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正坤
１．澄清概念的重要性 (1)
２．从“现代主义”之类的术语看澄清概念的重要性 (2)
４．拼合论的理论依据 (4)
５．从中西艺术角度看拼合论 (5)
６．从中西食文化角度看拼合论 (7)
７．从中西政治角度看拼合论 (7)吃菜养心
８．从中外语言文字角度看拼合论 (9)
９．从中西文学角度看拼合论 (10)
10．从中西伦理角度看拼合论 (12)
11. 从中西医学角度看拼合论 (13)
12.从中西建筑角度看拼合论 (14)
13. 从中西经济角度看拼合论 (16)
大家好！今天晚上我讲的题目是“中西文化拼合互补论”，黑板上写的题目多了“多元”两个字，这是当时我们在电话中定下的题目，最初是想从全球的角度谈这个问题，后来打算把题目缩小一点，定为“中西文化拼合互补论”。当然，说“多元”也没有错，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多元的。但是今天晚上正式的题目是“中西文化拼合互补论”。我们首先讲几点与这个题目相关的问题。
１．澄清概念的重要性
这个题目首先涉及到概念的澄清问题。“中西文化拼合互补”这种提法，在我之前还没有人用过。人们自然而然地会问：为什么舍弃大家都用惯了的“融合”这个字眼而用“拼合”这个说法？是不是故意标新立异？“拼合”与以前讲过的“融合”有什么区别呢？我的回答是：当然是标新立异。不标新立异引不起人们的重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标新立异本身这种做法，而在于这种新，新在何方？异，异在何处？没有特殊价值的新和异都是不可取的。“拼合”“融合”就是一个字之差，它的特殊价值在哪里呢？这正是本文
要花大力气加以阐明的问题。
学术研究往往不可避免地要从厘清基本术语、尤其是关键术语的异同入手。人们可能会觉得“拼合”与“融合”虽不同，但是大同小异，可以相互代替。我的研究却发现，中国近百年来在哲学、美学、政治、经济、文学、伦理、历史、医学，乃至建筑、饮食等许多文化 1这篇文章是我在2003年12月4日晚7点—9点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稿，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我在2004年5月21日烟台大学举办的“名师讲座”中重新讲了一次。此次应《北大清华名师演讲录》编委会约稿，做了一些更动。因为是听讲同学根据演讲录音整理的，所以文章在语气上保留了若干演讲稿的特点。特注。
层面的学术理解与实践措施上的偏差与误区，都与这两个概念没有澄清有密切关系。这两个概念看似雷同，实际上在实质上和实际操作中的效果有很大的区别。因此澄清这两个概念，阐明它们的实际应用效果，对我来说，是当前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与发展建设的首务。
澄清概念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引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就是“哲学问题往往是哲学语言的误用产生的”，事实上许多所谓的哲学问题并非真正的哲学问题，而是由于语言的误用才导致了一连串的问题。推而广之，很多学术问题也是这样，往往是由于术语的界定不周造成的。有时一个概念弄明白，整个理论构架的基础就自然明白。概念之争往往是学术研究的焦点。焦点问题弄明白，整个理论
构架的缺陷或优点随即暴露无遗。让我在这里先举一个典型的与本文所论题目密切相关的例子，然后再回到“拼合”与“融合”概念的讨论上来，以加深对本文观点的理解与把握。
侯宏澜身高２．从“现代主义”之类的术语看澄清概念的重要性
比如“现代主义”、“现代化”这些概念（Modernism，中文译作“现代主义”），就是一帮故弄玄虚的学人硬生生皱出的学术行话，让它至少在西方和东方的学术界独领风骚百年之久，而很少有人质疑。其实这个术语，在逻辑上有致命缺陷，在表意上扑朔迷离，令人似懂非懂，误导性极大。此词的词根Modern的含义有“现代的”，“摩登的”，“新颖的”诸种意思。作为一个形容词使用当然无可挑剔。它的主要用途是向人陈述时间的先后。比如我们说，现代道德，现代环境，现代风俗，现代作品……我们是针对道德、环境、风俗、作品出现的时间段而言，使之与非现代或古代相区别，表明这些东西产生在离我们较近的时限之内。我们当然可以使用这样的术语，但是我们做这种陈述的时候，切记现代这个字眼本身不应该含有价值判断，即不能暗示凡是一种道德出现在现代，就是好的，或者凡是一部作品产生于现代，就优于古代作品，或者凡是一种环境处于现代，就比古代的环境更优美，如此等等。因为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产生在现代的道德、环境、风俗或作品等等，有的可能优于古代，有的则可能劣于古代。假如现代道德必定优于古代，那么人们何以总在惊呼现代人或当代人的道德世风日下，其人格水准日益低落呢？假如现代环境必定总是优于古代的，那么，何以人们痛心疾首地哀叹现代污染的环境，奋力倡导恢复生态平衡呢？假如现代作品必定优于古代作品，何以人们总在抱怨唐诗宋词的
盛世不再，荷马或莎士比亚式的作家一去不返呢？、生化武器、温室效应、电脑病毒够现代的了，我们能够说它们是好的吗？因此，在使用“现代”这个表达时间概念的形容词时，我们只应该把它作为一个中性词，让它客观地表达时间长度或时间段，而不能赋予它主观的价值判断的意味：因为——如前所述——产生在现代的东西不一定总是好的或坏的，美的或丑的。这应该是一种十分浅显的逻辑道理和起码的表意规范要求。然而，一旦某些西方学人将这个词根强行加上ism（主义）这个后缀，从而绉出了Modernism这个用语之后，问题便接踵而至。首先，Modernism（现代主义）是什么意思？假如它是暗示凡是现代的东西都优越于古代的话，则其荒唐性已如上述。假如它只是暗示某些现代的东西（例如工业管理、科学技术之类）优越于古代的话，那么它就只能被具体地说成诸如“工业主义”(Indutrialism)或“科学主义”(Scienticism)之类；如果它主要是指文学创作方法上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话，它就应当被具体地称为“文学科学主义”（Literary Scienticism）。如此等等。简而言之，这个术语绝不应该霸占住整个“现代”时域内产生的一切现象。这在逻辑上叫做肆意扩大概念的内涵或外延从而达到偷换概念的目的。Modernism一术语的炮制者有意或无意地将现代的某些现象暗中偷换成现代的一切现象之后，误导的作用就极其严重了。它有可能使人们顾名思义地把产生在现代的某些适用的原理或主张扩展到人类现代生活的一切方面。中国的学人不假思索地将Modernism翻译成“现无助感
代主义”，因而也就传染上了上述同样的西方语病。此不赘述。有很长一段时期，西方学人大叫现代主义，东方学人也跟着大叫现代主义，老百姓自然无法判断这些学术行话的弊端，一窝蜂地“现代主义”
起来，终至于使“现代”两个字扬眉吐气，同时使“传统”两个字与“保守”同义，让人感到凡“传统”者，似乎必与落后甚至反动联姻。传统派因此近百年来，几乎没有过一天开心日子，总是窝窝囊囊，被现代主义派视为生活中一切弊端的替罪羊。在中国学术界有很多这类术语是翻译过来的，没有清楚的解释，到后来就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
再比如“优胜劣汰”这个术语，在当代往往被人理所当然地理解为“胜者应为王，败者当为寇”。然而胜出的一方就一定是好的、优的吗？失败的一方就一定是劣的、不好的吗？这是明显片面的。在一些场合，善不断战胜恶；可是在另一些场合，恶也在不断战胜善。善恶往往交相胜。然而“优胜劣汰”这个为许多人不知不觉认同的术语带着一种武断的误导性的价值观，它暗示这一原理可以推而广之地应用到许多场合，从而使人片面地去追求“胜”，以便被社会自然而然地视为“优”；或者极力使自己不被“淘汰”，以防自己被社会视为“劣”。在体育场上、在考场上，也许这是健康的心态，可是当面对金钱、名誉、及其他利益分配时，拼命去争、去抢的胜者正是我们鄙弃的心态。也许，用“强胜弱败”这个词要好一点。强者不一定是好的，弱者也不一定是坏的。总之，这类术语的误用导致误导的例子很多，由此还引起“古今之争”、“现代化与本土化之争”等等。不赘。
３．融合论的历史回顾
avalon总线下面我们回到拼合与融合的讨论上来。关于中西文化融合的讨论远不是现在才开始，事实上已经有三
百多年的历史了。我打算从中西文化的关系方面入手来看待这个问题。在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学者大致上可分为三大派：本土派或者叫守成派，融合派和西化派。它们之间有些是交叉的。
守成派指所谓的保守派，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弱，应该以中国文化为本，适当吸收一点西方文化就行了。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西方的文化落后于中国文化。守成派的学者很多，比如明朝的李王粲、许大受，清朝的阮元、纪晓岚、允禄，另外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张之洞，他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其实这种观点是守成与融合思想兼而有之。张认为西学可供“采补”，想“择西学之所以补吾闭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病者取之”。但是得“西学先由中学”。还有辜鸿铭先生，他用英文写了《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这本书，认为中国文化在很多方面优于西方文化。另外还有熊十力、牟宗三、孙家鼐、伦父等，这些人的主要倾向都是守成派。
融合派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徐光启，他在三百多年前，就提出“超胜”论。他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徐光启在1631年春上呈的《历书总目表》中，提出了翻译西洋历书必须分别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臣等愚心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翻译才能“会通”，只有“会通”才能“超胜”。这里的“会通”就包含融合的思想。把别人的长处拿过来，结合自己的长处，那样不就更好了吗？康有为、梁启超也是融合派。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讲“东方精神，西方物质”，意思是东方的精神占上风，西方的物质占上风，二者可以融合。关于融合谈的比较多的是钱穆。他的著作很多，是个典型的融合论者，他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
若不解决“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这一问题，那么“中国国家民族虽得存在，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仍将失其存在”。李大钊也谈到过“东方精神，西方物质”。民国时期，王新命、何炳松、武靖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傭、樊仲云、
萨孟武这十位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俗称“十教授宣言”。其思想也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吸收西方文化，融合为一体。另外还有胡秋原、张季同、唐君毅、张君励、孙中山、冯友兰等都是融合派。
第三派是西化派，他们侧重搬西方的文化。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大家也都很熟悉：鲁迅、陈独秀、胡适等。胡适一开始主张全盘西化，后来思想有所转变，但他骨子里还是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他明知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但还是主张“矫枉必须过正”，因为他想“让中国文化的惰性来消减西化，可以取法乎上，得其中”。就是说先要走得极端一点，造成一种文化西化的状态，之后再慢慢纠正。陈独秀走的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路子。鲁迅、陈独秀可以说是西化现实派，主张学习西方的体制、技术等。
４．拼合论的理论依据
刚才大致勾勒了一下这三派的情况，许多情况是大家知道的，没有多少新东西。但是经我这么一勾勒，却让我们发现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没有人质疑“融合”这种说法的局限性。全盘西化论者也好，守成论者也罢，他们都认为取长补短，融合东西文化的可能性是理所当然的。多少年来，我们大家都
这样说惯了，见惯不惊，不觉得这样说有什么不妥。我从前也糊里糊涂地用过“融合”这种说法，没有质疑过它。我是在９０年代初才发现问题的。我的发现是：就融合概念而言，这三派对中西文化如何建设的对策在认识上有颇大的缺陷。
融合是一种客观现象，有时很必要并且确实能够产生好的效果。比如就是一种融合结果。骡子是马和驴杂交的产物，就能兼有马和驴的一些长处，例如高大壮实，尤其是不怕累。生物界还有许多杂交的品种证明融合的优势，可谓之优势。但是这样的经验不能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加以类推，误以为只要两种不同的事物都是可以融合而产生好的效果的。在文化建设上，特别要注意不能简单运用这种杂交原理。因为文化现象和生物现象在杂交融合上的共通性和差异性是非常复杂多样的，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可融合者，有不可融合者，有大半可融合者，有小半可融合者。凡融合不了的成分，即可用拼合法。拼合法的情况也一样，有宜拼合者，有不宜拼合者，有大半宜拼合者，有小半宜拼合者。因此拼合法与融合法必须交相使用。就我目前的研究结果而言，在中西文化这两个系统之间，由于其文化致同因子2（现在有人称之为文化基因）差别很大，故我们看到拼合法应用的空间更大些、也更合理些。中西文化基因的最大差别：中国：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家族社会结构所导致的德性文化（如德治—礼治—克己—和谐—中庸—不争—顺其自然等价值取向）←—→西方：以个人或党派利益为基础的国家体制结构所导致的征服性文化（如法治—力治—竞争—技术崇拜—征服自然等价值取向）。
接触未来
生物杂交文化杂交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需要注意：生物杂交后产生的杂交品种可以和没有杂交的其他品种同时存在，而文化杂交后，杂交倡导者却往往只倡导所谓杂交品种存在，主张淘汰掉原来的文化形态。近百年来的中西哲学、艺术、政治、经济、文学、语文乃至建筑等等都无一不具有这种惨痛的经历（见后文）。蚕蛾交尾多久
我可以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从彩的角度来看。我们现有红、黄、蓝三原，如果把红和蓝融合起来，就得到了紫。但是我们要注意：在我们得到紫的同时，却失掉了原来的红和蓝。我们把红和绿融合在一起，得到黄，蓝和绿融合得到青，蓝和黄融合得到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融合后得到的是一种颜，失掉的却是两种颜。文化建设上，应该有融合，关键是要掌握好融合的程度，这就是我们
2文化致同因子的概念是我在1988年在《三欲先天原动力论与人类文化的发展》讲演稿中提出来的。
要研究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使用融合的方法，在什么场合下我们不应该使用融合的方法。如果融合会使我们失掉更多的东西，那就不要融合，宁愿使用拼合的方法。所谓拼合，就是把红、蓝并置放在那里，两种颜你都可以得到，不必为了一种颜而丢掉其他更多的颜。假如你确实还需要第三种杂交颜：紫，那就把两种颜融合，但同时记住：拥有杂交紫后，不要把前两个母种颜丢掉。就像父母生出儿子以后，父母仍然有存在的价值。但是有的学者在谈“融合”的时候，
潜意识里不知不觉只要一种东西，即只要儿子，不要父母。例如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一融合，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他们主张只要这种新的文化，抛弃原有的母体文化。此外，这其中的“一种”也是误用，不能说“一种文化”，文化是多层面的东西。按照他们的观点，中西文化融合出的这种新文化是什么文化呢？它既不是西方文化，也不是中国文化，是兼两者之长的一种新的文化。这听起来不错。但是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实际上这种文化很可能会既失掉了中国文化的长处，又失掉了西方文化的长处。如果可以作价值判断的话，这种新的文化的价值是否优于前面的两种文化，是很难说的。有可能刚好是短处相加，而非长处相加。例如元代蒙古族的文化就是试图融合唐宋以来的文化，在一定的程度上，融合现象是产生了，但是融合后的文化整体优于前者吗？换句话说，元代文化从总的质量上优于唐宋文化吗？我觉得事实上刚好相反。但是如果我们用拼合的方法，就能兼存二者的同时并得第三者。所以我认为，拼合的办法是更好的办法。只走融合而不拼合，则得一失二；只走拼合而不融合，则孤阴不长，孤阳不生，也不妥。融合能接出，这不可否认。也有其优势。但是融合应该是有条件的。融合可以增加种类，然而种类又不能过多，中庸为宜。颜也是一样，赤、橙、黄、绿、青、兰、紫，七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理想的彩范围，如以此为据，自然进退自如。要明白在文化建设上，拼合常常优于融合这个道理，我还必须用更多的具体例证从若干层面上来进行阐释。
５．从中西艺术角度看拼合论
从艺术方面来看，例如从音乐、绘画方面来看，我们是走融合的道路好呢还是走拼合的道路更合适？先来看绘画。国画和油画是绘画的两个板块，究竟是融合好呢还是拼合好？中国历来有主张融合的一派，认为西方的油画更好，更科学，因为他们讲解剖学，讲透视关系，彩学等。所以很有些人尝试走融合国画和油画的路子，也做出了一些东西，但是就其整体看，至今并不太成功。有的画不中不西，两边都不讨好。虽然也做出来了，也出版了，自以为成功，其实并不真正成功，而花的代价是很大的。现在终于有人醒悟了：硬把麦当劳和重庆火锅菜搅和在一块，未必能够成为两味俱全的佳肴。艺术的真正价值是什么？以颜而论，不是只有融合红和蓝使之变成紫才是价值，而是红和蓝各自本身就是价值。同样的道理，中国的国画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艺术，如果与西画融合，其结果往往是一家吃掉另一家。通常是调强烈的一家容易吃掉调柔和的一家。强烈的调和柔和的调各有所值，不是只有调强烈就好或柔和就好。国画、尤其是水墨画，调要较之西画调柔和得多，所以极易被西画调淹没掉。从民国开始，主张融合国画与西画的艺术家实际上往往失掉了国画的理论。当时有些西画家，因为脑袋里装有较为系统的西画理论，说起话来底气十足，认为只有自己的理论才是科学的。国画本也有自己的系统理论，但是理论的形态、尤其是理论表述方式与西画的理论形态接不上口，便被误以为零碎、没价值。其实里面有很深的美学理论。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好的？我们不能说只有西方人才有这种感觉，而中国人没有；不能说中国人觉得这幅画好看就是假的感觉。因为“美”是主观的。每个人天生都是鉴赏家。人们因生活环境、教育状况不同而对“什么是美”有不同的感受。国画和油画的美因此而有很大的差异。简单说来，国画讲究的是“心画”，而油画则是一种眼画。国画是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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