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历史经验 ——以大革命时期《中国青年》的创办为例 赛宾反馈抑制器王鹏程
【摘 要】〔摘要〕1923年-1927年的《中国青年》是大革命时期出版时间最久、最杰出的革命报刊之一，其创办发行与宣传，成就辉煌，其中凝结的我党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历史经验有：坚持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重视思想文化队伍建设；思想文化宣传既要面向大众，又要提高大众；坚持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思想文化。 【期刊名称】伊春论坛理论探索
【年(卷),期】2012(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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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页数】4
【关键词】思想文化工作;《中国青年》;大革命时期;历史经验mmc
【文献来源】www.zhangqiaokeyan/academic-journal-cn_theoretical-exploration_thesis/020128906633.html
门萨邦苏大革命时期的《中国青年》（以下简称《中国青年》）是我党领导的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从1923年10月创刊至1927年10月第一次停刊，其间共出版168期，留下了240多万字的宝贵思想财富。《中国青年》全面反映了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在复杂局势下对广大青年的宣传教育和指导，曾启发和引导成千上万人走上革命道路，积累了我党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丰富经验，对今天加强党对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仍有着重要意义。
一、坚持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
报刊作为思想文化宣传的主要传播和回馈途径，在近现代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中国青年》作为团中央机关刊物，是在全国青年中传播马列主义、党的政策策略和共青团决议的重要阵地，担负着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的特殊政治任务。大革命时期，我党始终坚持对刊物的正确领导，保证《中国青年》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成为党对广大青年进行无产阶级教育的有力工具。
（一）政治领导。1923年6月，党的三大在《关于青年运动决议案》中曾就团的出版物明确指出：“应注意于一般青年实际生活状况及其要求。”具体到对不同阶层的宣传上，要求“
对于青年学生应从普通的文化宣传进而为主义的宣传”，对于农民则“应开始从事于农民运动的宣传及调查。”〔1〕（P15）
为加强革命宣传教育工作，1923年10月中共中央、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又联合组织教育宣传委员会，颁布了《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该组织法第1条规定：“教育宣传委员由C.P.及S.Y.两中央协定委派委员组织之；其政治上的指导直隶于C.P.中央，并对之负责；至于组织上工作上之分配，概依两中央之协定议决而定，自当服从此等议决而于指定期间执行每次所分配之工作。”〔1〕（P18-19）
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的《关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对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的组织、宣传等作了详细规定。在青年工人运动方面，中央指出：“如何使我们的宣传能达到青年工人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目前最重要而唯一的问题”，要求通过调查青年工人的状况等，以确定适当的宣传、组织和教育方针；在青年农民运动方面，中央表示：“这种运动目前还是一种调查与宣传的工作。”要求注意乡村教育；在学生运动方面，中央要求：“学生运动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怎样使学生能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使他们到工人、农民众中宣传和帮助他们组织。”〔1〕（P41-44）《中国青年》正是以此为指导来精选文稿、细心编辑文章的。
（二）思想领导。首先，党对《中国青年》的思想领导体现在要求它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宣传马列主义。在党的指导下，《中国青年》既向广大民众介绍一些马列主义入门的书，也向一批知识分子介绍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既系统宣传马列主义的基本内容，也联系实际宣传马列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取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之急需。党要求《中国青年》对马列主义的宣传介绍要深入浅出，主要目的还是希望籍此提高广大民众认识世界、分析现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许佑嘉
其次，党对《中国青年》的思想领导体现在要求它完整、科学、准确地宣传党的政策和策略。在总结革命的经验时说：“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2〕（P1298）在大革命时期，党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最大政策和策略是：争取多数，联合多数，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为此，党十分注意在《中国青年》中宣传与国民党联合，宣传“革命统一战线”，并积极维护统一战线，号召为革命实行大联合，为争取解放而斗争。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青年》作为把革命的意识、革命的理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广大众中去的重要平台，使千千万万众的革命斗争从自发走向自觉。
（三）组织领导。党对《中国青年》的领导还体现在组织上的关心。《中国青年》的主编和主要编辑者是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精挑细选产生的。大革命时期，《中国青年》的主编先后为恽代英、林育南、萧楚女、李求实。1924年9月25日团中央局又明确决定在中央宣传委员会之下，组织一编辑部，负编辑《中国青年》和供《团刊》、《平民之友》稿件之责，并指定任弼时、张伯简、何味辛、邓中夏、张秋人、恽代英、林育南为编辑员。此后陆定一、刘昌等也在不同时期参与过《中国青年》的编辑。由于革命情况复杂，局势不断变动，这些编辑骨干往往身兼数职，他们因革命需要还不时被党组织调往其他工作岗位，对此中共中央也曾表示要着力解决。如在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组织问题议决案》就指出，过去党对于共青团的工作，“有几处地方任意调动共产主义青年团负重要责任的同志而未得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同意，是妨碍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上发展的一错误，以后各地应注意纠正这种缺点，尽可能的不调用共产主义青年团负责同志。”〔1〕（P72）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议决案》又再次强调：“党对团的指导与帮助，须注意保持团的独立精神……不宜任意调用团内负责同志，凡是兼团员的党员，应积极参加团的工作，以尽领导团员积极活动的责任。”〔1〕（P111-112）党对共青团组织的重视和对团刊尤其是《中国青年》的领导、指导可见一斑。
二、重视思想文化队伍建设
党领导和指导下的团刊实际上也是党的喉舌。我党高度重视思想文化宣传队伍的建设，十分注重《中国青年》编辑队伍和作者队伍的选择与培养。
（一）重视编辑队伍的知识结构。《中国青年》的编辑体有着完整系统的知识构成。作为刊物文稿的组织者、设计者、评论者甚至是作者，《中国青年》的编辑者大多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像恽代英之于唯物主义的宣传深刻精辟，其原因即在于他本身毕业于中华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且成绩优异，位列“三甲”；恽代英于中国教育界和学生运动的宣传鞭辟入理，也因为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本就是中国无产阶级教育家；像邓中夏、林育南之于中国工人运动的宣传能够大开大合，其原因在于二人本就是中国工人运动在全国、在武汉等地的领袖；像任弼时之于马列主义的宣传能够深入浅出，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他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刻苦学习等等。同时，《中国青年》的编辑者大多又具有除专业知识以外的其他广博知识，是熟悉编辑业务知识的“专家”式编辑，或称“编辑家”。在编辑《中国青年》之前，恽代英曾在中华大学主编过《光华学报》等；萧楚女曾担任过《崇德报》、《新蜀报》主笔，主编过《少年先锋》；林育南和恽代英等一起创办过《新声》半月刊；
李求实主办过《日日新闻》；邓中夏创办并主编过《先驱》；张秋人担任过《非基督运动》编辑，接任编辑过《政治周报》；张伯简曾兼任《平民之友》主编，等等。总体上说，《中国青年》的编辑知识结构合理，有着高层次的政治思想水平、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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