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什刹海西边，有许多大宅院，其中有一处是郭沫若的故居，现在是郭沫若纪念馆。纪念馆珍藏着有关郭老的许多珍贵的文物资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手稿，包括他在日本第二个10年期间作古文研究的全部手稿。
七七事变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只身回国请缨抗战，手稿就留在日本。一直到50年代，才辗转寻到这批手稿。郭老为此欣喜万分，在手稿的书箱上用含有魏晋笔意的楷书写上“沧海遗粟”四个大字，还用小楷写下了这批手稿失而复得的经过：“余以一九三七年七月回国后，此箱物稿遗留日本垂二十年，自以为不可重见矣。直至今年四月始由陈诚同志由日本携回，实属喜出望外，题此以志始末”。馆内的书刊文物精品当然是不少的，以笔者愚见，其镇馆之宝，当是这批手稿本。 手稿本就是作品的手写原本。手稿本大致可以分为：1、原稿本――作者亲手书写的稿本；2、清稿本――由他人抄录后再由作者亲笔加以批注、考证、修改的稿本；3、写样待刻稿本――在拟定版式、尺寸、字样后，按刻书要求重写一遍之写样，有时写了样而未刻保存下来，也就成为手稿本。也有一种刊印以后的修订稿本。手稿本一般都是孤本，留存下来不 易。宋、元人的稿本几乎没有了，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手稿残页，现在已成为深藏秘宫的书法墨宝。民国时期的稿本虽然不至于珍贵到这个程度，但从本文所举的几个例子也可以看出稿本的收藏价值。 稿本的价值主要在于这是研究作者的第一手资料，后人可以从稿本的删改、增补、校订，看出作者的写作思路和认识过程，了解作者撰写的真实想法。
章太炎的《汉微言》，是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钱粮胡同时撰写的，其中有许多描写袁世凯的地方，对袁极少微词，这和他大闹总统府的态度大相径庭，这是人们看到该书初版本后的印象。但后来发现了章氏的稿本，才知道原来章在原著中对袁颇多指斥，且言词激烈，终于看到了他当时的真实思想感情。
稿本也是最好的校勘对照本，它是一本书的最初形态，没有传写翻刻的谬讹，也没有后人的妄改臆删。即使是刊印过的修订稿本，可以用来校正后来印本的失误，补阙拾遗，纠谬订讹，也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和纪念意义。
还有一种是经名家之手校改过的手稿，同样是十分宝贵的。有一部《苏俄的文艺论战》，
系任国桢编译，1925年作为未名丛刊出版。这本书的出版，得到鲁迅的关心和帮助。任国桢1924年11月译完此书后，鲁迅为之校阅，并于1925年4月12日作《〈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由鲁迅校阅的这部译稿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翻开这部译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校改的笔迹。他不仅注意译文内容的修改，而且注意用字遣词的准确和通俗，从分段到出版款式，以致排印几号字都一一标明。由此可见为培养青年，鲁迅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
有些手稿，因为独此一份，即便它不是出于名家之手，也可能同样具有价值。南京年轻学者薛冰介绍过一种手稿本《中国土地问题概述》，实际上是一份毕业论文，作者是金陵大学的一位学生，写稿时间大约在抗战前一二年。书稿颇有史料价值，比如说到农民苦状，列有“”一节，举出30多种，多数为今人闻所未闻，像一种叫“百哥洋”的，本金一元，隔日付息一角，延付一次利息加倍。贫苦农民受盘剥之酷，由此可见一斑。书稿写在一种漂亮的稿纸上，以绿油墨在优质毛边纸上印出行格和边栏，版口上端以铅字排出“金陵大学文学院毕业论文”字样，这是完全依雕版书的形式了。
自注手迹本，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手稿本。如北大图书馆有一本《从文子集》，书中所收
6篇小说的空白处，都留有作者沈从文写的批注。藏书家姜德明还有1934年10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本《边城》，这本书也有作者沈从文的修订手迹。其中一些批注颇具史料价值。
俄亥俄 比如，写于《边城》中有这样两段，时间是1936年3月间：
三月二十一看此书一遍。觉得很难受，真像自己在那里守灵。人事就是这样子，自己造的囚笼，关着自己，自己也做上帝，自己来崇拜。生存真是一种可怜的事情。一个人记得事情太多真不幸。知道事情太多也不幸。体会到太多事情也不幸。
读过《边城》的朋友，可以从这些批注中品味到作者的思想感情，加深对这部著名小说的理解。
名人手稿是研究者、收藏家竞相索取的宠儿。其实不仅在今天。想当年，廖平子在澳门创办《淹留》杂志，全是清一的手写本。每期只出15份。蔡元培每期必买，甚至出几十倍高价购买。
撒切尔主义 作为民间收藏来说，要寻郭沫若手稿本这样的稀罕物当然是有难度的。名人手稿之所以珍贵还在于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手稿基本上都是孤本，保存不易。茅盾的《子夜》能
煤田地质与勘探
完整无损地保存至今，全赖他的二叔沈永钦（当时在交通银行做事）。茅盾把《子夜》手稿托付给他后，沈永钦即把它锁入银行的保险柜中。60多年后，手稿影印本《子夜》才得以问世。与《子夜》相比，瞿秋白一批手稿的留存就艰险得多。1927年2月，瞿秋白离开上海前将自己的一批文稿交亚东图书馆（实际上是一家出版社）老板汪孟邹，商定出一本《瞿秋白论文集》。文稿刚开排，发生了“四一二”，书出不成了。汪孟邹就把文稿放在租界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每月付保险费。待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也不保险了。汪把稿子又托郑超麟保管，这中间还经过瞿秋白的好友、《出版月刊》编辑谢澹如保管了一段时间。抗战胜利后，郑超麟把稿子送还亚东编辑所，不料阴差阳错，稿子不知被汪孟邹塞到亚东所的什么地方了。解放后，瞿秋白夫人杨之华通过郑振铎向汪孟邹要文稿，汪一下子不到，杨之华对他说，要陈毅市长向你讨。汪急了，动员亚东编辑所所有的人一齐动手，翻箱倒柜。终于在放纸型的几十只铅皮箱中到这部稿子。汪孟邹捧着瞿秋白的稿子，跪在天井里，朝天叩头说：“祖宗有灵，保佑我了！”杨之华收到文稿后，写了一封很热情的感谢信，并送了一部鲁迅编的瞿秋白译文集《海上述林》给汪孟邹。这真应了萧乾先生的一句话，萧老说：“别人家的东西什么弄丢了都好赔，惟独人家的稿子丢了不好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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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手稿得以保存更是奇迹。前几年，《团结报》上曾有一篇文章谈俞平伯《红楼梦辨》手稿失而复得的掌故。作者许宝揆是俞先生的内弟。文章说，那年平伯先生在上海以3个月时间写出了《红楼梦辨》，精神上一轻松，兴冲冲抱着一大捆红格子上誊写清楚的稿子，出门看朋友。晚上回家却愣住了，原来乘黄包车时，把稿子卷放在车座上，下车忘拿了。这下如风筝断线，无处寻了，俞先生当然急得要命。不料过了几天，顾颉刚先生（或许是朱自清，作者记不清了）来信说，他在马路上看见一个卖旧书的鼓儿摊上赫然放着一叠文稿，走近一看，原来是俞先生遗失的大作。惊愕之下，立即买了下来，这部手稿才得以完璧归赵。x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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