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徐昌治编了《圣朝破邪集》。这八卷论丛是中国人对西洋近代文明最早的抗 议文献，也是最有力的反西化理论的集成。
三百年来，朝代换了，古人死了，这部书的纸张也变黄了，可是圣朝破邪的细菌并没有
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有时
中体西用的谚语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伤寒；有时超越前进的怪调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白
三百年来，我们民族的感情变成这种细菌的函数。在思想上，我们不是一个正常发展的
有机体。在别人都朝着现代化的跑道竞走的时候，我们却一直发着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点
逡巡不前。我们总想点理由来拒绝赛跑、奚落赛跑，同时断言赛跑的终点将是一个悲剧。 三百年了，原在我们前面的，离我们更远了；原在我们后面的，也纷纷跑到我们前面去
了。可是我们还不肯劳动足下去快跑，我们还在脑袋里做着后来居上的迷梦，梦着我们老祖
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选手，我们总想凭点祖上的余荫来占便宜，总想凭点祖传的步法迎头赶上。
三百年的迷梦不可谓不久，三百年的失败不可谓不多，三百年换汤不换药的恶果不可谓
不大。民国以来，我们的病况虽有起，可是我们并未真正健康起来、活泼起来，我们还有
许多不健康的心病，成为我们赛跑时的阻力。如果我们真想在现代化的跑道上做一个尾随不
舍的健儿，如果我们真想在年轻民族的背后脱掉我们的暮气，我们必须把这些心病做一次彻
底的。
遗憾的是，历来研究这些心病的医生本身就是病人。偶尔一两个没破传染的，却又接近
蒙古派——对病情的诊断和病历的了解完全是枝节的、笼统的、混淆的。
基于这种现状，我不得不把从古到今的病人和蒙古大夫全部请到一起，从他们中间，精
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豪杰做为病例。再依这些病例，把他们厘定为十一种病名。在这些病名底
下，我抱歉竟有许多民族英雄、达官贵人和名流学者做了我这些病名的捕获品。换句话说，
女性护理 竟有这么多的爱国的人儿因为“爱国不以其道”，反倒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罪人。这种不幸说
来令人伤心，可是做为一个文化医生，他有消灭这些病菌和防上它们蔓延的责任。婆婆心肠
不能阻止传染病，阻止的方法在于无情的指控谁是蒙古医生、谁是病人、谁是就要被感染的
倒霉鬼。
面对这三百年来聚讼纷坛的死结，想用一个历史的观点来透视它，显然是值得的尝试。
基于这种看法，我决定开始我的指控：
义和团病
与众不同的麻雀 义和团的祖师爷是清人张祥晋。他大概想学司马相如那一套，写了一篇《拟谕咪唎坚
（口字旁）佛兰西等各夷檄》。他的最大希望是：
舳舻一炬，借赤壁之东风；鼓金齐鸣，穷朱儒于南海……克张斐相之英风，奚卢庐循之
小寇？（阮元等编《学海堂三集》卷十七）
他这种口诛笔伐的梦想居然真有人拿来实行了，那就是义和团。义和团是排斥西方最纯
粹的分子，也是最知行合一的一。他们对洋玩意一概是否定的，所以会表演大刀对洋、
赤膊挡洋炮。他们不但深信中学为体，也深信中学为用。他们是道道地地的黄帝子孙，他们
虽然光荣的失败，害得全国同胞每人都赔了银子，可是他们的阴魂不散，阴魂附在辜鸿铭身
上，鼓舞这位老怪物写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春秋大义》），来做他们
的安魂曲。“春秋大义”式的思想与义和团思想事实上是一个窑里烧出来的，只是表现的方
法稍微文明而已。降至今日的一些老古董，在思想上愈以“不忘本”标榜的，愈接近此类。
这一派显然是式微了，因为他们既无义和团的勇气，又无辜鸿铭的妖焰，只好以古稀之年，
筹办他们的中国道德励进社去了。
中胜于西病
泥鳅工厂化养殖技术这种病是很明显的文化优越感，根本不承认西方胜过我们。代表这种论调的可以举清人
阮元做例，阮元说：
学者若能综二千年来相传之步算诸书一一取而研究之，则知吾中上之法之精微深妙，有
非西人所能及者。（《畴人传》卷四千四“利玛窦传”）
民国以后，熊十力用着同一口气说话了：
华硕u6
吾国今日所急需要者……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
傍……体现真理、担当世运，恐非西洋人识量所及。（《十力语要初续》页一
又过六年，牟宗三又套他老师的话开口了：
……知华族文化生命之圆融通透，与夫圣学之大中至正，其蕴藏之富、造理之实，盖有
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也。（《认识心之批判》序言）
我们试看这三人所用的句法：“非西人所能及者”、“非西洋人识量所及”、“非任何
歧出者之所能企及”，完全是如出一辙的抹杀主义。他们的句式都是“非……所及”的格局
，都有着目空一切的狂妄，但是他们三位只是九牛一毛而已，这种妙人今天还多着呢！试看
有多少人摒西医不用，而迷恋着五运六气“寸关尺”的中医，有多少人摒正规音乐不学，而
迷恋着七音六吕“笙萧缘”的国乐……这种中胜于西的观念最容易导来“以此类推”、“举
一反三”的夸大，而这种夸大却又正是滥用“民族自信心”的显例！
古已有之病
犯这种病的人并非不讲西学，而是认为这些洋玩意都是我们古书中早就说过的现话。这
一派的老祖宗是明人李王粲，他在《劈邪说》中骂利玛窦道：
近复举其伎俩一二，如星文律器，称为中土之所未见未闻，窜图订用，包藏祸萌。不思
此等技艺，原在吾儒覆载之中。
这种“原在吾儒覆载之中”的大言，在我们国民心中流传很广：
阮元就拿过后汉的四分法来比西洋数学（《畴人传》）；印光任就拿过周脾来包括“浑
盖通宪之器，寒热五带之理”（《澳门纪略》）；陈启天就拿过孟子的后来比近代民主政治
的观念（《中国政治哲学概论》）；毛子水就拿过大戴礼记“四角之不揜”的话来比西方的
地圆说（《中国科学思想》）。现在某些人做一些事，动辄以古人“先得我心”而自喜的，
或以“与古法合”自傲的，都是“古已有之”病患者，你若问他“孔子周游列国时为什么坐
马车不坐汽车？”他并不说“那时候没有汽车”，他的答复是：“那时候的马车就是现在的
汽车。”这种夸大诞妄的先生门，说破了，不过是古人尸影下的奴隶罢了。
城市乌托邦 中土流传病
犯这种病的人比前一派更有夸大狂。前一派只是“本来我们就有”，这一派则是“本来
是我们的”，“两洋近代文明是我们传过去的。”在情人允禄的《数理精蕴》里，竟说西洋
教士的天算格致：
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
而其原因，乃是：
路政传奇三代圣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未畴人子弟，失
官分散、嗣经秦火，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仗；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
…（卷一，《周髀经解叙》）
这真是毫无历史根据的谎言！本来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声教四讫”的情形不是
没有。例如：养蚕、造纸、瓷器、柠檬、大黄等的西传，都是斑斑可考的史实。但若不根
据
史乘，认为一切都是“吾家旧物”，一切都是西人“阴图以去”的，这就未免有点无赖了。
而耍这种无赖的，纪晓岚和他老师刘文正最为拿手，在《滦阳续录》卷一中，我们可以拜读
他们的高论。
这种“中土流传”病本是“礼失求诸野”观念的翻版，这种病严重以后，就会乱做浮夸
的历史考证：什么法显发现美洲啦、詹天佑发明火车挂钩啦、徐福就是日本神武天皇啦、宋
儒理学对欧洲文化划时代的影响啦，不一而足。又常见一些人最爱拈出罗盘、火药、印刷术
来骄人，殊不知这些东西早就在洋人手里脱胎换骨好多次了！
不得已病
近三百年前，杨光先和比利时的南怀仁斗历法失败，遣戍归来，写成了《不得已》。他
呼吁“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躲在这种态度背后的动机，说穿了疱
，不过是怕洋人“收吾天下之人心”罢了。这帮子人一方面想要人家的文明，一方面又觉得
要了危险，想来想去，决定还是不要好。
这种畏葸的小心眼儿，投鼠忌器的谨慎，真是怪可怜的：他们怕这一变，连腐朽的老本
也没有了。梁漱溟后来写《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民国二十二年）时，已经明显
的转入“不得已”派，他那种“最后觉悟”的语气是很沉痛的，他一方面中国之于西洋，有
所不及则诚然矣！（页九十七）一方面又自甘于不及，他说：
悟得了什么……于一向之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者，现在断然地否认他了……否认什么
？否认了一切西洋把戏，更不沾恋！西洋把戏之真不得而用之也！（页十三）
“更不沾恋”，“真不得而用之”，这是何等不得已的调调儿！现在很多人因为赚不到
钱转而歌颂“抱布贸丝”的农业社会，因为讨不到老婆转而留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
婚姻，最后诋毁工业文明、攻击自由恋爱，究其微意，不过“不得已”三字耳！
酸葡萄病
这种病患者对西洋把戏的口号是：“没有什么稀罕”“又有什么了不起！”明末许大受
的《圣朝佐辟》最能发挥这种高论。他认为洋鬼子的东西“纵巧亦何益于身心？”他举的例
子是：
……自鸣钟，不过定刻漏耳！费数十金为之，有何大益？桔槔之制，曰人力省耳，乃为
之最难，成之易败，不反耗金钱乎？火车（此指火炮）等器，未能歼敌，先已火人，此又安
足尚乎？
这些“有何大益”乎、“反耗金钱乎”、“又安足尚乎”，全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专
用语汇。乾隆时英国使臣请福大人参观他们的兵操，可是福大人的答话可妙了：
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乾隆英使觐见记》页一0
三）
这就是许大受的“体”与福大人的“用”！犯这种病的人比患“不得已”病的还低级：
后者起码还承认外国好，可是我们不要他的好；犯这种病的人就不同了：他内心深处觉得外
国好，可是在外表上，他一定要表现“张脉偾兴”，一定要理由化（rationalization），
好使他心安一些。这种善为巧饰的心理，三百年下来，还是完美的遗传着，世风是日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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