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８—１９４８）
张 辉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sdh传输
摘 要：史语所人员结构呈四级金字塔状，职位高低与人数多少成反相关；出生年份主要分布于１８９０—１９１９年，且随所发展下移，初创期以１８９０—１８９９年为主，发展期以１９００—１９１９年居多；近九成有高等教育经历，约三分之一有留学背景，主要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及欧美名牌大学的文史哲专业；籍贯分布于中东部１５个省份，大致从东南沿海、沿江向西南、西北边陲地区逐次递减；人员空间主要由地缘、学缘、血缘关系的熟人网络构成。通过分析其组织结构、年龄层次、教育背景、地域分布与人际关系之间相互牵动的情形，能够凸显学术发展与人际网络之间的结构性变动关系，从而揭示社会关系视域下学术帷幕间的各种利益交织。关键词：史语所；研究人员；体结构；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Ｋ０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６０５Ｘ（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９７－０９
作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第一个学术研究机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汇聚了众多学有专长的学界精英，开创了“集团式”研究的典范，在民国学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而“天下事莫难于创”，创始一个学术建制，招募人才是最基础的工程。我们常说“为事择人”，而天地之间“至难得者，便是人”。如孟子所言：“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况且“民国时期还是一个征募学术人才的方式未上轨道的时代，所以人际关系网络便居于相当的决定性地位。”①本文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研院史语所历年职员录（１９２８—１９４８）、聘书②与历年工作报告等其他资料相互印证，统计分析其组织结构、年龄层次、教育背景、地域分布与人际关系之间相互牵动的关系，意在探寻人际网络视域下史语所１５１名研究人员———１４３名本国人和８名外籍———的整体空间结构，希冀对这学界精英的输入管道与依赖路径有更清晰的认识。③由于用人权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说几乎从一开
①②
③潘光哲：《何妨是书生：一个现代学术社的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９页。
史语所历年人员录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三九三：１９２８年度（案卷号：２６４７）；１９２９年度（案卷
号：２８６２、２６７０）；１９３０年度（案卷号：２６７０）；１９３１—１９３３年度（案卷号：２８６２）；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度（案卷号：２８６３）；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度（案卷号：２６７０、２８６３）；１９３９年度（案卷号：２８６４、２６７０）；１９４０年度（案卷号：２６７０）；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度（案卷号：２８６４）；１９４３年度（案卷号：１６５０）；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度（案卷号：１６５１）；１９４６年度（案卷号：２８６４、１６５２）；１９４７年度（案卷号：２６４７、１６５２）；１９４８年度（案卷号：２８６４）。聘书主要集中在全宗号三九三，案卷号：４２１（１）—４２１（８）；１６７５（１）—１６７５（４）；４７９（１１）。下文各个图表，均依此制作，为省篇幅，不另说明。
目前学界对史语所人员个案分析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对其整体像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仅有欧阳哲生：《新学术的建构———以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为中心的探讨》，《文史哲》２０１１年第６期；刘承军：《“元和新脚已
始它就预设了其人员空间与来源途径，所以地缘、学缘、血缘关系的熟人网络结成了史语所社，尽得近水楼台之便。
一、组织结构与年龄层次
机构的顺利运转，有赖于高效互动的组织结构。史语所在应对时局与自我调适中逐渐建立起了
平衡有效的组织形式：第一组历史组、第二组语言组、第三组考古组、第四组人类学组。
①几组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取得了累累硕果，为史语所体赢得了声誉。其职员可以分为研究人员与非研究人员两大类，前者是主力军，为本文的分析对象。按照级别划分，前者又大体可分为三级：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员。研究员包括专任、兼任、特约（通信）；副研究员亦有专任、兼任之别，编辑员、编纂亦属之；助理员均是专任，亦包括三级：助理研究员、助理员、练习助理员。非研究人员包括技士、技正、技
佐、书记、技术员、计算员、图书员、绘图员、事务员。②据笔者统计，１９２８—１９４８年间曾在史语所任职
过的人员共有２６４位，其中非研究人员１１３位，研究人员１５１位———４６名研究员、９名副研究员、９６名助理员。则其人员职位高低与人数多少成反相关，体布局便形成了颇似四级金字塔状的空间结构（见图１）。
表１ 初创期与发展期人员职称分布
职称初创期人数百分比发展期人数百分比总计
人数百分比
研究员３５６０．３４１１１１．８３４６３０．４６副研究员５８．６２４４．３０９５．９６助理员１８３１．０３７８８３．８７９６６３．５８总计
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９３
红旗渠杨贵恶魔１００．００
１５１
１００．００
说明：初创期５名与发展期１２名非研究人员， 图１ 四级金字塔状空间结构在发展期升任为助理员者，均计入发展期内。
史语所自１９２８年初筹备创立于广州至１９４８年底东迁台北，二十余年间共搬家十次，具体如下：广州中山大学（１９２８．３）→广州东山柏园（１９２８．１０）→北平北海静心斋（１９２９．６）→上海曹家渡小万柳
堂（１９３３．４）→南京钦天山北极阁（１９３４．１０）→长沙圣经学院（１９３７．８）→昆
明拓东路青云街靛花巷（１９３８．４）→昆明龙泉镇棕皮营响应寺（１９３８．１０）→四川南溪县李庄镇板栗坳（１９４０．１２）→南京钦天
山北极阁（１９４６．１１）→台北杨梅镇（
１９４８．１２）。③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各项人事制度还在不断调整变化中，可视为初创期。④１９３０—１９４８年尽管迁徙频
繁，但人事制度已趋于稳定发展中，可视为发展期。⑤对这两个时期进行统计（表１），可以明显地看
到研究员与副研究员入所主要集中在初创期，助理员入所主要集中在发展期，前者由６８．９６％下降至１６．１３％，后者由３１．０３％上升至８３．８７％，直观表明其由聘请成名成家者向培养学术后进发展。这也是史语所的宗旨之一：“训练出若干有新观点、用新方法之少年工作者”，然后“谋集众工作之方便，以
安徽史学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①②③④１
９２９年史语所迁居北平时，才调整为四组。此前在不同文件中，曾分为九组、八组、七组、六组等不同情形。具体参见张峰：《历史语言研究所运作机制的生成》，《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２期。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１９４２年），欧阳哲生编：《傅斯年文集》第４卷，中华书局２０１７年版，第５６６页。
李济：外科学精品课程
《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７年版，第８２页。《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年大事记·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９８年版。
成此等学科之进步”①。这样既有前瞻者的登高一呼，又有后继者的努力不懈，于是便顺理成章累积了一代学术的丰硕成果。
史语所通过“拔尖主义”把名校高材生“网罗而去，监督甚严”。②规定要踏实读书，作长远规划，“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③据所员马学良回忆：“史语所升级评职比较严格，常常以真才实学为标准，不太重视论文著作的数量，重视科研成果对本专业或本学科的创新和贡献”。④
表２ 人员职位升迁分布
职位非研究人员→
练习助理员
梦游地狱
非研究人员→
助理员
练习助理员→
助理员
助理员→
助理研究员
助理研究员→
副研究员
助理员→
副研究员
副研究员→
研究员
人次１０７１０１６１１６１０
平均年数２．４３．５７２．４３．５６３．４５６．８３．２
说明：有多次升迁经历者，重复统计。总共７０人次，实际人数４３。
对升迁人数与升迁路径进行统计（表２），可知升迁职位与在所时间呈正相关关系，若得升迁，在所时间至少３年。有升迁经历者４３人，占２８．４８％，包括１９名非研究人员升为研究人员，约占升迁人数的一半。由表１可知入所即为研究员者４６人，占总数的３０．４６％；则未得升迁者６２人，占４１．０６％。若仅以有无升迁为准，则其比例约为４：６，即六成人员没有升迁经历。所以尽管人人有升等的可能，而实际升迁人数有限，由是足见史语所“精兵简政”的精英特。
表３ 人员年龄层次与在所时间分布
说明：在所年数不足一年者，按一年算；未知生卒年者６人，初创期有：研究员米勒，发展期有：助理员邱立、钟素吾、邹武、姚家积、王育伊。
·近水楼台：史语所学人体结构与社会关系（１９２８—１９４８）·
①②《傅斯年致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１９２８年８月１３日），《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呈大学院》（１９２８年５月５
日），王?森等编：《傅斯年遗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１２、９９页。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６１页
安徽史学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考虑到升迁年资，有必要对史语所体年龄层次与在所时间进行统计分析。年龄层次是史语所体新陈代谢的晴雨表，而在所时间则关系到人员流动幅度与组织稳定情况。以５年为一个年龄段，可以将史语所１５１名研究人员分为１２个区间；在所时间以年为单位，可以细化到２０个区间（表３）。从中可以看出其人员主要集中在１８９０—１９１９六个年龄段，初创期人员主要分布于１８９０—１８９９两个年龄段，发展期人员主要分布于１９００—１９１９四个年龄段，亦表明其由吸纳成名成家者向培养青年后进发展的趋向。在所时间三年以下者５４人，占总数的３５．７６％；三年以上者９７人，占６４．２４％，其中１０年以上者４６人，占３０．４６％。可知其人员较为固定，可以长期攻坚某一专题，这是史语所体能够取得累累硕果的重要原因。
pubmed二、教育背景与地域分布
史语所作为以学术研究为旨趣的专业团队，人员教育背景与研究工作密不可分。对其人员教育程度与专业分布进行统计分析，能够明了它的主要研究方向、专业化程度与人员输入渠道。
一面五星红旗教学设计
表４ 人员教育程度与专业背景分布
说明：①学历仅统计至最高学历（含肄业者，因所员多以求学为目的，非仅为文凭），不重复累计；专业、留学国家不止一个者，重复统计；历史含考古，文学含语言、文字。②学历不明者：米勒、王湘、程霖、邱立、唐虞、邹武、石钟、李光宇、郑祖荫、赵文涛；中等教育者：刘天华、周天健；专科教育者：马衡、黄仲琴、岑仲勉、李光涛。
民国时期，文凭逐渐取代科名成为进入下一个更高职场的入场券，而“大学教育则是培养一人入于学术的法门中的”①。由表４可知，史语所体接受大学、硕士、博士教育人数分别为１９、４８、６７，比重为４４．３７％、３１．７９％、１２．５８％，则近九成皆有现代高等教育背景。在民国
时期教育尚未普及的情况下，史语所是绝对的学术精英社。这充分体现了其“拔尖主义”，也是它能赢得中国乃至世界声誉的学术保障。从专业分布来看，人员主要集中于文史哲方向，占统计人数的７１．６９％；亦有不少自然科学者，多分布在与之相近的考古组与人类学组。综合考量，可知史语所体知识背景的高度专业化与多样化，更能明了同人“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的旨趣。②留学７５人次中除去重复者，共有４３人，占总人数的２８．４８％，则人员近三成有留学经历，引人注目的是这其中包括曾取得过传统功名的５人：孟森、蔡元培、朱希祖、翁文灏、单不厂。留学欧美———尤其名牌大学的研究院（参见表５）———远超留学日本者，亦可看作中国近代留学风潮走向的缩影。综合考量可以清晰地看到，科举制废除后，新式教育逐渐取代传统教育、留学欧美的“镀金派”取代留学日本的“镀银派”，成为手握学术话语的新宠儿。
·近水楼台：史语所学人体结构与社会关系（１９２８—１９４８）·
表５ 国内、外高校出身与各组人数分布
说明：①北京大学包括其前身京师大学堂、京师译学馆；清华大学包括其前身游美学务处、清华学堂、清华学校；中央大学包括其前身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一人曾在多所高校就读者，重复统计。②在国内外高校就读人数仅统计至２人以上。国内“其他大学”包括初创期入所的香港大学、复旦大学、西北大学、上海南方大学、武昌明达大学各１人；发展期入所的华西大学、东北大学、浙江大学、福中矿务大学、北平中法大学、北平郁文大学、中央政治大学各１人。留学“其他大学”的有菲律宾大学、耶拿大学、汉堡大学、布朗大学、剑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克拉克大学、密西根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伍斯特学院、早稻田大学、东京法政大学、东京物理学校各１人；留学日本院校不明者３人。
尚小明教授对近代中国大学史学教授像的分析表明，民国时期文史人才以北大、清华两校齐头并进、独领风骚。①这同样适用于史语所体，对其院校出身进行统计（表５），可知初创期接受高等教育５２人中，两校分占３２．６９％和２１．１５％，合占５３．８４％。若算上在两校执教过的老师，则比例更大。这也奠定了史语所后续人才引进的主要依赖路径。随着史语所频繁迁徙，逐渐形成一个以空间为核心的知识社，地缘因素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体之中。所以尽管发展期入所人数仍以两校位列榜首，但所占比例均呈递减之势。中央大学从３人增至１３人，涨幅明显，主要得益于１９３４年史语所迁徙至南京和新增第四组人员的涌入，是学缘与地缘关系合力的结果。位于北平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大后方的四川大学人数的增长，亦得益于史语所迁徙带来的地缘优势。总之，发展期的史语所体来源不再局促一地，呈现多样化与去标签化②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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