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辉②
：内容提要］罗孚是出生于广西的现代著名文化人，编辑报刊、出版图书一直是他文化工作的中心。身处香港的特殊环境，鲜明的爱国旗帜、锐敏的读者意识、强烈的文化责任感是他编辑出版活动的显著特征。罗孚的编辑出版活动及其渗透其中的思想对当下的编辑出版从业者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参照价值。 ：关键词］罗孚编辑出版活动特征启示专家：人民币大幅贬值可能性不大
罗孚(1921—2014)，广西桂林人，原名罗承勋，笔名石发、丝韦、史复、柳苏、吴令湄、辛文芷等。著名的报人、出版人和作家，是我国少有的会通内地与香港的跨代文化人。现代文学史家陈子善称他为“半个多世纪香港文学和文化发展史的见证人和忠实的记录者”③。从20世纪40年代桂林《大公报》的练习生开始，罗孚历经沉浮，一直活跃在新闻界、出版界和文艺界，担任过多家报刊的编辑，并策划出版了大批的精品图书和畅销读物。从新中国初期徐讦、叶灵凤的重新发现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梁羽生、金庸的走红，背后都有罗孚的积极推动和不懈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罗孚的研究多集中于其文学作品和文学创作活动，对他编辑出版活动的介绍和研究仍不够重视，涉及的文章极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本文拟结合目前所获资料，通过考察罗孚编辑出版活动，概括总结其编辑出版活动的主要特征，并结合现实进一步阐释罗孚的成功实践对当下编辑出版工作的启示和意义。
一、罗孚的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罗孚的编辑出版活动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1941年二十岁的罗孚进入《大
①本文为2017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近现代广西杰出编辑出版人体研究”(项
目编号：17FXW012)成果之一。
②曾建辉，男，汉族，江西樟树人，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③刘悠扬:《罗孚终于来了》，《深圳商报》2011年1月24日。
公报》，开始了报人生涯。他从最底层的练习生做起，写排编印发等流程都经历了一遍，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编辑出版工作者。后因战事，《大公报》迁往重庆，罗孚也随之在重庆大公报馆负责《大公晚报》副刊《小公园》，并以“封建余”为笔名开设《立此存照》的杂文专栏，模仿鲁迅的杂文样式和笔调，每日撰写一短文揭露时弊，抨击乱象。与此同时，他还为宋云彬主编的《民主周刊》写专栏，三言两语，言简意赅。1947年经同学赵隆侃的介绍，参与进步杂志《反攻》的创办和编辑工作，当时《反攻》的负责人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江竹筠，这段经历让他的思想得到了升华，革命的倾向日渐明显。1948年，胡政之抽调罗孚参与香港《大公报》的复刊工作，负责《大公园》《文艺》等副刊。在此期间，罗孚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文笔出、工作业绩突出，徐铸成夸他“文品皆优”，胡政
之说他“头脑清楚”，廖承志也戏称他为“罗秀才”。为适应香港读者的阅读趋向，扩大受众面，同时改变《大公报》略显单一的报道方式，1950年《大公报》的子报《新晚报》应时而生，罗孚担任总编辑。他审时度势，遵循大众阅读口味，定位于“知识性”和“趣味性”。一方面增加了香港本土化新闻的报道数量，重大的社会新闻集中于同一版、放置头版头条等显要位置，使得信息的冲击力大大增强了，而且新设了具有香港特的马经、球经栏目，加大服务性信息，让报纸更贴近基层读者受众；另一方面，在强化通俗性、易读性的同时，让属下编辑根据自身专长，设置了《下午茶座》《天方夜谭》《文化快餐》等文化副刊，提升报纸文化品位。此外，罗孚还参与创办了《文汇报》的《文艺》周刊和《海光文艺》等报刊，刊登了不少文学大家和文化名人的作品。众所周知，报刊编辑与出版界关系紧密，在香港报刊连载后再由出版机构出版单行本是行业惯例。罗孚在编辑报刊的过程中，也积极参与图书出版的相关活动。不但利用自己与文化名人的交往与友谊，推出了一系列的图书，而且根据自己丰富的编辑经验，挖掘新人，促成大批畅销读物的诞生。这些都对推动香港出版业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有着相当积极的影响。
二、罗孚编辑出版活动中蕴含的显著特征
罗孚作为一名长期奋战在编辑出版战线的文化战士，共产党人的身份让他在华洋之界、敌我之间保持着强烈的爱国统战特征。文人的底又让他保持着对思想文化动向的敏感以及强烈的文化责任感。他集共产党员、编辑出版人、知识分子三个身份于一身，编辑出版人是为社会所注目的外在，共产党员
和知识分子则是其本质的内在。这种多元身份的融合奠定了罗孚编辑出版活动的基调，也构成了其编辑出版活动的主要特征。
1.鲜明的爱国旗帜
“一贯爱国”是罗孚编辑出版活动的根本出发点。他初入《大公报》就在著名报人徐铸成领导下的编辑部工作，协助后来成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共产党员杨刚编辑文艺副刊。借助《大公报》以及《大公晚报》的平台，罗孚与爱国文化人柳亚子、田汉、林默涵等有了密切的接触。这种氛围在思想上和业务上都深刻地熏染了罗孚，他由进步青年成长为坚定的共产党拥护者，并最终成为其中的一员。在重庆期间，罗孚和刘克林、曾敏之等共同创办了《新生代》周刊，意在荡涤重庆颓靡的风气，打造出一个全新的充满希望的时代。这份周刊和宋云彬主编的《民主周刊》从内容和形式都很相似，多刊登简短的杂感式文章，针对具体问题有的放矢，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小见大，写尽现实万象。罗孚撰述发表的“周末杂感”系列杂文，紧扣现实，笔锋犀利，显示了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进步倾向。在抗战胜利后，他还利用自己编辑的副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建国思想，针对如何和平民主建国等社会热议话题，刊登各界人士深入思考的理论文章。罗孚亲自上阵，开设《太平人语》栏目，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劫收”乱象，预测分析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发展，表达民众渴求和平稳定的社会情绪。1946年底沈崇事件发生后，罗孚不畏压力，用八个版面的篇幅重磅报道此消息，抗议美军暴行，并对国民党政府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态度和两面派行径予以了批评。这种集纳式的稿件配置方
式和编辑手法，形式灵活多样，使得报道深刻全面，既拓展深化了主题，又强化了传播效果，推动了“反独裁、反内战”的和平浪潮的持续发展。
在香港期间，罗孚并没有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削减爱国的热情。在由劳资纠纷引发的“反英抗暴”的工潮中，他领导的《大公报》《新晚报》始终站在工人一边，严重抗议港英当局的血腥镇压行为，为工人的合法权益而奔走呼吁。罗孚在一篇评论中有“不到赤柱非好汉”的语句，表明了抗争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港英政府被迫做出了让步，修改了部分政策和管理规章。即使是长期羁留北京返港之后，他也是毫无掩盖地用笔传达出自己的赤子之心。
2.锐敏的读者意识
为读者着想，编辑出版读者爱读爱看的报刊书籍是罗孚秉持的工作理念。对于报纸编辑，罗孚主张“新闻要新，要及时”①，认为报纸最好不要迟发、漏发新闻，那样既暴露报纸的工作不够专业，而且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也不好。读者
环球华报
①罗孚：《关于沈从文逝世消息的杂感》，载《西窗小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第350—
352页。
读报纸的首要目的就是获取新鲜的资讯，用大量的信息来消除认知的不可靠性。报纸如果不能及时满
足他们的信息需求，直接的后果就是读者体的流失。编辑除了要遵从新闻的本质属性，及时编发时效性强的报道外，还需要做到言之有物，内容充实，信息量大。罗孚批评当时的报纸“给读者的废物真是太多了”，“不少时候，打开一份报纸，要不了三两分钟便看完，就是由于版面填充物太多之故”。①正是因为编辑没有抓住受众的兴趣点，所以报刊的内容缺乏吸引力，可看可不看的东西太多，质量平庸，毫无特，最终丧失了发展的根本。
传播学者麦奎尔认为读者受众可以定义为特定的媒体或讯息所指向的、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特征的潜在的消费者的集合体。②即读者可以被看作信息产品的消费者，是一种特殊的“受众市场”。罗孚长期处于香港这个市场经济发达和商业意识浓厚的城市中，他的读者意识实质上也是一一种锐敏的市场嗅觉，能够前瞻性地捕捉读者需求，制造阅读热点。罗孚在刚执掌《新晚报》时，为了吸引读者，也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他开始策划以“人物志”形式的通俗作品来反映时局，臧否人物。他先安排《大公报》的同事周瑜瑞，利用他在南京的目睹耳闻，假借蒋介石的侍卫官，以宋乔为笔名创作了《侍卫官杂记》，这在香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纸风行。罗孚借势推进，为了塑造“更真实”的蒋介石，他又鼓动《新晚报》的副总编辑严庆澎以唐人为笔名写了长篇章回小说《金陵春梦》，在《新晚报》上连载七年之久，1955年以单行本出版问世。这两部人物通俗演义图书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为流传，在华人地区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各阶层的读者，影响很大。其后推出的末代皇帝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记录张作霖的《绿林元帅外传》等也获得了很多读者的青睐。更让人称道的是罗孚对武侠小说
的发掘，堪称金庸、梁羽生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婆。1954年1月，香港太极派和白鹤派掌门人相约比武，引得全港街谈巷议、蜂拥观战。罗孚慧眼金睛、审时度势，机敏地劝同事兼同乡的梁羽生撰写武侠小说，并在《新晚报》上预告要刊登武侠小说，吸引了大量“好斗”的读者。在比武后的第三天，梁羽生创作的《京华》就在《新晚报》连载了，大受民众欢迎，“从第一天刊出后，读者反映十分喜欢，最明显的是报纸销量增加了”，“那时《新晚报》的竞争对手是《星岛晚报》，此举抢了风头，抢了读者，长了志气”。③罗孚又借势推进，让当时主持《下午茶座》的副刊编辑查良镛创作武侠小说。不久《书剑恩仇录》出炉，金庸作为一代武侠大师横空出世。正是基于这种锐敏的读者意识，罗孚的编辑出版实践能够不断地开拓创新，引领阅读潮流，让读者产生兴味乐趣，获得潜移默
①罗孚:《寄语总编辑们》，载《西窗小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第337-338页。
② D.McQuail Communication：An Introduction,Sage Publications,1983,ChapteM.
③张昌华:《罗孚：风景中的风景》，《新华文摘》2014年第2期。
化的熏陶与教化，从而达到文化与商业的双赢。
3.强烈的文化责任感
书报刊的编辑出版是传播知识、表达思想的活动，虽属产业性质，却与文化共生共长，具备浓重的文巴格西 下载
化特性。“怎么出书，出谁的书，出什么样的书，与编辑出版者的眼光、才情、境界大有关系，在最终的文化成果清单里，其实都带着编辑出版者的印记。”①尽管罗孚的图书报刊多是依托于大众传媒的市场化操作，但并不能遮盖其编辑出版活动中“文化为本”的特，罗孚身上体现出了一个编辑出版人的强烈的文化责任感和无私奉献精神。
社会科学战线
周作人最后的一本著作《知堂回想录》的出版就是罗孚大力促成、倾注心血的结果。这部长篇巨作近38万字，历时八年才艰难出版。由于周作人众所周知的历史问题，这部作品的问世坎坷多舛。罗孚曾坦白承认“对于周作人这一著作之所以拖延刊出，一个原因是我还有顾虑，怕他这些尽管是回忆性的文章依然属于阳春白雪，不为晚报的一般读者所接受；另一个原因是要看看他对敌伪时期的一段历史是如何交代的。后来见他基本上是留下了一段空白，这才放了心”②。这说明从商业和利润角度考量，周氏的作品是缺乏市场吸引力的。但摒除政治原因，这本回忆录在文化上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完整全面地了解新文化运动和周作人的心路历程是极其重要的。罗孚抱着不以人废史、不因人废文的态度，秉着保存周作人这位新文化运动亲历者、散文大家的作品遗产的目的，努力地推动《知堂回想录》的连载、整理和出版，最终使得此书问世。正如书中后记中所述“此刻看了全书，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承认这么好的回忆录，如若埋没了不与世人相见，我怎么对得住千百年后的社会文化界”③，这本书的问世正是罗孚、曹聚仁等编辑出版人身上强烈的文化责任感的彰显。有人评价说“罗孚为别人创造的机会，远远多于为自己留下的空间”④。当年近耄耋的老人郑超麟无力出版自己的回忆录时，罗孚变卖
了私藏，用最快的速度整理出版，保存了这一现代稀见的史料。为了著名诗人聂绀弩的诗集，他专门成立了一个小型出版机构一野草出版社，想方设法地让《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依次问世，而且费尽心血，搜罗辑佚，编撰完成《聂绀弩诗全编》，使拥有独特聂氏风格的诗歌得以内传。罗孚还挖掘了很多现代文学史上被“遗忘”的
①吴永贵:《民国出版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第3页。
②罗孚：《关于〈知堂回想录〉》，载罗孚著，李辉主编《南斗文星高：香港文人印象》，郑州：大象出
版社,2010，第26—31页。
③曹聚仁:《〈知堂回想录〉校读小记》，载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其文其书》，开封：河南
大学出版社,2004，第168—169页。英语统考
④李伟：《罗孚：我不要求谅解，因为我不原谅自己》，《人物》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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