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徽昭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要：当下陕西本土文学批评没有影响全国，与陕西文学创作叫响全国不甚相称。陕西批评家不能像上海、江苏等东部地区批评体，及时关切文学新人新作，并为70后等年轻批评家提供发展平台，他们在省域内自我满足。孙新峰在《社会科学家》上撰文认为，陕西文学批评的春天已经来临。这或说明陕西文学批评出了问题，其主要症结是批评本体观念迷失、批评家身份认同迷茫、批评与对象间关系错位。陕西本土文学批评要焕发活力与生机，其批评理念必须进行更新，即：重置批评活动的本体观念，将批评视为文学文化活动整体的一部分，承认批评作为批评对象“他者”地位的存在；重建批评家的身份认同，批评家要认同和建立永不妥协、疏离而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身份；重构批评与对象间的关系，批评要通过不断自我警醒，与批评对象保持适当的心理与精神距离，进而建构起对位于对象的精神文化上的“反抗”关系。 关键词：文学批评；他者化；身份认同；知识分子中图分类号：
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1）03-0030-05
收稿日期：2011-02-01
作者简介：李徽昭（1975-），江苏泗洪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社会科学家
SOCIAL SCIENTIST 2011年3月
（第3期，
总第167期）Mar.,2011
（No.3,General No.167）
【文艺论丛】
国当代文学奉献了堪称经典的杰作，《创业史》、《平凡
的世界》
、《人生》、《白鹿原》、《废都》、《秦腔》等作品在不同时间点和不同文化类型、生活经验层面上为当代中国文学做出了独特贡献，在全国范围获得了广泛认
可。
然而，与当代陕西本土作家作品不对称的是，当下陕西本土文学批评家没有形成有全国影响的批评
体。
他们不能够像北京、上海等地的批评家，及时嗅察到文学思潮新动向，并予以推动发展；他们也不能象江苏、山东乃至广西等地的批评家，始终关切期刊、网络等媒体上新刊载的作品；他们不能像东部地区，宽
容70后批评家的思想与批评方式，
为年轻批评家提供成长的平台。长期以来，陕西批评家自我满足，陕西
文学研究者孙新峰在
《社会科学家》上撰文，认为陕西批评界出现了高原、平原、山地三派三足鼎立的可喜
局面，且认为陕西批评界的春天已经来临。[1]
实际上，面对陕西省域外鲜活生动的文学现场，他们近乎置身
于外，唯有李建军等个别乡党在异地独自发声。
探究其因，症结颇多，譬如较为封闭的经济文化环境、自给自足的文化资源、外来思潮与文化冲击力弱、圈子与体制的多重制约等等，或都可以作为诊疗的依据。但
就根本而言，这种自我满足、自我标高的批评局面是
陕西文学批评界批评意识匮乏、批评理念陈旧的表现。陕西本土文学批评界批评本体观念迷失、批评家
身份认同迷茫、
批评与对象间关系错位是形成这一现状的重要原因。陕西本土文学批评要焕发生机与活力，必须进行
理念更新，即：重置批评活动的本体观念，将批评视为文学文化活动整体关系的一部分，承认批评作为文学文本“他者”地位的存在；重建批评家的身份认同，批评家要认同和建立永不妥协、疏离而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身份；重构批评与对象间的关系，批评通过不断自我警醒，与批评对象保持适当的心理与精神距离，进而建构起对位于对象的精神文化上的“反抗”关系。
租借法案
一、批评活动本体理念迷失及其重置
孙新峰在其论文中认为，与陕西主要作家高原型、平原型和山地型气质形态相近，陕西批评界“出现
了高原派、平原派和山地派三足（派）鼎立的可喜局面”。[2]
在该文中，孙指出，在作家高原、平原、山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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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背后，活跃着本土高校中与作家“气质形态相近”的以研究陕西当代作家为主业的“研究所”及其间的学院批评家。实际上，这些研究所及其中的学院批评家们，与批评对象多是鼻息相呼，距离太近，导致批评视野局促，批评无法构成自身独立价值和批评效果，但在陕西本土，他们相互熟悉，一直保持“安稳祥和”的批评现状，但在2000年后，身居北京的李建军对此掀起重重波澜。李建军以自己的小说标准和道德标准对陕西作家进行了不断的批评，尤其以三评《废都》为标志，对贾平凹进行了细致
凌厉的解剖，他还对陈忠实等作家，从个别角度批评解读。随后，部分西安本土传媒推波助澜，一批陕西本土批评家对李建军进行了回应或者反攻式的批评。我们是否应该反思，孙文指出的陕西文学批评“可喜”现象与李建军的批评是否有某种关系呢，李所指出的情况背后是否有深层原因，文学批评在陕西本土文学活动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批评家应如何认识批评活动。
文学批评可视为“权力”实践的一种武器，对谁批评、如何批评，批评家实践了操纵文字的权力，文学批评也深层体现了批评主体的“权力”欲望，通过文学批评，似乎建构了批评在文学活动中的权力关系。权力还指涉一批作家的利益，或可以认为，在李建军和陕西本土批评家间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利益（“利益”在这里并非带有贬义彩的词语，而是一种零度中性词语），因而便会有“权力”之争。在这一批评纷争中，作为远离陕西本土安居北京的批评家，李建军的批评无疑触动了生活在同一利益空间的本土批评家及作家的利益。面对这种利益冲突，我们应该深思：究竟什么是文学批评？批评家与作家对批评活动的批评本体理念认识有多深？这些问题具有本质上的意义。放大到全国，或也有类似情况，即：代表不同权力与利益的批评家互相攻击，甚至陷入人身攻击；批评家与作家间关系越来越近，离个人的内心和思想越来越远；“红包批评”、“酷评”等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可以说，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出现了问题。我们的批评理论乐于、善于从教科书寻资源，而不是从批评实践中总结，批评家与作家们对根本问题——
—什么是文学批评——
—也很少深究、难得追问。陕西本土外，分布于国内大小报刊的各种批评文字也显示出对批评活动本体理念的误解，甚至可以说，批评活动本体理念在文学活动中严重迷失。
诸多的批评理论著作都认为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的重要一环，但理念不等于实践，不由实践生成的理念未必会在文学活动中得到有效实践，我们应该警惕单一的“唯理念化”思维模式。自“五四”以来，在理性主义的现代生活中，学科细分愈益严重，文学批评也被细分和命名为各种不同类型，种种类型的命名均试图建构起具有独自体系的批评“模式”。“模式其实就是某种事物的小规模复制品，省略了各种各样无关紧要的成分，因此模式总是对现实的一种简约，是一种再现”[2]。理性主义的批评思维模式显然有利于剖析各种不同的批评现象，但各种“简约”和“再现”忽略了
“各种各样无关紧要的成分”，这种“省略”无疑对批评
活动的关联性、本质性视而不见，或也可认为是批评
本体理念的迷失。当下，有关的“女性主义批评”（或性
别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形式批
评”、“心理批评”“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等多属于一
种被研究者“模式化”、“简约化”之后的批评思想，且
多来自西方批评理论中，没有了活生生的20世纪初
叶以来批评现场积累出来的中国文学批评经验和理
论原创。我们承认，这些批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对文
学理论和文学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间，
文学批评本体理念追问阙如，对于批评的本体哲学建
构没有实质性价值。
美国批评家约翰·克罗·兰姆说，“批评这东西
要完全正确地加以描述是很困难的”[3]，作为批评活动
的本体，作科学理性式的细分研究，将其概念做条分
缕析式的命名或者阐释，这一定程度上“省略”了模式
外的东西，缺乏“全人式”、整体性的理论思维建构。我
们能否尝试其他视角对批评活动的阐释或者建构呢，
这种视角既有整体性，也不会“省略”模式外的东西。
“全人研究”倡导将研究对象作为“人”而非“神”
的整体把握，[4]这种“全人研究”的思维模式实际上有
加权助于还原研究本体全貌，也避免了“酷评”。因此，我们
或可以认为“全人”视角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模式，这
一整体性的思维模式与人类学的思维模式相同。人类
学研究的前提是认可“他者”的存在，即将所有人类及
其所属文化视为具有同等地位存在的大的“文化整
体”。倘借用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将批评活动视作一个
文化整体、一个“全人”，文化整体中的各批评因素互
有其对位的文化价值。也可以说，批评主体外在于批
评对象，正如人类学家面对异文化、“全人”中各种内
在的冲突一样，批评家和批评对象以及批评对象身后
的创造主体间也是相异的世界。批评家的批评活动无
疑就是作为批评对象的“他者”而存在，批评活动就是
t800碳纤维对批评对象进行“他者化”的处理，为世界提供一种
“他者化”的视角。要言之，批评就是要对文本（或批评
对象）进行他者化处理，作为一个“文化整体”，这种相
异的“他者化”正是为了文化整体的健康发展。
批评之所以产生，与批评家、创作者间相异的生
活、文化情境有关，批评家批评意识的产生主要是由
于一种文化情境造成的压力。批评意识中，含有批评
家所生活、阅读形成的一种文化情境，这种文化情境
是由批评家（由于出生、民族、专业）在嫡属性①上与之
紧密联系的文化和由“社会的政治的信念，经济的和①萨义德在论文《世俗批评》（详见（美）萨义德著，李自修译，《世界·文本·批评家》，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25，32）中认为，嫡属性（filiation）是由故土文化所产生的，属于自然和生命领域，而相对的“隶属性”则通过批判意识和学术研究所表现出来，其属于文化和社会。我们将这一概念缩小使用，每个批评家、作家都有自己的嫡属性生命文化，也有产生于离开故土文化后所受学校与社会教育所形成的隶属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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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境况，自愿的努力和赋予一直的在隶属性上所获得的一种方法体系”[5]，或者也可以说是“嫡属性”与“隶属性”两者间产生的压力推动批评意识的形成，批评家身份或者心理意识上的隶属性与嫡属性之间产生的张力便推动批评活动产生。批评这种社会现象之所以产生，最为要紧的是批评家在批评对象“诱惑”下从原有文化情境的出走，进而是批评家自身心理与现实性文化情境渴望妥帖地寻栖居之处。从原有文化情境的出走中，批评家超越了现实性情境，从而实现了有效的批判。
因此，作为“他者化”的存在，文学批评受现实文化与生活情境的压力，它需要建构一种介入社会和政治的气度，应该重新赋予文学批评对生活阐释的能力。文学批评通过不断的他者化(以现代社会和批评家心理文化情境为主体)指明一种相异的文化世界，在文本的另一面呈现文本的批判，从而实现社会政治文化意义上对现代商业消费文化的批判。在我们的文学批评中，可以“熟练运用西方的理论和术语”，但尤为重要的是应该将“这些理论所蕴含的社会批判性和现实针对性”真正地移植过来，[6]或许这样，批评才能对文学本体活动做出富有建设性的批判，才能建构起文学对生活合理而富有“全人”性的阐释。
就陕西本土乃至全国文学批评来说，文学批评对文学本体活动建设性的批判和对生活“全人”性的阐释中，应该允许并认同来自“嫡属性”的不同文化情境的批评话语，陕西本土作家与批评家之间是文学活动的整体，应该互相认识到对方“异文化”性质的批评正是自身存在的证明。在陕西省域文化体系中，批评试图应该不断使自身接近于一个“他者化”的事实，并就这一事实及时做出文化、思想、道德和社会的判断，在此过程中，必须去除权力和利益对批评活动的异化。通过这种批评的“他者化”处理，使得文学在文化和现实压力中寻自身的栖息处所，在他者的文化情境中看清楚文学文本与批评对象的真实面貌。而正是文学批评的这种“他者化”视角对文学文本及批评对象进行不断反刍，才建构起陕西文学从本土走向全国的文本经典，积淀着属于中国文化特有的文学精神。
二、批评家身份认同的迷茫及其重建
陕西作家在遥远的西北出生成长，远离中国的政治或经济中心，也远离市场和荣誉，这种出身使得“不少作家不能以更高远的视界来审视世界、观照生活。陕西作家缺乏现代文明指衡下的主体精神姿态和价值理念，具体地说，缺乏彻底的批判精神，独立的人格意识，现代的公民意识、自由意识。他们离体制的距离太近，对来自体制内的评价和奖赏过于在意，让人觉得缺乏骨气和大境界”。[7]尽管做出上述判断的李建军也出身陕西，但李建军跳出陕西看陕西，对陕西作家的判断有了一层更深刻的揭示。对作家的这种判断同样可以放到陕西的批评家身上，陕西的批评家也大体具有上述特征。他们“离体制的距离太近”，他们“缺乏彻底的批判精神”，他们“缺乏现代文明指衡下的主体精神姿态和价值理念”。究其根本是陕西批评家的身份与价值认同往往是体制、权力、利益以及由其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们没有建构自己独立的身份意识。就当代陕西本土批评研究的实际情况看，西安工业大学有陈忠实当代文学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有陈忠实研究中心；商洛学院有贾平凹暨商洛文化研究所；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有贾平凹文学艺术馆；宝鸡文理学院有陕西文学研究中，其内下设了陕西当代各个作家的研究室。其他高校也有以陈忠实、贾平凹或者类似命名的相关研究机构。同时，贾平凹、陈忠实还分别担任不同高校的研究机构乃至教学机构的教授或者负责人。[1]这背后是当下批评主体——
—学院派批评家身份的迷茫。当高校纷纷引进作家，围绕少数几个已经拥有权力和地位的知名作家为中心，研究正在进行中的作家，并且知名作家还在不同的高校任职，这无疑形成了强大的话语体系，即批评对象与批评家已经构成了一个利益或者权力体系，“他者化”的必要条件已经被毁坏，这对健康
的文学批评势必构成无形的威胁。当下文学批评主力、学院批评也必然会无形中受到驻校作家的牵制，批评家的自由、独立、批判、不妥协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也便无法建构。
在上海、北京、江苏、山东等省，没有看到类似陕西这样高校与当下作家关系如此紧密的现象。作家可以到学校讲课，可以做驻校作家。比如上海的王安忆到复旦大学做教授，也确实带了研究生，但是复旦大学，或者上海的其他高校也没有成立王安忆研究中心。江苏当代作家创作了大批颇有分量的作品，苏童、毕飞宇、韩东、赵本夫、叶兆言等在中国当代小说发展中都创作了大量可资深入研究解读的杰作，但江苏各高校都没有对上述作家设立专门的研究中心。究其原因，批评家——
—尤其是学院批评家——
—清楚自己的身份定位，他们与仍然处在旺盛写作期的作家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这样既有利于作家写作，也便于批评活动的有效进行。
此外，大量的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太近，他们与作家是非常好的哥们、朋友，他们互相给对方颁奖，在日常文字中，他们互相交换表扬与赞美。这种良好的朋友关系对于文学批评难以构成有效的距离，导致文学批评多是表扬批评，这样的文字仅是话语游戏，对文本形成的文学空间构不成思想批判或者精神冲击。尤其是，一些批评家积极主动地认同身边的著名作家，他们乐于围绕着著名作家，消费他们，以对他们的褒扬建构自己的批评身份。譬如陕西有的批评家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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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个作家为中心，所有的研究视野只局限在一个人身上，成为“当世为贾平凹立传的第一人，也是为活着且不断变化的作家立传的第一人，更是跟踪观察、迅捷报道贾平凹行迹的第一人”[8]。这种研究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或者可以感受中国文学个人标本的发展，但过于靠近的人际关系无法形成有效的距离审美和批判，批评家的身份无法建构，仅仅成为作家的“附属品”，这样的批评家对宏观的中国文学现场缺乏感知，对整体性意义上的文学缺少深入透彻的研究，必然无法对作家及其文本形成有效的批判。
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士阶层延续而来，很难建构起独立批判的现代身份，这也导致更多的批评家认同体制。陕西本土文学批评比较典型或者突出，少有的几个全国著名作家不但在高校形成了拥挤的体制势力范围，而且在陕西文学体制中占据着作家协会主席的位置。在这样的语境中，作家容易成为表扬而不是批评的中心，这既与中国相关体制有关，也与批评家主动积极的迎合有关，对体制积极主动的认同在现实生活情境中无疑会带来许多看得见的利益。权力和利益面前，批评家身份则无疑是缺位的。
蒂博代认为，“批评行业的诞生是因为诞生了十九世纪之前不曾存在的另外两个行业，即教授行业和记者行业”。[9]教授和记者行业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无疑就是知识分子职业分化后的代表，作为一种知识分
子，他们之间也有“对立和斗争”。[9]可以说在批评诞生之初就具有了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特征。对于当下，文学批评要中兴，批评家身份认同必须独立自主地建构起来，批评家的身份认同只有一种，那就是流亡的知识分子，是毫不妥协、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一个批评家应该——
—萨义德有过表述——
—“机警、有力、不依附于教条、嘲讽、不畏惧正统和教理、尊重固定的非强制共同体”，[5]笔者觉得还应该在内心保持永远的疏离与孤独，对自我不断的怀疑与否定。在当下中国，消费和商业化与甚嚣尘上，知识分子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必须回到知识分子立场上。只有这种自由独立永不妥协的知识分子身份和立场，才能保持批评家“身位”的高度自由，批评才不至于“在作家的后面，是跟随状态”，也只有这样，批评家才能“经常处于创作的前面”，才能“督促”或引领创作，[10]才能建立批评对于文学与文化的有效创造。唯其如此，才能实践批评的有效性，才能建构批评家独立自由的主体地位和身份。
三、批评与对象间关系的错位及其重构
批评与对象间关系包括了批评视域与受反映生活、批评文本与受批文本、批评家与作家、批评与批评自身的多重关系。种种关系中，尤其紧要的是，批评家与作家、批评文本与受批文本之间的关系不可混淆，批评家和作家不可以将文本与文本作者相互置换。长期以来，陕西本土文学批评家，尤其是学院批评家，多乐于围绕本土作家进行批评活动，他们在高校建立诸多的本土作家研究中心、与作家建
立关涉体制权力等共同的利益关系时，潜在地抛弃了独立的“他者”位置的批评身份。显然，批评家与批评对象间的关系是错位的，在错综复杂的关涉利益的批评关系中，他们不自觉地将受批评文本与作家联系起来，而作家也不自觉地将批评文本与作家联系起来。总体看来，陕西本土文学批评家的批评生活与现实生活间没有形成有效的距离，其文学批评活动中往往涉及错综复杂的社会与利益关系。由于这种不健康的关系，导致批评家的批评动机是关系或利益，而不是批评对象具有批评价值。大多批评家对重要的批评对象——
中国特社会主义道路—文学文本视而不见、不作细读，多对文本后的作家世俗生活及与作家的社会关系感兴趣。在这样的关系中，要批评家具有批判精神和产生一种立足于独立自由、永不妥协的文学批评，显然颇为困难。
可以说，陕西和全国一样，在文学批评上具有共同的症状：“对权力与市场的附庸，传媒商业化的炒作，评论家丧失原则的吹捧，他们勾肩搭背，挤眉弄眼，上下其手，不负责任地讨好作者，坑害读者”，这种批评现状是不正常的批评与对象间关系的错位，造成这种错位原因很多，“一方面原因在于功利性批评环境造成。一般来说，评论有定论的作家很好发表，而评论潜在的文学力量往往不到发表的平台，因此许多评论家宁愿研究当红作家，也不愿关注潜力作家；另一方面可能在于——
—创作和批评良性互动的文学场域没有形成”。[7]功利性批评环境与非良性互动的文学场域也必然使得“感受性”的文学批评匮乏。在错位的批评与对象关系中，作家不必要去感受文学文本，不必要投入
自身文化“嫡属性”带来的情感，也就不会产生文化情境压力。他们间先在的利益关系已经确定了批评语调，只需套用理论来阐释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作家，这也难免导致“文化创语”的缺失。[11]如果认可批评活动在本质意义上是一种“他者”化视角的文学活动过程，那么，批评与批评对象间适当的心理、精神与空间距离不仅必要，而且是文学批评活动得以存在、文学批评具有批判力量的重要可能，甚至唯一可能。陕西文学批评存在问题的关键正是批评与对象间“距离感”的丧失。尽管心理、精神与空间距离在批评家的文本阅读过程中会造成批评家对批评对象的拒斥，但不妨碍批评活动的进行。批评家与对象间心理、精神与空间距离应该随着文本阅读不断调整，进而在心理与精神的调整中完成批评活动。这种批评与对象间的心理、精神与空间距离不排斥批评家与作家的日常交往，但日常生活交往与文本批评应该有相当的距离，这样的批评家与对象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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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才是批评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可能。
批评与批评对象间的精神与空间距离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差异化的策略。差异化是批评与对象间最重要的距离，差异化也是批评之所以存在的唯一理由。正是通过差异化的不断协调、互补、制约，才推动文学经典的形成和文学精神的逐步形成。差异化的前提是，批评家应该“更少政治倾向和更少偏见”，[9]他应该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他“不代表个人，而代表一种属性，因为进行思考的是一种属性，
是他对棋局和参加者的多元化施加了影响”。[9]批评家的“自由”中不单纯是精神方面的自由，也有物质方面的自由，这是差异化得以形成的物质条件。只有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自由，才能使得批评家的“属性”真正独立，才能对作家的多元化行为施加影响，也只有这样，差异化的文化环境才能真正形成。
进一步说，批评与其对象间应建立一种精神文化上的“反抗”关系，这将会打破那种阿谀奉承的裙带关系、围绕著名作家炒作自身的消费关系、盲目认同体制丧失独立意识的盲从关系。批评作为“反抗”关系的存在也是公民社会文化建构的必要条件，批评活动是公民社会文化建构的一个独立空间，批评家通过批评，对现有文学进行“反抗”，这为意识形态或者体制内的文学提供自身存在或者反观自身的一个镜像或证明。应该警醒的是，这种“反抗”不是“颠覆”，而“仅仅”是反抗，是对社会文化多元的丰富，意识形态或文学体制应该正视这种“反抗”的存在。因此，批评并非要用一种秩序代替另一种秩序，一种价值代替另一种价值，批评只是对文本提供一种对立面，批评是对文本的二度阐释，是批评家本人知识分子意识的凸显，是在社会生活中建构一种文化存在。
在批评与对象正常关系的建构中，还必须重视批评对自身的审视与批判。审视当下陕西本土乃至全国文学批评的现状，我们看不到批评家对自身的有效审视与批判，我们的电灯总是照不见自己，这是批评活动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也正是批评的危机所在。而在江苏等批评家的批评观点中，已经建构起了“对批评的自我批评”意识[12]，这中自觉的自我审视是批评有效性的重要保证。正如蒂博代所言，“没有对批评的批评的就没有批评”。[9]批评在批评实践中，应该不断反观自身，通过对自身审视
与批判建构起批评的主体性。在批评对自身的审视与批判中，批评家应重新审视批评家与世界、作家间的关系，重新审视批评活动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重新审视批评文本与人类生活、政治、社会和时间存在关系。对自身的有效审视与批判将为批评注入充沛的力量和生机，也将在自身的审视与批判中建构起批评在文学活动中的有效性、引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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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责任编校：阳玉平］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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