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艰辛探索
教学目标：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争论的讲授，使学生比较全面深刻地认为到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争论对中国共产党认清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立足革命实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认清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
教学重难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争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些争论对中国共产党认清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弄清这些争论来龙去脉及其实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争论的缘由、中共争论认识成果汲取和创新以及争论的启示是教学重难点。
教学方法：讲授法、谈话法和讨论法等。
一、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争论的缘由
1.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争论的缘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政治思想战线上出现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和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有其深刻的原因。
一是适应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变化是出现论争的社会历史条件。
大革命失败后，推动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再次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要推动中国不断向前发展，认清中国社会性质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学者同中国托派、国民党反动文人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开展争锋相对的论争。这次论争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即只有通过论争且论争出一个结果，才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深化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揭示中国革命的内在规律，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向前发展。历史证明：正是通过这场论争，中国共产党逐渐揭示了中国社会性质的本质属性，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推动中国革命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派的认识分歧是出现论争的思想根源。
1927年前后，斯大林派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而封建势力却占优势。这个国家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几个阶级的联盟。所以，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成
为联盟的成员。国共两党共同反帝的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而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封建势力（军阀）密切关联，所以反帝的同时要反封建。不存在“反资产阶级”的问题。
托洛茨基派在肯定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的基础上，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这样两个相互对立的党，不可以实行党内形式的合作。非但不能合作，共产党还应该推翻国民党，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国共两党非联合不可的话，也必须采取绝对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的方式。虽然反帝是中国革命的任务，但不能因此轻视国共两党之间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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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中国托派和国民党反动文人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鼓吹错误观点是出现争论的直接原因。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各阶级、各党派面临着一个十分尖锐和急待回答的问题：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性质？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什么？中国究竟走向何处？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批判了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所谓“不断革命”论的观点。
路径依赖理论中国托派和国民党反动文人反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中国托派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在当时只能进行“国民会议
”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国民党反动文人也诬蔑中国共产党关于近代社会和革命的论断是“制造阶级战争”，反对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了澄清认识和表明自己的观点，在中国共产党文委领导下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对这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深刻反驳。
2.中国革命性质争论的缘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中国革命性质的争论，有其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
一是中国革命自身的复杂性、残酷性和艰巨性是出现争论的客观原因。
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但是，在不同历史阶段，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集中反对的主要敌人有所不同。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根本的动力是工人和农民。由于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它们不愿意也不能够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的彻底性，领导中国革命取
得成功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正是如此，揭示中国革命性质的本质规定性不能一出而就，出现认识差异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二是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深刻认识是出现争论的主观原因。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认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问题。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没有充分的时间对全党同志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造成党内理论水平不过，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深刻认识。正是如此，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上党内产生了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主张认为，坚持和发展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应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书本的个别词句出发，善于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决议和贯彻苏联经验。另一种主张则认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革命行动的指南，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二、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争论的内容
1.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争论的焦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理论界主要围绕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展开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此后又论及中国社会史问题和中国农村性质问题。
尊木汇国际艺术广场（1）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
这场争论与共产国际内和中国共产党内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的争论紧密相联。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人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感到困惑，对于确定中国革命性质的主要根据——中国的社会性质，即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出现了分歧。陈独秀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经过1925—927年的大革命，封建势力已“受了最后打击”，“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进而认为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优势，无产阶级只有等待资本主义发展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再去进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当前只能进行以“国民议会”为中心的合法运动。赞同陈独秀观点的一派人被称为“托陈取消派”或曰“托派”。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李立三撰写的《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文，全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及对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批判了“托陈取消派”的观点。
争论很快从共产党内扩展到社会，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因《新生命》杂志而得名），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纷纷撰文发表自己的观点或主张。他们有的提出“中国封建制度崩坏论”，
把秦汉至清朝称之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而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有的否认中国有封建阶级和封建制度；有的认为中国的问题全在于“五鬼(即贫穷、疾
病、愚昧、贪污和扰乱) 闹中华”。尽管派别不同，但他们都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新思潮》杂志（因而得名“新思潮派”）在1930年 4月出版的“中国经济研究专号”上登载了一组文章，着重从帝国主义和中国经济的关系、民族资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农村土地关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的性质，认为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支配的地位，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随后,《动力》杂志(因而得名“动力派”)继续宣传托派观点，提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在《新思潮》杂志、《读书杂志》、《布尔什维克》、《中国经济》等上陆续发表一系列文章，进一步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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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中，何干之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最为深刻。1934年9月，他在出版《中国经济读本》一书中指出：“始终企图以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这个主题为经。”并说：“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是中国经济的特点。”这时，何干之还没有完全将“两半”看作一个完整概念，没有就二者的结合及统一性展开论述。他的论述还是分别进行的，即第二章为“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第三章为“中国经济的半封建性”。所以，在对中国社会性质做整体概括时，他并没有导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却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会”。1936年11月，他写的《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二年初改名为《转变期的中国》）出版，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革命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民主革命”的观点，可见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在他那里已经形成。第二年，何干之又先后出
版《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两本小册子，已经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为指导。
（2）中国社会发展史问题的争论
当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全面展开的时候，争论又从现实转到历史，引起了大规模的对中国社会史问题的争论。这实际上是前一次争论的继续和深化。争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一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即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这一生产方式的时代；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经过奴隶社会；三是关于“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即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及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实践问题。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将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第一次把战争前的中国历史依次叙述为原始社会（“大抵在西周以前即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
隶制时代相当”）、封建社会（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进入封建时代）等几种社会形态有规律更替的历史，并认为中国历史已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奴隶制革命、周秦之际的封建制革命、清末的资本制革命。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也适用于中国的国情，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陶希圣、李季、王礼锡、王宜昌、胡秋原等人则提出了不同的历史见解。他们认为，在原始社会之后，
中国未曾经过奴隶制，就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而秦以后至清的2000多年又是一个特殊的“商业资本主义”；或认为战争以后的中国跨入了资本主义，不承认中国存在过奴隶社会，否认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
（3）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
从1934年至1937年，争论主要围绕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中国是个农业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认识中国社会性质首要的是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农村。前两次争论偏重于理论上和历史上的论证，往往缺乏完备的实际材料。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经济正陷于崩溃的境地，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而集中在城市的资金又不到出路，于是提出了各种挽救农村破产的方案，诸如复兴农村、救济农村、乡村建设等。这些方案的设计者并未直接涉及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问题，也没有直接参与争论。但鉴于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有关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问题逐渐成为争论的焦点。
中国和声《中国经济》杂志的王宜昌、张志澄、王景波认为，在中国农村经济中，资本主义经济占有优势地位，农村的基本问题不是土地问题，而是资本和生产技术问题。《中国农村》杂志立即载文予以反驳。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何干之等人纷纷撰文，首先从方法论上驳斥其“技术决定生产关系”等论点。他们认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上，只强调生产力而忽视生产关系的变革的观点是不对的。指出农村问题的中心不是生产技术或资本问题，而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有关中国社会性质争论的
领域，逐渐从城市和工业经济深入到乡村及农业经济方面，即从中国农村社会的角度去更深一层地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长翅膀的绵羊
2.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争论的主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认清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曾出现过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和王明的“一次革命论”。
一是“二次革命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理论。1923年4月，陈独秀写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12月，他又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在这两篇文章中，陈独秀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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