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岩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特征，在于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于20世纪的20年代，形成于30年代。其后，得到深入发展，逐步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走向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脉络。
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建立与形成，从根本上说，乃是国际形势于国内形势相互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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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具有悠久的史学传统。1840年战争后，中国的整体社会形态发生转变，古老而悠久的中国史学也开始了向近代形态和路向的转向。这一转向过程，初期以龚自珍、魏源、徐继畲为代表，中期以王韬、郑观应、黄遵宪为代表，而最后于20世纪初年形成以粱启超为代表的所谓“新史学”。“新史学”形成后，由于国内形势的发展过于迅猛，加之它自身也有不少缺陷，因而存活的时间并不长，接着，中国发生辛亥革命，国际上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与国内两大因素相互交合，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战略格局和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从国际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为把中国带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造了前提，从国内说，相继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将马克思主义在知识界传播开来，
为唯物史观与中国现实和历史的结合奠定了思想的和社会的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就具备了外部的和内部的现实条件。
五四运动后，以列宁为代表的新兴苏维埃政权实行以世界革命理论为指导的对华友好政策，适应了当时中国的迫切需要。于是，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思想和思潮的层面得到进一步张扬，而且逐步进入现实政治领域。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中国政治相结合的组织形式，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建立的最直接的政治组织基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而成长，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任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实行国共合作政策，于1923年6月至1927年7月开展了轰轰烈烈、席卷全国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大革命运动，又称“国民革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在这场大革命当中建立起来的。
密令截击所以，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来说，大革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大革命不仅是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政治运动，而且还是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刻革命运动。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国民党。从这个时候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中国的现实社会和历史进程，不仅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之间成为自觉，而且在中国国民党以及广大进步人
唐骏日记士当中，也得到相当程度的推广。这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题中必有之义了。
概括地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十月革命和大革命直接催生的产物，因而也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给中国的成果之一。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者，首推李大钊。李大钊是我国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又是五四文化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还是大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和推动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建立的主要条件以及在建立过程中的主要特点，在李大钊身上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所以，史学界公认，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
李大钊创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过程，可以概括为四个“结合”。一是与传播马克
思主义理论密切结合，二是与宣传十月革命密切结合，三是与中国的现实政治密切结合，四是与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斗争密切结合。由这四个结合，可以看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其建立之时起，就具有鲜明的理论性、革命性、实践性及批判性。
李大钊的史学著作，主要刊布于大革命之前及大革命的早期，但与大革命的时代脉搏息息相关。其中著名的论著，如《史学思想史讲义》、《五一运动史》、《大英帝国侵略中国史》、《唯物史观在现
代史学上的价值》、《史学与哲学》、《研究历史的任务》，对大革命参与者们的影响至为深刻。而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乃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里程碑。李大钊的这些论著，是从世界革命的立场出发的，不仅具有世界性的眼光，而且能够将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密切联系起来，客观上也勾画出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史研究模式。
与李大钊同时或稍晚，中共早期领导人和先进分子，如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罗亦农、张太雷、杨匏安、李达等人，都曾经在大革命期间积极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据不完全统计，1925年到1927年，仅上海出版的马恩著作和书信单行本、专题文集等，就达50多种，其中包括了《资本论》、《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经典名著。而蔡和森1924年出版的《社会进化史》，是我国第一部用唯物史观写成的社会发展史。同年，瞿秋白出版了《社会科学概论》。李达则于1926年出版《现代社会学》。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就是与中国现实紧密结合，特别是为当时反帝反封建的现实任务服务，是努力将科学性与革命性结合起来的最早的一批著作。可以这样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刚刚建立，便开始尝试着运用唯物史观去解剖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写出了最初的一批优秀著作。当然这些著作还仅代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初形态。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种最初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也尝试着将唯物史观落实到具体的中国史实中去，但总体来说还是初步的，还没有与中国历史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专业史学队伍，也还没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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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后，同样是在大革命中，走向了形成的路径。因为，大革命直接触发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产生，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形成的前提。
五卅前后，已经出现一批探讨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著和刊物。例如廖划平《社会进化史》，张伯简《社会进化简史》，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彭湃《海陆丰农民运动》，李达《中国产业革命概观》，郭真《中国资本主义史》，吴贯因《中国经济史眼》，刘大均《我国农佃经济状况》，陈达《中国劳工问题》，唐道海《劳动问题》等。此外，外国人的著作，如波格丹诺夫《经济科学大纲》，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马扎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长野朗《中国社会组织》、《支那土地制度研究》，伊藤武雄《中国产业组织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颇为流行。刊物则有《中国农民》、《工人之路》、《中国工人》等。这些论著，自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从学术传承来看，后来发生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正是以这些论著为开端的。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不久，就意识到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重要性。而在大革命中，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愈加凸现出来。为此，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蔡和森、邓中夏、萧楚女、李大钊、罗亦农、等人均先后发表过文章或言论。这些文章和言论虽然还不够系统和完整，却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最初尝试，指示了尔后的思考方向，上世纪40年代前的中国马克思史学，正是以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为核心展开工作的。
1927年7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惨烈失败。这场革命的失败，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大革命的失败，愈加激发了人们试图破解中国社会性质之谜的热情。而实行破解的理论工具，非唯物史观莫属。
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唯物史观已经深入人心。在当时的整个社会和思想理论界，没有
哪一种史观能够取代唯物史观。许多人可以不信仰、不使用乃至悬置、排斥或痛恨唯物史观，但一涉及社会历史领域的问题，便只有掌握了唯物史观的人才有发言权，才能相对地把问题讲透彻。于是，身处大革命失败痛楚之中的人们就不禁要问：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只有搞清这一问题，才能弄明革命的性质，也才能确定革命的对象与步骤。围绕着这一核心问题，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便开展起来了。由这场论战，又引发了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就在论战中得以形成。
参加论战的人士，共有四派。代表中共观点的一派，史称“新思潮派”，主要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代表托派的一派，史称“动力派”，因为他们曾经创办《动力》杂志。代表国民党改组派的一派，史称“新生命”派，因为该派代表人物陶希圣是国民党右翼刊物《新生命》的重要作者，还是“新生命书局”的主要负责人。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该派便演变为所谓的“食货派”。代表自由马克思主义者观点的，被称为“读书杂志派”，以胡秋原和《读书杂志》主编王礼锡为代表。王礼锡
于1931年8月、1932年3月和8月、1933年4月以《读书杂志》的名义编辑出版了四期《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是当时风靡一时而又最为著名的社会史论战出版物。在上述四派之外，胡适等自由派学者对论战采取挖苦讽刺的态度，也发表了若干言论，因而遭到四派的一致批判。
上述四大派别，在政治上是对立的，或者是有差别的；在学术观点上也是对立的，或者是有差异或相互交叉的。但是，他们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即至少都声称自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至于他们当中某些人是否真的信奉唯物史观，在多大程度和怎样的层面上信奉唯物史观，就需要具体辨析了。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在论战者之间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同时也可看出，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集团推行一个政党、一种主义的专制统治，对马克思主义极力扼杀，但马克思主义反而成为了“时髦”。
论战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奴隶制社会是不是人类必经的社会阶段，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二、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有什么特征？三、亚细亚生产方式到底是什么意思，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三个问题，正是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内容的骨干问题。一般说，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普遍肯定奴隶制是人类必经的社会阶段，中国历史上同样存在着一个奴隶社会阶段；一致肯定近代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乃是由封建形态的中国而来；全都试图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纳入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序列当中去，从而打破关于中国是亚细亚社会、静止不动的观点。由此而形成的价值取向，则在于说明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
通过社会史大论战，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进入了历史学领域。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东方社会理论，前所未有地与中国史实结合起来了。从此以后，唯物史观不再单纯地表现为一般性的原理，而是与中国社会及历史实行了紧密的结合。因此，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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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史大论战中产生出来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就是郭沫若，其代表著作是1930年3月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部书是第一部以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著作，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述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第一次把中国古代历史叙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几种社会形态依次有规律的发展演进过程，树立了最初的范例。因此，该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标志性著作。
除郭沫若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期的代表人物，还有吕振羽。吕振羽于1934年4月发表《中国经济之史发展阶段》一文，同年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二年又完成《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首次提出了“西周封建论”。1938年，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积极肯定了他的见解。1940年，范文澜也提出了西周封建制的观点。40年代中期，延安等地区的很多著作都响应西周封建说，这是与吕振羽的创始之功分不开的。
翦伯赞1932年与吕振羽合著《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被公认为是以历史唯物论儿童
作指导的经济学专著。1935年到1937年，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史学论文，着重论述唯物史观的普遍适用性，强调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一般发展进程的统一性和协调性。1938年夏，出版《历史哲学教程》，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第一部系统著作。侯外庐于1932年初与人合作出版《资本论》第1卷上册译本，1936年又出版了第1卷的全译本，也是中国最早的中文全译本。1939年，他发表《社会史论导言》，正式转向专业历史研究。范文澜则于1940年8月至1941年底撰写了《中国通史简编》，1942年在延安出版。这部书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熟。1943年，范文澜又开始撰写《中国近代史》（上册），1946年出版，从而奠定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科学基础。
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被尊称为“马列五老”。“五老”之外，李达、邓初民、华岗、邓拓、李平心、嵇文甫、杜亚庠、李亚农、胡绳、尚钺、黎澍、刘大年、赵纪彬、吴泽、尹达等史学家，都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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