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与文赋的成熟严杰（南京大学）赋，介于诗与文之间。文赋，类似于现代文学中的散文诗这种体裁。赋产生于先秦，繁盛于两汉，后人常将汉赋视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性文体。汉以后，赋的体式屡有演变，后人对其体式的划分纷繁不一，未有定论，然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古赋、骈赋、律赋、文赋。至于“文赋”这一名称，似由元代祝尧最早提出，他说：“赋若以文体为之，则专尚于理，而遂略于辞，昧于情矣。……赋之本义当直述其事，何尝专以论理为体邪？以论理为体，则是黄 牡 杭父鲈隙 秤诤斡校拷窆邸肚锷 贰ⅰ冻啾凇返雀常 晕氖又 戏沤袼 埃 粢愿陈壑 帧步獭撤焕状笫刮杞＃ 辗潜旧 ！雹俅撕竺鞔 焓υ 母沉形 持 惶澹 衔 拔母成欣矶 в诖恰雹凇ＷＲⅰ⑿焓υ 疾煌瞥缥母常 欢 酆狭饺怂 裕 梢缘贸龉湃司菀耘卸衔母持 宓牧礁鲋饕 卣鳎 床扇∩⑽牡谋史ǎ 运道硪槁畚 鳌ＷＲ⒃诼凼鲋芯偎未 费粜蕖肚锷 场贰⑺臻 冻啾诟场肺 蚴且云湮 母成熟期的代表作。我们可以更确切地说，《秋声赋》是文赋成熟的标志。①祝尧《古赋辨体》卷八。②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欧阳修与文赋的成熟·３４３·文赋之所以成熟于宋代，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首先有必要从大处着眼，着重认识几个方面的情况：一、文赋采用“以文为赋”的手段，在唐宋古文创作发展的背景下形成、发展，直至成熟。二、“以文为赋”与唐宋诗人“以文为诗”的倾向基本同步。三、文赋尚理，与宋代文化、学术风气有关。宋人好思辨、好议论，表现于各类文体，于文赋亦然。四、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文体意识，形成“尊体”与“破体”的对立，“以文为赋”正是“破体”的手段。对于以上情况，当代赋学研究多有涉及，兹仅作简要论述。①唐代古文创作在中唐形成高潮，韩愈、柳宗元最有号召力，而天宝时萧颖士、李华等为先驱。古文家进行的文体革新，对赋的创作有明显影响。李华《含元殿赋》著称于当时，铺陈之外，多有议论，正是古文家的文风。韩愈、柳 宗元赋作皆以居多。柳宗元的赋成就尤高，而其精神与散文无异，“其内容既不强调体物写志，其形式也不重铺陈排比，进一步开拓了文、赋不分的道路。”②韩愈《进学解》一文仿东方朔《答客难》与扬雄《解嘲》，类近赋体，骈散结合，多对偶排比，而以散文气势贯穿，可以说《进学解》已标志着文赋的萌生。晚唐杜牧《阿房宫赋》以议论精警著称，今人多视其为优秀文赋，古人则多以为此赋远启宋代文赋之先，如祝尧日：“前半篇造句犹是赋，后半篇议论俊发，醒人心目，自是一段好文字，赋之本体恐不如此，以至宋朝诸家之赋，大抵皆用此格。”
④杜牧古文议论纵横，此赋正与其古文相近。实际上，稍前于杜牧的杨敬之《华山赋》亦属文赋名篇，曾得韩愈赞赏，《新唐书·杨凭传》记①本文内容与张宏生《文赋的形成及其时代内涵——兼论欧阳修的历史作用》（《文学遗产））２０００年第６期）有相关之处，可参看其文。②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第五章第四节《文的革新和辞赋的变化》，第４４１页，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③祝尧《古赋辨体》卷七。·３４４。谁是诗中疏凿手载：“敬之尝为《华山赋》示韩愈，愈称之，士林一时传布，李德裕尤咨赏。”杜牧显然曾借鉴《华山赋》，对此，洪迈将《阿房宫赋》“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等句与《华山赋》“见若咫尺，田千亩矣；见若环堵，城千雉矣”等句对照，指出“《阿房赋》实模仿杨作也”①。《华山》、《阿房宫》二赋从创作到传播都与古文、古文家密不可分。宋代诗新先后以欧阳修、苏轼为领袖，他们凭借古文创作的成功实践，吸取前人文赋的经验，创作出《秋声赋》、前后《赤壁赋》，标志着文赋一体的成熟，也代chinese fe?m?do?m
表了宋代文赋的最高成就。唐宋时，以文为赋与以文为诗的倾向基本同步。以文为诗，是韩愈诗的重要特点，虽然这不是韩愈的发明，但是将散文的创作手法大规模地引入诗歌，却不能不说是韩愈的创新。关于“以文为诗”的内涵，大致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以古文的章法、句法为诗，一是以古文的议论方式为诗②。后人对韩愈以文为诗的评价高下不一，其影响尤其是对宋诗的影响却是不容低估的。宋诗以文为诗的特正是由学习韩愈而形成。清赵翼日：“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③这里对诗坛大趋势的把握是确切的。韩愈在以文为诗的同时，也将这种探索伸展到赋体，以文为赋，他的几篇赋或为，或近于文赋，都不受骈偶的拘束，结构与散文差别不大，前述《进学解》虽无赋之名，却有赋之实，是不拘一格而以文为赋的产物。韩愈所赞赏的杨敬之《华山赋》中大量运用散文手法，则是一篇优秀文赋。进入宋代，古文创作高潮再起，韩愈受到极大推崇。唐宋两代古文发展的情况有所不同，从总体上看，唐代古文家们进行的变革并没有与诗歌发生很紧密的联系，就连韩愈本人在以文为诗时也只把诗当作“馀事”，而宋代古文家往往同样重视诗歌的变革，因此，北宋的文学变革并不囿于古文，而是诗新并举。这样，他们以文为诗的经验就更易于转入相邻文①洪迈《容斋五笔》卷七。②参看程干帆《韩愈以文为诗说》，见《古诗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③赵翼《瓯北诗话》卷五。欧阳修与文赋的成熟·３４５。体的赋，实行以文为赋。欧阳修作为诗新的领袖，诗文都学韩愈，对“以文为诗”的手法也有所发扬，转而用于赋作，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宋代文赋尚理、议论化的特点与宋代文化、学术风气有关。宋王朝崇儒尚文，提高士人地位，对儒学复兴乃至宋学形成起了促进作用。宋学重义理，好议论是其基本特征之一， 而好议论又主要以宋初以来疑儒家经传为开端。朱熹说过：“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④可见欧阳修是开宋学义理风气之先者。此后宋儒渐渐援释老，重心性，增强了思辨精神，使得宋学的特点更加鲜明。同时，士人地位提高，增进了自觉参政、议政的积极意识，他们常在诗文中议论政事，针砭时弊，直抒政见。宋人好议论，全面表现于各类文体，最能显示这一特点的是“唐诗主情、宋诗主理”对比中的宋诗，宋赋之尚理同样是此时代风气下的产物。至于唐赋，固然也有议论成分，但是程度远不及宋赋。宋初骈赋已多议论，如太祖时梁周翰名篇《五凤楼赋》，铺陈王朝开国气象，而以正大议论收束。宋初以来科举考试重诗赋，赋题常出自儒家经传，进士律赋多发挥经义，以议论见长，这对平日所作律赋也有影响。范仲淹作律赋数十篇，多谈政事，议论卓然，如《用天下心为心赋》中一段：“于是审民之好恶，察政之否臧，有疾苦必为之去，有灾害必为之防。苟诚意从乎亿姓，则风化行乎八荒，如天听卑乎惟大，若水善下兮孰当？彼惧烦苛，我则崇简易之道；彼患穷天，我则修富寿之方。”清李调元拈出此段，评日：“此中大有经济，不知费几许学问，才得到此境界，勿以为平易而忽之。”②对于宋人律赋，李调元评日：“天圣、明道以来，专尚理趣，文采不赡。”
③由此可见尚理多议论之倾向在宋赋的各种形式中都有表现，并不是仅有文赋如此，而是逐渐成熟的文赋使之达到极致。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文体意识，一方面，有人主张严格遵守文①《朱子语类》
卷八十。②③李调元《赋话》卷五。。３４６。谁是诗中疏凿手体的特定体制规范，是谓“尊体”；一方面，有人提倡对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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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加以变革创新，是谓“破体”。这两种倾向往往进行激烈的争辩，而“破体”现象在争辩中也得到继续前进的动力。“在两宋文坛上，…破体为文‟的种种尝试，如以文为诗、以赋为诗、以古人律、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赋为文、以文为赋、以文为四六等，令人目不暇接，其风气日益炽盛，越来越影响到宋代文学的面貌和发展趋向。”①种种尝试中，当然是“以文为诗”的影响最大，主要凭借这一手段，宋诗得以自成一派，而与辉煌的唐诗并称。就赋来说，赋与文的相互“破体”产生了重大作用。“以文为赋”与“以赋为文”，这两种“破体”手段互相渗透，相对弱小的赋受益更大，从而得以摆脱占有赋世界主导地位的骈赋、律赋的僵化危机，开辟新的道路，促进文赋的完全成熟。当然，这里也应该考虑到汉赋的“以文为赋”在赋体渊源上对宋人的影响。在文与赋的互相渗透中，欧阳修留下了典范作品，名篇《醉翁亭记》是“以赋为文”，《秋声赋》是“以文为赋”。同时，由于赋与骈文的紧密关系，还应该考虑到“以文为四六”旁及于赋的因素。“律赋雅近于四六”②，“以文为四六”的尝试势必会移用于赋体变革。从上述几方面情况来看，文赋在宋代成熟有必然的时代原因。另外，我们还必须探讨作者的个人原因。如果没有天才适时出现，文赋的成熟期将会延迟。欧阳修正是这样的天才。欧阳修《秋声赋》是文赋成熟的标志，这与他本人具有创新意识是分不开的。欧阳修在学术、文学上有多方面创新。经学上，他怀疑经传，重视义理，首创宋学风气。史学上，他讲求义例，注重史论，个人特鲜明。他马丁麦克多纳
的《集古录跋尾》、《欧阳氏谱图》，前者是金石学的第一部专著，后者①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文体篇》第三章《尊体与破体》，第６７页，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②李调元《赋话》卷五。欧阳修与文赋的成熟·３４７·创造了家谱的新样式，都是体制创新之作，影响深远。文学上，他倡导诗新，是领袖人物。他作诗学韩愈“以文为诗”，发展个人风格，重记叙，尚理性，开宋诗风气之先。他的词继承南唐词风而发展，承先启后，诚如清冯煦所说“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①。他的散文更具有创造性，其独特的风格被后人赞誉为“六一风神”。他引入散文的手法写骈文，改造骈文，宋陈善日：“以文体为诗，自退之始；以文体为四六，自欧公始。”②他所作《诗话》创造了随笔式的诗歌评论的著作体制。考察欧阳修的文学创作实践，可以体会他的文赋创新是在文体创新意识指导下进行的，得力于“破体”。钱钟书先生说：“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
③《秋声赋》正是“破体”之名篇，开拓文赋大道。欧阳修的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不可分离，而庆历新政失败后的被贬滁州是一条重要的界线。此前，欧阳修并非不重视文学创作，但总括来说，他更勇于实现政治理想，积极投入政治改革；此后，欧阳修产生退避意愿，政治热情不及以前，而对文学的投入超过以前，也加大了文学创新的尝试，包括赋体创新的实践在内。下文将依时间顺序论述欧阳修有关赋体创新的重要实践。庆历六年（１０４６），欧阳修在滁州作《醉翁亭记》。上文提及“以文为赋”与“以赋为文”的互相渗透，以《醉翁亭记》为“以赋为文”之例。这一点早有北宋人指出，宋祁说：“只目为《醉翁亭赋》，有何不可？”④秦观说：“《醉翁亭记》亦用赋体。”⑤他们当是因《醉翁亭中原钢结构论坛
记》文中描写景物、游乐场面采用了赋的铺陈排比手法而发为言论，虽然不理解欧阳修的作法，却敏感地察觉到他“破体”之异。《醉翁亭记》借用赋法而以简笔描写景物，纳骈句融入散体语调，都表现出创新意识。清吴楚材兄弟评①冯煦《宋六十家词选例言》。②陈善《扪虱新话》上集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③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第８９０页，中华书局１
９８６年第２版。④见朱弁《曲洧旧闻》卷三。⑤见《后山诗话》。·３４８。谁是诗中疏凿手日：“似散非散，似排非排，文家之创调也。”①这是对此文文体创新的高度评价。在文中，赋之丰厚气象，骈文之秀美和谐，与散文文势的疏放流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可以说，《醉翁亭记》已为文赋的成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皇｛；占元年（１０４９），欧阳修在颍州作《论尹师鲁墓志》，文中说：“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这表现出对骈文的通达态度，应是已知欧阳修在这方面最早的明确言论。在《醉翁亭记》中，有对骈文加以合理妙用的实践，不需赘述。骈文常用于公文写作及往来书启，欧阳修对骈文也进行变革，根本的做法是“以文为四六”。《后山诗话》谈宋四六时指出：“国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语与故事尔。杨文公刀笔豪赡，体亦多变，而不脱唐末与五代之气。又喜用古语，以切对为工，乃进士赋体尔。欧阳少师始以文体为对属，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陈振孙日：“本朝杨、刘诸名公，犹未变唐体。至欧、苏，始以博学富文为大篇长句，叙事达意，无艰难牵强之态。”②前引陈善语亦云：“以文体为四六，自欧阳公始。”可见宋人对欧阳修以散文改造骈文的创始之功有共同的认识。欧阳修年轻时为应科举考试，在骈文写作上用过很大功夫，
所作《上胥学士启》极见功力，而不离唐骈文传统。宋黄震评日：“一句一故事，非晚年明白言意者比。”③这指出此文用典频繁的特点。他及第后为官洛阳，转而努力创作古文，对其骈文写作产生影响，《上随州钱相公启》已有明显变化，高步瀛先生评此文日：“言情运事皆佳，然已纯为宋调矣。”④说“纯为宋调”未必尽然，而用事不似《上胥学士启》那般稠密，文气颇显疏落，的确初显宋调。欧阳修骈文的根本变化，还是应当在贬滁州之后。庆历五年（１０４５），欧阳修作《滁州谢上表》，其主体部分如下：“伏念臣生而孤苦，①《古文观止》卷九。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别集类《浮溪集》解题。③黄震《黄氏日钞》卷六十一。④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乙编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欧阳修与文赋的成熟·３４９·少则贱贫，同母之亲，惟存一妹。丧厥夫而无托，携孤女以来归。张氏此时，生才七岁，臣愧无蓍龟前知之识，不能逆料其长大所为。在人情难弃于路隅，缘臣妹遂养于私室。方今公私嫁娶，皆行姑舅婚姻。况晟于臣宗，已隔再从；而张非己出，因谓无嫌。乃未及笄，遽令出适。然其既嫁五六年后，相去数千里间，不幸其人，自为丑秽。臣之耳目不能接，思虑不能知。而言者及臣，诚为非意，以至究穷于资产，固已吹析于毫毛。若以攻臣之人，恶臣之甚，苟罹纤过，奚逭深文。盖荷圣明之主张，得免罗织之冤枉。然臣自蒙睿奖，尝列谏垣，论议多及于贵权，指目不胜于怨怒。若臣身不黜，则攻者不休。苟令谗巧之愈多，是速孤危于不保。必欲为臣明辩，莫若付于狱官；必欲措臣少安，莫若置之闲处。使其脱风波而远去，避陷井之危机。虽臣善自为谋，所欲不过如此。”此谢表叙事清晰，辨解详明，效果并不亚于散文。这种新体四六用典较少，对偶不求极工，旬式灵活，常用长句，虚词行于句中旬问，文势流畅，表达自如，呈现与传统骈
文的不同风貌，与他的文赋有相通之处。皇ｊ；占二年（１０５０），欧阳修在颍州与宾客燕集于聚星堂，座中咏雪，诗序云：“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事皆勿用。”这是对传统咏物手法的一种挑战，从中可见变更表现方法的创新意识。此后，苏轼曾两次仿效，其元祜六年（１０９１）所作《聚星堂雪》诗题下语云欧阳修当年“雪中约客赋诗，禁体物语，于艰难中特出奇丽”。欧阳修《雪》诗以新的表现方法独创一体，后人称之为“禁体物诗”或“白战体诗”。此诗“的
病因学确如作者自己所承诺的，没有犯那些平常写雪的诗所用的词。他只是写雪时、雪后的环境、气氛以及人物在此时此地的活动和感受。他确实没有像过去咏雪的作品一样，局限于刻画其外部特征，但依然能够使读者感受到这位诗人笔下所创造的活跃的雪的世界。”①欧阳修探索诗艺，为咏物手法开出一条新路，其内涵在于：“禁体物语这种手段，用意在于使咏物诗在表现中遗貌取神，以虚代实；虽多方刻画，而避免涉及物的外形。它只就物体的意态、气象、氛围、环境等方面着意铺叙、烘①程千帆、张宏生《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载《被开拓的诗世界》，第８７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３５０。谁是诗中疏凿手托，以唤起读者丰富的联想，从而在他们心目中涌现所咏之物多采多姿的形象。”①这里需要考虑咏物诗与赋的关系。诗、赋中都有专篇咏物的作品，从时间上来说，赋的咏物专篇出现较早，也较多。战国时，苟子就曾创作《云》、《针》、《蚕》等咏物赋。汉魏以来，人们对诗、赋这两种文学样式各自的特质有了明确的认识，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正是极其准确简明的概括。汉魏六朝，赋的体物手法、技巧在几百年的创作实践中得到充分的发
麻绳男展，其经验被诗人吸取用于咏物之诗，并逐渐形成贵在形似的时代风气。唐代诗人在咏物诗中常将体物与抒情紧密结合，使咏物诗发展到新的高度。至此，他们不满意巧构形似的体物之法，尝试摆脱传统。这种尝试启发了宋人，并在欧阳修咏雪的禁体物诗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那么，在咏物诗中对咏物手法的探索，能不能移用于本来以咏物见长的赋呢？从中国文学史及赋史的实际看，诗与赋常互相渗透，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再进一步问下去，禁体物语这种手段，能不能用于体物之赋呢？答案也应当是肯定的。因为，“体物着重其整体，重在环境的铺叙、氛围的烘托”②，本是赋的传统。同样，描绘事物外形，也是赋体物的重心。在后人的赋作中，如果强调使用禁体物语的手段，与描绘事物外形并不冲突。禁体物语的手段的精神在于遗貌取神，以虚代实，在赋中，它完全可以与写物之貌之实的做法结合起来。更进一步具体地观察《秋声赋》，《秋声赋》会不会使用禁体物语的手段呢？赋中所咏对象秋声本来就虚大于实，神重于形，赋中写秋声入耳一段后，继以秋、秋容、秋气、秋意表现“秋之为状”，虚实结合，写秋声之神。可以推断，在以禁体物语作咏雪诗的约十年之后，作于嘉祷四年（１０５９）的《秋声赋》借鉴这种手段写秋声是合乎情理的。通过上述庆历、皇祜年间的三个时间断片，可以判断欧阳修的文赋创新尝试涉及了散文与赋的相通、散文与骈文的相通、诗赋之体物手法①《被开拓的诗世界》，第９６页。②同上，第８０页。欧阳修与文赋的成熟·３５１·的相通。至于所受以文为诗的影响，则几乎无所不在，不需缕述。通过多年的尝试，《秋声赋》的成功已是水到渠成。写法上，《秋声赋》将议论与叙事、描绘、写景、抒情融为一体，构成艺术精品。总之，文赋所以在欧阳修的手中成熟，除了时代原因，欧阳修本人具有强烈的文体创新意识而进行探索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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