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国家形象片双重韧性何以化解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结构性风险？ 作者：黄六招 文姿淇
来源：《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2年第04期
[摘 要]鉴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场域，在后搬迁时代亟须将焦点置于这类过渡型社区“搬后怎么办”的问题上。城镇集中安置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在后续治理进程中面临生计脱嵌、文化断层、社会稳定及空间衰败等相对 特殊的结构性风险，影响这类社区无法形成可持续发展机制。从韧性治理和结构—功能主义两者相融合视角出发，借由结构韧性与功能韧性及其两者互动调适的治理机制，为化解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结构性风险提供一种学理解释。主体韧性、制度韧性和目标分工建构冗余敏捷的结构韧性治理机制，通过结构韧性而产生的功能韧性反作用于结构的调适，二者在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共同催生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实现“前驱抗逆→稳定恢复→适应自治”的韧性进阶，有效化解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结构性风险，为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向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提供可行的方案。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结构性风险;韧性治理;结构韧性;功能韧性
中图分类号：D6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22）04-0084-12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十三五”时期，党和国家通过具有中国特的减贫政策将960余万众进行易地搬迁安置。2020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强化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搞好社会管理”。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完善易地搬迁集中安
置区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提升安置社区治理水平”。相较于分散安置，易地搬迁城镇集中安置的大型社区建成投入使用后，“搬得出”问题已得到解决，却普遍面临“搬后怎么办”的治理困境。质言之，这类社区在政府统筹下循着用城市生活取代传统乡土生活的逻辑，利用行政力量对贫困地区进行跨越式城镇化，基于政府主导的搬迁过程本质上呈现一种典型的建设逻辑优先于治理逻辑，在治理过程中不仅容易忽视搬迁众空间变迁所引致的生活方式转变、社会融入困境、文化系统重组及人口异质性等问题带来的不良后果，而且使这类过渡型社区容易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较为薄弱和易受到风险冲击的基础单元。鉴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以下简称“易扶社区”）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的重要场域，亦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下探讨易扶社区能否有效应对各类风险的挑战及化解治理困境的途径手段与应因之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学术界对易扶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主要从两点展开。环境工程学报
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第一，对易扶社区治理困境及缘由的相关研究。从微观个体视角而言，搬迁众呈现“搬城”却未“进城”的脱嵌特征[1]。一方面，“身体离场”导致其原有生产生活变型、社会网络断裂、文化良俗消解脱嵌于乡村社会;另一方面，“身份缺场”使其面临融入和生计困境脱
嵌于城镇社区[2]。从中观社区组织层面来看，常规化治理并不适用于特殊政策规划下的非常态化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3]，在空间重构和社会变迁过程中，它不仅需要类似城镇社区的常规化治理为搬迁体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和公共服务，而且承担着搬迁移民可持续脱贫的重要职能，在这种情境下当前的社区管理机构、治理模式常规化使得职能设置与人员配备不相符合，甚至出现了搬出地“管不了”、搬入地“无法管”的真空区[4]。从宏观政策执行视角而言，当前政策逻辑下强调经济集约效应的城镇化集中安置与后续发展实践限度存在出入[5]，换言之，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未充分考虑本地的现实发展条件和搬迁众实际需求，无土安置之下不少搬迁众无法适应“上楼生活”，易引发不满情绪而进行非正式抗争，引致社区紧张与冲突[6]。
第二，关于化解易扶社区治理困境的路径探索。当前易扶社区所面临的日常生活与制度之间紧张，归根结底是搬迁众在集中安置模式下空间剧变所致，这既是物质空间变更的过程，也是生计模式、文化信仰、社会系统全方位的调适[7][8]。在后续治理中关键是要实现搬迁众“从农村到城区、从农业到非农产业、从农民到市民”较为稳定的地域、职业和身份“三维转换”。基于此，不少研究从“分类施策”视角提出化解易扶社区的治理困境。譬如，政府要重视扶持政策的渐进过渡，避免政策断档出现大规模返贫，并基于多元发展需
警察分类管理求实现向“个体—社区—县域”融合发展转型[9];同步配给安置社区的“硬件”与“软件”，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便利性与通达度[10];营造具有紧密利益关联的社会关系，促进居民参与激发社区发展内生动力[11][12];谋求同当前城镇化进程相结合的长远规划和发展[13]，通过“内生”和“外引”提高发展水平，保障可持续性生计[14]。对社区治理主体而言，需加强外生型他治与内生型自治的协同治理，通过“党共治”“权能归位”的正向赋能以培育社会组织的社区参与能力[15]，提高搬迁居民治理主体意识。让“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自治社区”协同配合，实现公平、效率、社会团结的共生[16]，避免易地扶贫搬迁成为简单的“贫困平移”。
学界对易扶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是较为细致的，不仅从微观主体、中观组织及宏观制度设计三重视角分析了易扶社区在治理转型进程中所面临的“生计脱嵌”“移民返迁”“社区解体”等困境，还从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移民社会融入、生计发展等现实治理需求出发，总结分类施策和分层推进的治理策略。这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同时存在三个可拓展的空间。其一，针对易扶社区所面临复杂性、多样性的治理困境，如何进一步厘清易扶社区结构性风险的表现类型？其二，长效性的社区治理机制的理论探索尚未能满足现实需要，韧性治理作为城市风险治理的防范机制，是否同样适用于易扶社区治理场域？其三，
韧性治理在易扶社区有着怎样的治理逻辑，韧性何以可能？何以可为？借助于何种机制化解易扶社区的结构性风险？
本研究拟在回顾现有文献基础上，聚焦易扶社区实现可持续性治理有效议题，探索兼具有效性和普适性的治理手段与方法。广西南宁A县下辖6个镇4个乡131个村，系“十三五”期间国定贫困县，也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滇黔桂石漠化片区治理县。在易地扶贫搬迁规划下，县城集中安置来自辖区9个乡镇119个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5847户24423人（计划搬迁共24678人，另74户255人就近安置）。从2015年至2021年，A县易扶社区入选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典型案例、“第三批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并成为省级“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社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示范点。其不仅在脱贫攻坚时期的班子搭建、社工入驻、移民安抚等方面具有典型性，在乡村振兴的后续进程的实践中也表现出抗击内外扰动的可持续发展韧性。本研究拟从韧性理论出发，通过田野调查呈现多元治理主体互动的运行样态和实践逻辑，总结出一种长效治理机制以便为中国其他地区的易地搬迁大型安置社区实现后续治理有效提供借鉴。
二、双重韧性：一个分析框架
“韧性”亦称“弹性”“抗逆力”，大體强调各类主体面对外界风险、扰动时所具备的抗压、稳定和恢复并持续发展的能力[17]。理论界对“韧性”的认知经历了工程韧性—生态韧性—演进韧性三大阶段[18]。20世纪90年代被引入社会研究领域，并逐渐形成了“韧性城市”等概念。韧性社区是韧性理论在社区尺度上更精确的演绎，指以多元治理主体协同行动为基础，链接内外资源并有效防范应对风险和灾害，具有抗逆力、恢复力和自治力的能动型社区[19]，其基本构成要素包括多元主体及其相互关系、风险因素、社区地域。具体而言，社区韧性是形塑韧性社区的重要属性，强调非常态下社区治理体系仍可以有效组织、动员和协调，主要体现在能力、过程、目标三方面。首先，社区韧性是系列能力的集合，包括“稳定力”“恢复力”“适应力”[20][21];其次，是应对灾害风险及外部不确定因素时的一种过程机制，贯穿于风险分析、处置、复原及提升能力各方面[22];最后，提升社区适应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是社区韧性的目的[23]。
结构功能主义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流派，其提供了一种社会系统各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一般性描述图景[24]。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由多个子系统构成，并按照一定的形式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并发挥着“适应、目标达成、整合、维持”四项基本功能[25]（P17）。社区作为社会系统的微观语境，以结构—功能视角分析社区治理中的机制性结构和功能性
作用同样适用。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应用于社区韧性场域，至少有两个契合点。其一，外生刺激与内部均衡状态一致。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社会系统对外部环境变化进行结构与功能的动态发展、自我调节的均衡，这与韧性社区应对外在扰动时抗逆、恢复并适应的状态相适应，此时社区作为社会子系统在面对外部压力时需要改变治理结构以调整功能发挥，恢复系统原有平衡状态并最终实现新的动态均衡。其二，两者均注重行动与目的。一方面，结构功能主义以行动者的“位置—角”为基本分析单元，通过角预设与行为期待参与行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社区在面对外部恶劣因素影响时能否有效行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成员的能动性分工合作。就此而言，在社区韧性和结构—功能相互融合的视角基础上，提出一个由“结构韧性”和“功能韧性”构成的双重韧性分析框架，以解释易扶社区的后续治理逻辑。
（一）结构韧性：何以可能？
从结构功能理论视野出发，社区内各个子系统构成一个稳定而持久的结构，发挥着特定功能[26]，其中结构涉及系统内各要素间相互联系及作用的方式和顺序[27]。本研究所指涉的结构在于社区治理中的机制性结构，也就是说社区的正常运转和维系需借助治理机制
来发挥作用，主要包括主体、制度及目标三个维度，分别回答了社区应由谁来治理、如何治理及怎样才算治理好三个基本问题。
其一，主体韧性，特指个体及社处理突发状况的能力。个体是基层治理的主要力量和坚强支柱，社区韧性能力的实现离不开治理主体的角定位和集体行动。每个行动者在社区治理的具体行动中都将被赋予一定的角，并明确采取相应的行动。以不同角的行动者在社区治理中的定位和相互关系为基础，政府部门、社区“两委”、社工组织及居民个体等将形成有组织的行动综合体。在这个维度上，可通过增加个体韧性调动各方主体的参与力度和互动频率，形成具有共同利益、价值共识和持续互动的关系网络，从而构建韧性社区能动性的主体合力。其二，制度韧性。其作用在于面对复杂社区治理系统时提供一个合法合理的操作指南和衡量标准[28]（P4），最大程度保障社利益的同时，也能够维持社区的总体稳定。制度的本质是一种规范，社区韧性治理中蕴含着刚性正式制度和柔性非正式制度两种制度供给，共同构成社区关系行为的范畴。质言之，维系国家治理而制定的兼具权威性和强制性的成文法规和源自社区共同体普遍认同的民俗伦理、道德价值等不成文规范并轨运行，共同构成了社区权威性和补充性的行为规则体系以保障社区行动的秩序性，从而强化抵御内外扰动冗余性的韧性能力。其三，目标韧性。治理目标多元化能提高
治理体系的敏捷性，使其在高度不确定性情况下也能迅速回应进而发挥抗逆缓冲的作用。治理的缘起与归宿在于目标的达成，社区治理的最终指向是维护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社区不仅作为最基础的治理单元需要承接国家治理任务，保障社会稳定和维系可持续发展，而且要求回应社区居民日益差异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内生性需求。
（二）功能韧性：何以可为？
功能韧性是结构内部各自成分与外部情境相互作用所表现出的特性和能力。韧性是系统、体、个人应对复杂危机的综合能力[29]，也就是复杂治理中社区结构所表现出的功能。功能韧性在易扶社区治理进程中将依次表现为前驱抗逆、稳定恢复、适应自治的韧性功能进阶，并与易扶社区旨在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治理有效的目标相契合。
其一，前驱抗逆。这是韧性社区面对外在扰动的第一反应和直接表现，要求社区能够抵抗来自外部对社区基础设施的冲击，并防止其进一步螺旋上升，突出表现为对外来压力的抗逆功能。其二，稳定恢复。社区应对风险灾害等危机的能力，对社区具有基础性意义。即面对外来压力时，社区作为直面阻逆的整体，通过努力协调和通力合作进行高效的恢复。同时，强调社区多元构成要素间的共生性和互赖性，主张通过发掘社区的稳定、恢
羟甲基纤维素钠复能力，处理复杂的各级组织关系，从而使社区获得修复和发展。其三，适应自治。其旨在于强调社区能够建立和增强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并从实践中吸取经验以增加抵御风险的能力。一方面，侧重于危机学习，将一系列适应能力和集体行动连接起来，实现公众参与和社区自治;另一方面，社有能力塑造“改变的轨迹”，以其掌握的文化知识、传统习俗、自身经历及对社区的理解为基础，参与社区治理，发挥标杆作用，维持社区良性运转，同时，探索社区未来发展新路径，进而推动社区更新。
总的说来，结构韧性与功能韧性共同作用于易扶社区后续治理，当易扶社区面临外在扰动，也就是相对特殊的结构性风险冲击易扶社区时，社区治理的机制性结构将会进行行动响应，与此同时一种具备能动性、冗余性的韧性结构在互动调适过程中催生功能韧性的作用发挥，进而实现易扶社区的治理有效。一方面，社区治理体系的结构韧性影响着功能的输出，结构的稳定运转反过来产生一定的功能韧性;另一方面，功能是一定机制性结构下治理体系内在要素的存在目的和理由，也是社区治理体系内在要素及其结构的最终体现，通过结构所产生的功能反过来体现和调适结构（见图1）。杨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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