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的“艳电”都说了些什么不堪⼊⽿的东西？
汪精卫是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的第２号⼈物，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副总裁、最⾼国防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要职。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感到悲观，⼀向主张对⽇议和，被⼈视为“亲⽇派”的代表。
在他周围形成了⼀个主张通过妥协来与⽇本停战的集团，其主要成员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侍从室第２处副主任周佛海，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汪精卫妻⼦陈璧君，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宗武等。他们在各种场合下宣扬“抗战必败”、“抗战必亡”的消极悲观论调。
汪精卫集团对陶德曼调停充满幻想，调停失败后，他们惟恐与⽇本联系的管道被切断，急于要恢复与⽇本的“和平谈判”，由⾼宗武利⽤职务之便秘密与⽇⽅有关⼈员接触。１９３８年７⽉初，⾼宗武在周佛海授意下，从⽇本控制下的上海出发，秘密访问了东京。
⾼在⽇本会见了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骏等⼈，得到了⽇本希望在蒋介⽯之外的国民党要⼈中寻议和对象的信息。板垣征四郎还让⾼宗武带信，表⽰⽇本愿以汪精卫取代蒋介⽯为“和平运动中⼼”。⾼宗武回国后向有关上级汇报，蒋介⽯对此⼤为恼⽕，但汪精卫、周佛海等却因此摸清了⽇本的底，决⼼继续联系，争取谋和。
氢原子光谱▲汪精卫与⽇本⼈私交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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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政府已经把在中国扶植傀儡政权以尽早结束战争作为战略⽅针提出来。７⽉１２⽇“五相会议”上通过《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提出了以“起⽤中国第⼀流⼈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为谋略要点，在华“建⽴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决⼼以政治诱降推动军事侵略的步伐。 经过⼀段时间的互相试探摸底，汪精卫等⼈与⽇⽅已建⽴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武汉、⼴州失陷后，汪精卫的“抗战必败”理念更加坚定，他甚⾄公开向⽇本求和乞降，说什么“如⽇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存，吾⼈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调停余地。⼀切视⽇⽅所提出之条件⽽定”。
１９３８年１１⽉３⽇，⽇本⾸相近卫⽂麿发表“第⼆次对华声明”，除继续威胁如国民政府坚持容共抗⽇政策，“则⽇本不到将其溃灭断不收兵”外，也有“倘国民政府能放弃向来的指导政策，更换⼈事，实求新⽣，来参加建设新秩序，⽇本并不拒绝”的内容。 ▲⽇本内阁合影，前排右⼆为⾸相近卫⽂麿
⽇本修改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的既定⽅针，汪精卫集团视此为与⽇本谈判“和平”的好时机，当⽉初派⾼宗武、梅思平为全权代表，赴上海和⽇本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进⾏投靠⽇本前的预备会谈。会谈在⽇⽅安排的重光堂进⾏，主要讨论双⽅所能开出和接受的条件。⾼宗武等提出了⼀份详细的计划，主要内容是：
⽇本发表声明提出“和平”的先决条件；
汪发表断绝与蒋介⽯关系，呼应⽇本的声明；
云南、四川、⼴东等地的军队响应汪的号召“起义”；
汪精卫等在中国南部⽇本尚未占领地区建⽴新政府。
经过⼀番讨价还价，１１⽉２０⽇以⾼宗武、梅思平和今井武夫、影佐祯昭（陆军部军务课课长）个⼈的名义签订了《⽇华协议记录》、《⽇华秘密协议记录》等３个⽂件，即所谓“重光堂密约”，并制订了汪精卫等逃出重庆、脱离抗战阵营的具体步骤，约定⼀俟汪精卫等叛逃成功，便由近卫⾸相再次发表对华声明，汪精卫通电响应。
▲汪精卫与部下
▲汪精卫与部下
重光堂会谈结束后，梅思平回到重庆向汪精卫报告结果。经密商，汪精卫⼀伙终于决⼼卖⾝求荣，他
们拟定了分别离开重庆逃往越南河内或⾹港的计划。１２⽉１⽇，梅思平到⾹港向⽇⽅报告，汪精卫已承认重光堂的协议，决定逃出重庆，投靠⽇本。在⼀番紧张的策划后，１２⽉１９⽇，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等⼈从昆明乘龙云代租的飞机逃到河内，⾛上了叛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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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悉汪精卫到达河内，便按约定于１２⽉２２⽇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表⽰⽇本虽准备“始终⼀贯地以武⼒扫荡抗⽇的国民政府”，但也希望和“具有卓识的⼈⼠”合作，并提出了“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合作的条件（即“近卫三原则”）。“第三次近卫声明”所提的３项条件，均在“友善”的词藻下包藏着险恶的祸⼼，⽽所以在⽤词⽅⾯⽐以前稍有和缓，⽬的在于迅速引诱汪精卫⼀伙下⽔。
⽽汪精卫也在叛国的路上越⾛越远，１２⽉２９⽇竟以向蒋介⽯和国民党中央通电的形式响应“近卫声明”，并在⾹港《南华⽇报》上公开发表通电（因２９⽇的电报代码为“艳”，故该通电⼜称“艳电”）。
汪精卫在“艳电”中完全为⽇本的侵略政策辩护，不顾⽇军在中国烧杀抢掠的事实，竟说⽇本对中国没有领⼟要求，“⽇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还将帮助中国“能完全其独⽴”。
▲汪精卫戎装
他要求国民政府能以“第三次近卫声明”为蓝本，与⽇本交换“诚意”，则“不但北⽅各省可以保全，即抗
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主权及⾏政之独⽴完整，亦得以保持”。“艳电”公开为侵略者唱赞歌，为⾃⼰的叛国⾏为涂脂抹粉。它的发表说明汪精卫等已彻底与⽇本合流，⾛向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对⽴⾯。
汪精卫等⼈以为，国民党⾼级军政⼈员内不乏希望与⽇本妥协讲和者，凭汪在国民党内的历史影响及地位，⼀旦他起⽽号召，定会有⼈紧随其后。但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叛国⾏为遭到全国⼈民的反对。云南的龙云在１９⽇送⾛汪精卫等后，⽴即向重庆作了报告。
⽽在“艳电”发表后，汪精卫集团受到全国⼈民的声讨。⼀些原与汪关系较好的军政⼈员，如⼴东张发奎、余汉谋，云南龙云等也纷纷通电，斥责汪精卫，“谬论谬辞，为敌张⽬”，卖国求荣，要求对他“通缉归案，明正典刑，以肃纪纲⽽振⼠⽓”，并表⽰拥护政府，“抗战到底”。
国民党在舆论的压⼒下，于１９３９年元旦召开临时中常会，通过了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切职务的决议。决议中称“汪兆铭承本党负托之重，值抗⽇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谬论……⽽其电⽂内容尤处处为敌⼈要求，曲意⽂饰，不惜颠倒是⾮，为敌张⽬；更复变本加厉，助其欺蒙。就其⾏为⽽⾔，实为通敌求降。”“其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已昭然若揭，⼤义所在，断难姑息，即予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消⼀切职务，藉肃党纪，以正视听。”会上不少⼈主张通缉汪精卫，蒋介⽯为留有余地，暂缓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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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在汪精卫出逃后曾派⼀些党政要⼈赴河内，试图劝说其回⼼转意，然汪叛意已决，⽆可挽回。于是便由军统特务在１９３９年３⽉２１⽇夜袭击汪在河内的住所，企图刺杀他。不料当晚汪精卫恰巧与曾仲鸣调换住房，侥幸得免⼀死，曾仲鸣成了替死⿁。枣核续编故事>mas-084
汪精卫集团因此与蒋介⽯集团彻底决裂，他们惟恐躲在河内难免杀⾝之祸，同时原来期望国民党内军政⼈员会响应，结果得到的是全国⼈民的同声声讨，极端孤⽴。只得求助于⽇军的庇护，以早⽇离开河内，结束终⽇杯⼸蛇影的逃亡⽣活。
▌摘⾃《中国抗⽇战争史》全四卷精装插图典藏本，张宪⽂等（著），化学⼯业出版社·悦读名品出版公司授权合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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