难，⽇本⼈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成⽴的前提，是周恩来坚信中⽇双⽅“能够友好”。
在多位亲历者的回忆录⾥，1972年9⽉29⽇的北京风和⽇丽，灿烂的朝阳从东⽅升起的时候，天安门
⼴场和⼈民⼤会堂都沐浴在晨光⾥。当天，在⼈民⼤会堂东厅，《中华⼈民共和国政府和⽇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正式举⾏，标志着中⽇关系实现正常化。仪式结束后，⼤平外相⽴即举⾏记者会代表⽇本政府宣布：作为⽇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台条约”已失去继续存在的意义。
这是⼀次闪电般速度的邦交正常化——从⽥中内阁成⽴到完成⽥中访华准备⼯作，仅⽤了两个多⽉时间；从1972年7⽉7⽇⽥中向中国抛出橄榄枝到9⽉29⽇签署联合声明，只⽤了82天。但在这个闪电般速度的背后，是以民促官的⽔到渠成。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记者会上再次谈到中⽇关系时表⽰，希望⽇本社会能真正树⽴起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真正打牢有利于中⽇关系⾏稳致远的民意基础。中⽇友好来之不易、值得珍惜，正如郭沫若1972年在《沁园春·祝中⽇恢复邦交》⼀词结尾中所期许的那样，“从今后，望⾔⾏信果，和睦万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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