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 L OF SH ANDONG NOR M A L UNI VERSITY (Hum anities and S ocial S ciences ) 2007年第52卷第1期(总第210期)
2007 V ol.52 N o.1(G eneral N o.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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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良1
，李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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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014;2.烟台大学韩语系，山东烟台,264005)
摘要: 1968-1972年的国际大环境依然是美苏冷战在继续。在远东,1968年1月，苏联坦克部队进驻蒙古。
1969年3月，苏军入侵中国珍宝岛。苏、日继续为“北方领土”问题争执，苏联称日、苏“领土问题已经解 决”，但日本
的当权者一再要求苏联归还“北方领土”。影响日苏关系的因素错综复杂,1972年1月，苏联外长访日表现出的对日友善是为了在外交上牵制中国，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1972.2)与日中关系正常化(1972.9)表明苏联未达到联日孤立中国的目的。
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关键词: 苏联；日本;“北方领土”；日中关系
中图分类号: K 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7)01-0087-06余弦定理说课稿
3收稿日期:2006-09-09
作者简介：王春良(1928—
)，男，江苏无锡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李蓉(1977— )，女，山东聊城人，烟台大学韩语系讲师。
一、日苏继续为“北方领土”问题争执1967年12月3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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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日本共同社就“北方领土”所提出的问题时说:“这个问题已经根据战时和战后的各国际协定解决了。人为地煽动起领土问题，对两国关系是不利的。只是对那些希望我们关系恶化的人们有好处。”
[1](P144)
1968年1月16至2月1日，苏联部长会
数字化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巴伊巴科夫访问日本,1月17日与日本首相佐藤会谈，当佐藤提出“关于北方领土希望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来”时，巴伊巴科夫完全避开了领土问题。1月19日，巴伊巴科夫在与日本外相三木会谈时又重申“我认为根据战时和战后一系列国际条约，领土问题已经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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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145)
在日本国内,1968年2月4日，北海道根室市居民就“北方领土”问题举行了大会，并通过决议。该决议声称“要求归还北方领土与缔结日苏和约同时实现。”
[1](P145)
1968年6月1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美苏主导制订的《防止核扩散条约》，又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7月1日，美、苏、英等62国分别在华盛顿、莫斯科和伦敦签署该条约。美苏关系似趋缓和
迹象。同年6月22日，佐藤在盛岗市发表参议院竞选演说中声言:“要求苏联立即归还日本固有领土国后、择捉两岛。”佐藤的演说立即遭到苏联的批判,6
月25日，苏联《消息报》评论说:“(佐藤)利用参议院选举要求立即归还国后、择捉，从而煽起反苏的复仇主义情绪，转移日本国民要求归还冲绳的斗争目标。”8月3日，佐藤在第59届临时国会演说中再次宣称:“北方领土归还问题，今后必须以极大的耐心谋求解决。”8月28日，日本首相府对北方领土的对策纲要规定:“一、建设省国土地理院公布日本领土包括北方领土，二、列入地方交付税计算基础；三、各种教科书、发行的刊物应明确北方领土为日本领土。”
[1](P146)
对此，苏联政府毫不相让，进行了严厉指
责,8月31日，莫斯科广播电台指出:“所谓冲绳问题与北方领土之间，毫无任何共同之处。”因为“包括这些岛屿(国后、择捉)在内的库里尔岛，归苏联所有，这已经是根据国际协定解决了的问题。”
[1](P146)
接着,1968年10月28日，日本运输大臣中曾根康弘访苏并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再次就渔业安全作业问题、北方领土问题和日本人前往北方领土扫墓问题等进行会谈。柯西金表示:“一、北方领土与
归还冲绳没有任何关系，日苏之间不存在(领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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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二、前往齿舞、丹、国后、择捉岛扫墓问题，由外交部研究一下，我想破冰船是可以去的；三、渔业安全问题，在‘北方领土’周围海域采取日苏共同巡逻的方式，责成外交部研究。”[1](P146)但随后，日、苏双方均未能落实柯西金的言辞。
1969年，苏、中关系进一步紧张,3月4-17日，苏联边防军多次入侵我国珍宝岛，被我国边防部队击退。8月13日，苏联军队又入侵我国新疆铁列克提地区，被我国边防部队挡回[2](P409)。对此，日本政府企图利用苏、中关系的紧张来获取苏联外交上的对日让步。于是,1969年9月4日至9日，日本外相爱知揆一访问苏联。爱知就北方领土问题、渔业安全作业问题、文化经济交流以及国际形势的认识等诸多内容与柯西金、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等进行了商谈。当爱知与柯西金会谈(9月4日)，要求归还齿舞、丹、国后、择捉，并表示:“如果北方领土问题解决，准备立即缔结日苏和约”时，柯西金却说:“一般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边界问题已经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确定的边界，如果有些变动，就可能波及到其它。维持边界现状是与世界和平有直接联系的。”[1](P148)日本未能从苏中关系紧张中获得苏联外交上对日本的让步。
日、苏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争执，由政府部门扩展到社会团体和政党。1968年11月15日，日本北方问题各省联席会议召开首次会议。日本外务省欧亚局参事官中尾在会上说:“齿舞、丹、择捉、国后当然是日本固有领土，此外，日本已经对千岛岛和库页岛放弃领土权，它们的归属问题尚未解决。”针对爱知、中尾所言,12月19日，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说:“爱知外相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固执，就是往现在日苏间的友好气氛泼冷水。”[1](P147)而日本共产党《在千岛问题上党的政党和主张》中认为，应该在1956年日苏联合宣言的基础上立即签订日苏和约，齿舞、丹应归还”；在日本“民主联合政府成立时，即废除《日美安全条约》，与苏联磋商以求实现归还包括南千岛在内的全部千岛岛。”[3]苏联《消息报》针对爱知外相1969年7月10日在日本参议院外务委员会上所言“除非解决北方领土问题，否则就不能进行缔结(日苏)和约的谈判”言论指责说,“日本提出的北方领土问题是要挑动归还千岛岛的声浪高涨起来，是企图掀起新的反苏运动。”[4]日本方面对苏联的指责毫无缓冲心态,8月20日，日本北方领土问题联席协议会议长松本俊一向即将访苏的爱知外相提交了“请愿书”，要求爱知外相在归还北方领土的对苏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为此，爱知外相于8月31日京都会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在对苏关系中,(北方)领土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1](P148)爱知外相在召见(12月9日)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时说:“齿舞、丹、国后、择捉等北方领土不包括在旧金山条约规定放弃的库里尔岛之中，而是日本固有领土。这些领土对任何国家都没有放弃过，也没有放弃的打算。苏联占领这些领土是毫无理由的，所以希望归还。这是日本国民的一致的愿望。日苏两国尚未签订和约，希望解决领土问题，建立起日苏间真正持久的友好关系。”[1](P148)然而，爱知外相的谈话无济于
事。1970年4月6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祖罗夫同来访的日本特使川岛说，在北方领土问题上,“和过去回答的一样，苏联现在的立场丝毫没有改变。”6月6日，在苏联的对日广播中说，日本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运动”是“日本对苏联的领土要求”,“会引起日苏双方的怀疑和反感，只能使日苏关系恶化，这将使日本本身希望解决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增加困难。”[1](P149)对此，日本继续针锋相对,1970年初，佐藤首相对记者说:“总之，必须于协商中得到解决(北方领土)，别无他途。幸而在我国连共产党都鼓励着我们‘要解决北方领土’。我主张以这样声势高涨的国家舆论作后盾。”[5](P139)同年10月21日，佐藤在联合国成立25周年纪念大会的发言中说:“关于我国固有领土的北方领土问题，日苏之间的商谈现在尚无进展，因此两国之间还未见缔结和约。……我想于尽快的时间内求得日苏之间领土问题的最后解决，我希望日苏和约的缔结可以建立真正的友好关系，而对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作出更大的贡献。”[5](P138)虽然，日本外务省事务局等部门曾反对佐藤将北方领土这个日苏之间的问题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及。果然，佐藤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遭到苏联共产党《真理报》的严厉指责，称佐藤的言论“同日本正在重新出现的军国主义复活的动向相吻合。”[6]接着，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和塔斯社也严厉斥责佐藤在联合国的言论，是“复仇主义的因素成了日本外交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5](P139)不仅如此，苏联驻日临时代办奥科涅什尼科夫还特地到日本外务省，向外务次官森治树口头转述了苏联政府对此事的声明，其要点可概括为:“一、(日本)设立冲绳、北方对策厅，成立北方领土问题对策协会，推行北方领土宣传月。二、这个运动同发展日苏友好关系是势不两立的，这个运动的活跃发展只会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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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间的实际问题难以解决。三、日本提出已经解决的领土问题，是与德苏条约(指1970年8月签订的德苏《莫斯科条约》，该条约承认二战后欧洲各国边界)签订后出现的当前国际局势发展的总趋势的行为。四、日本政府再三表明要促进日苏睦邻关系的发展并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希望对苏联政府的上述观点予以充分注意，并停止对苏联的不友好运动。”[5](P139)对此，同年11月17日，森治树向奥科涅什尼科夫传达了日本政府的答复，其要点为:“一、苏联将我国(日本)全体国民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强烈愿望看成我国部分人士的人为运动，甚至指责政府与国会所执行的一系列的国内措施，只能认为是试图干涉他国国内事务。二、苏联表示促进归还北方领土使日苏两国关系的实际问题难以解决，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言论，我们担心这种态度对日苏关系的稳定发展恐将成为否定的重要因素。三、北方领土问题之所以产生，只是由于苏联非法占领历史上从未归属任何别国的日本固有领土并拒绝归还日本，才形成了这种不自然的状态，是不能与世界任何其他领土问题相比乃至一律看待的问题。四、我国在探求对苏联的睦邻关系的发展，为了使日苏关系在真正稳定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希望尽快解决北方领土问题，并缔结和约。我国认为，苏联将北方领土归还我国，从而缔结日苏和约，不仅能增进两国关系，而且真正有助于增进亚洲的和平与安全。”[5](P140)由此可见，日苏双方在领土问题上的立场尖锐对立，难能妥协。
进入1971年，日苏继续为“北方领土”问题争论。是年1月1日，日本佐藤首相重申“北方领土是日本固有
领土，无论如何要求归还。”而3月30日，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反驳说:“由于日本的一部分人试图把领土问题当作工具，这对日苏关系是毫无益处的。”[1](P149)5月10日，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与日本外相爱知又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交锋，各自批驳了对方的主张。
但是,1972年1月20日，在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日前夕,《真理报》发表了对日观点微妙的文章“现实所要求的东西”中指出:“虽然日本的一部分人故意利用领土问题，但苏联认为在互惠基础上扩大同日本的合作决不是没有可能的。”[7]它意含着苏联愿把“领土问题”先放一边，着重日苏“经贸合作”的讨论。《真理报》的文章还指出:“在日本设有外国(美)军事基地的情况下，要使日苏关系全面正常化，在条约(日苏和约)上固定下来是困难的。这种正常化关系到两国长远的利益和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对此，日本外务省再次表示:“日本方面坚持解决北方领土问题是缔结(日苏)和约的前提这个基本方针。”[1](P150)1月21日，日本还利用苏中关系的紧张状况对苏联施加外交牵制，日本媒体宣称，从有关方面得悉，中国周恩来总理对日本“总评”和中立劳联访华代表团、冲绳访华团、社会党访华团等三代表团明确地说明了:“我们支持日本国民对归还北方领土的要求。”[1](P150)接着,1月24日，葛罗米柯与福田纠夫在日本外务省的会谈中，葛氏反复说“这是个伤脑筋的问题(指北方领土)，并一再重复‘已经解决’的原则”。1月27日，发表《日苏联合声明》时，日方要求将“解决北方领土问题”是“缔结日苏和约的先决条件”这样的“间接表达词语”写进联合声明，却由于苏方的强烈反对而未能达到目的。参与此次日苏会议的松本俊一认为:“(日苏)联合声明只提‘今年内开始缔结和约的谈判’，领土差别问题怎么解决
却完全没有谈到，虽然有人重视没有提出‘领土问题已经解决’的主张，但从熟悉苏联对领土问题的一贯主张以及领土谈判经过的人看来，认为已前进一大步的见解实在太天真了。”[8]
在日本国内,1972年3月27日，以“千岛齿舞居民联盟”理事长山下为团长的请愿团(26人)从北海道前往东京，会见佐藤首相，要求归还北方领土与缔结日苏和约。7月11日，日本外务省公布在9月底以前举行日苏和约的预备谈判，举行正式谈判的外长会议日期定为10月或11月，会议地点在莫斯科。7月30日，日本外务省又确定:“归还北方领土与(合作)开发西伯利亚秋明油田是不可分的。”意即苏联如不同意归还北方四岛，日本政府就不能答应对秋明油田开发的合作援助。
1972年10月21日-23日，日苏外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以大平外相为团长的日本代表团与以葛罗米柯外长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就北方领土与缔结日苏和约进行了谈判。日本大平外相坚持归还北方四岛为缔结和约的前提。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只同意在日苏和约谈判中包括领土问题，但强调苏联在领土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是不能改变的。会谈无结果。但日苏双方同意今后继续协商。接着，日本内阁更迭，田中取代佐藤。10月28日，日本召开第70届临时国会，田中首相在会上发表演说时提及日苏关系:“我国(日本)与苏联在贸易、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流日益加深，但有必要进一步缔结和约，以建立日苏两国稳定的友好关系。日苏建交以来一直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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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决的北方领土问题，希望在国民支持下得到解决。”[1](P153)田中讲话反映出在对苏关系的北方领土问题上，与前任首相的立场并无多大改变。
二、影响日苏关系的其他因素
日本的反美反战运动进一步高涨,1968年1月间，日本人民发动反对美国航母“企业号”驶入佐世保港的斗争。3月间反对修建成田(在千叶县北部)军用机场和开设王子(在东京都北部中央)美军医院。6月间抗议美军飞机在九州大学院内坠毁造成的灾害。9月间冲进立川(在东京都西部)的美军基地。10月间在新宿(在东京都新宿区西南端)发动国际反战日斗争，等等。“截止1968年10月的第三次国际反战日以前，社会、共产两党为反对美国核潜艇及航空母舰开进日本港口曾采取了20多次统一行动，在第三次国际反战日，在17个都道府县的49个地方进行了共同斗争。”[9](P874)于是，佐藤政府一方面镇压人民运动；另一方面配合美国政府，表示希望越南能够实现和平，并明确表示“对和平实现后的越南战后复兴，日本也将提供积极合作。”[9](P874)与此同时，日本的对苏外交也积极主动起来，尽管苏联于1968年8月20日以“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为借口，苏军以华沙条约组织的名义出兵20多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日本外相爱知揆一还是于1969年9月4日对苏联进行了6天的访问。期间，爱知外相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因赴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而临时中断与爱知的会谈)、外长葛罗米柯等进行了会谈。爱知外相试图以默认苏联侵捷，牵制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成功(9月3日)以及美国宇宙飞船登月成功(7月16日)和提出尼克松主义(7月25日)的背景，获取苏联
对日外交的让步。日苏会谈的主要内容包括：北方领土问题、渔业安全作业、日苏文化经济交流和国际形势的见解等。但会谈未取得积极结果。柯西金于9月4日提到北洋的安全作业(渔业)“将予讨论”。苏联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在9月5日提出“希望(日本)考虑1966年苏联提出的苏联渔船请求停靠日本港口的问题。”而爱知外相认为“如果允许苏联渔船停靠(日本港口)，就会牵连到同其它国家的关系，因此不能接受。”9月8日，葛罗米柯与爱知会谈约定:“一、于1970年较早的时间在东京进行日苏定期协商、葛罗米柯外长访日；二、日苏谈判北洋渔业的安全作业；三、考虑释放被扣留的渔船船员，等等。”[5](P138)
本来，日、苏约定“于1970年较早的时间在东京进行日苏定期协商、葛罗米柯外长访日”。但由于“北方领土”问题争执等因素，这次“约定”被推迟了。国际间出现了美国乒乓球队访华,1971年4月10日，中美“乒乓外交”开始解决两国关系[10]。同年7月9日-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取道巴基斯坦访问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7月16日发表公告：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11]。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即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12]。而在此之前几月,1971年6月17日，日本和美国签订《关于琉球岛及大东岛协定》，即“归还冲绳协定”。该协定规定，自1972年5月15日协定生效之日起，美国将“冲绳的行政权”归还日本(在归还冲绳协定签字那天，美国国务院就把该岛的主权和
施政权明确区别开来，归还给日本的只是施政权，以此表明在领土主权问题(美国)采取中立立场)[9](P893)。同时，日本在冲绳仍要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确保美军在冲绳行动的绝对自由。该“协定”竟然非法地将我国的钓鱼岛列屿划入冲绳行政“归还区域”。对此，早在1970年12月29日，我国《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明确指出，钓鱼岛是我国神圣领土，谴责日本妄图侵占该岛屿。1971年5月1日，我国政府抗议美国把该岛屿列入冲绳行政权“归还区域”。我国外交部于1971年12月30日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国和日本的非法行动，明确指出钓鱼岛列屿是中国固有领土，重申中国对钓鱼岛列屿的领土主权的不可侵犯性[13]。
与此同时，苏联与中国的关系仍处于相当紧张的对立状态。日本政府认为，此时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日将会向中国施加外交压力，离间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从而会对日本作出让步。从表面看,1972年1月23日葛罗米柯一行抵达日本举行第二次“日苏定期协商”，其气氛“相当缓和”，与“友善”日苏双方都强烈表示希望缔结“和约”，讨论了缔结和约的“各种条件”，除日本要求的解决“北方领土”问题苏联依然不作让步外，日苏双方同意实现两国首脑的互相访问，今后每年举行“日苏定期协商”,“葛罗米柯外长还表明北方水域被扣留的14名日本渔船船员将全部释放。”[5](P141)最后发表的“日苏联合声明”指出:“一、为了使日苏两国关系得到持久的稳定，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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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开始缔结和约谈判。二、努力实现两国首脑的相互访问。三、今后每年轮流举行外长的定期协商。
四、从长远观点出发促进两国的经济合作，等等。”同时，日苏还签署了文化交流与努力履行候鸟保护的协定与条约。这次日苏“协商”被日本个别学者称之为“葛罗米柯外长访日，对发展日苏关系作出了贡献。”[5](P142)其实作为最实质和关键的“北方领土”问题，苏联丝毫未作让步。
苏联此次在外交上的对日“友善”与“让步”，明显是为拉拢日本以孤立中国。然而，为了佯作此次日苏会议未针对中国，福田赴夫外相还在1月27日特意宣称，会谈“几乎没有涉及到中国问题”，并向记者表明,“目前还没有到(北方领土问题)一致之点”[14]。而葛罗米柯却对记者说:“日本和其他国家谋求同中国的正常化，苏联并无异议，也不反对，但希望不破坏同苏联的关系，也就是不损害苏联的利益和安全。”[5](P142)而参与了日苏谈判的日本松本俊一对“日苏联合声明”则作如下评述:“葛罗米柯访日的最大目的，本来就在于了解日本对日中问题的想法，同时牵制日中的接近。既然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目的，那末，送这样的‘小礼品’就不算是意料之外的。即使开始谈判，也完全可以预料双方的主张立即就会冲实起来不得收场(指领土问题)。今后谈判只能：一、加强日本国内舆论，作为谈判的后盾；二、加紧促进日中的接近，以增加对苏谈判的力量。”[154]由此可见，日苏关系中总是存在着中国因素。
1972年2月21日-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并发表中美《上海公报》。中国政府重申:“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回归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国政府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15]美国总统访华与《上海公报》对日本的对苏外交增加了一定力量。
1972年7月，继佐藤内阁之后田中角荣内阁组成，大平正芳任田中内阁的外相。田中内阁在外交上首先进行的重大举措是日中邦交正常化。田中一行于9月25日-30日访问了中国。在北京中、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中、日双方宣布，自“声明”签订之日起，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日，大平正芳外相在北京举行记者
招待会，代表日本政府宣告，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宣告结束[16]。
对象数据库
日中联合声明发表后，苏联在对日关系上产生了表面平静而内心不安的心态。首先,9月29日晚间苏联电视广播极其简单地报道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正式开始，苏联表示“欢迎”。但同时，苏联广播宣称:“苏联所注意的是，日中两国的邦交正常化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如果损害第三国利益，苏联则不赞成，这是苏联始终不渝的原则。只要不违背这个原则，对毗邻的日本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没有异议。”[5](P144)10月3日，苏联《远东问题》杂志第三期在谈到日中关系时竟然说:“向日本靠近的中国宣传机关，
愈来愈加强反苏彩的事实，引人注意。毛主义者正在散布关于苏联以及苏联对外政策的无中生有的消息。他们叫嚷说，苏联在亚洲简直是施行‘包围’中国的政策，苏联在准备进攻中国。北京在所谓‘北方领土’问题上公开挑拨日本报复主义者提出更恬不知耻的要求。周恩来总理威胁日本实业家说，同苏联扩大通商、经济关系也许可能会给日中关系的正常化带来麻烦。而且，在这次日中关系正常化之际，中国方面对日本内政进行干涉，在佐藤首相辞职后对推选新首相企图施加影响，并对日本报纸派遣驻北京特派员一事附加了种种条件。”[17]苏联的这种歪曲事实的言论，充分暴露了在美中、日中外交关系接近正常化的形势下，与中国对立的苏联难以推进苏日关系的复杂与不安心态。
日本政府为缓和苏联的疑虑，还向苏联表明将派大平外相访苏，并商谈葛罗米柯外长访日时定下的1972年内就缔结日苏和约进行谈判。随后，日本驻苏大使新关又同苏联就此进行了预备性磋商，但由于苏联的疑虑与在“北方领土”问题上所持立场的强硬，苏联对“约定”的1972年内就缔结日苏和约进行预备性谈判持有消极态度，该“预备性谈判”在1972年终于未能进行。
1972年以后的30多年，远东国际形势和苏联国内形势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国家由俄罗斯取代，但日苏(俄)关系中的“北方领土”问题与缔结日苏(俄)和约问题，基本无有进展。
三、结束语
时至2005年，日俄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争执几乎与1972年相差无几。2005年7月29日，俄罗斯《红
星报》发表文章指出:“大多数俄罗斯公民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作为战胜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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