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极为重要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的历史经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是遵义会议给我们留下的最根本的经验，后来成为我党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 张明芳
按我们今日的通俗说法就是：“实事求是”指从实际对象出发，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事物的本质。通常指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办事。“实事”指客观存在的现实，“求”就是努力去寻，“是”就是正确的结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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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是一个经学
和考据学
陪同口译的命题，也是中国古代学者治学治史的座右铭。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原本指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实事求是”一词，源于1900多年前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文中对西汉景帝第三子河间献王刘德写道：“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朝颜师古注解说：“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务得事实”，指务必得到客观事物的事实情况，“每求真是”，指不断追求事物内在的本质和特点。明朝王阳明在宋代朱熹
“格物便是致知”、“理在事中”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因此，在中国古代，实事求是本意是指严谨好学、务求真谛的一种认真的治学态度。 “实事求是”这一用语，并不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实事求是”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是同志提出的。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在总结我党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批判地吸收和继承了我国前人的优秀思想成果，对“实事求是”赋予了它新的涵义。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从现实事物本身引出固有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规律性，作为人们行动的向导。这样，使“实事求是”上升为一个普遍的哲学命题，并亲自为中央党校题写“实事求是”校训，后来被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概括表述。直到现在，全国各级党校甚至一些高等学校都以此作为校训。
崇尚实事求是，是有其历史渊源的，的家乡湖南，是楚湘文化的发生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重视经世致用的楚湘文化，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其讲堂正门就挂有“实事求是”四个字的横匾。曾就读于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经他的伦理学老师杨昌济介绍，曾利用假期入岳麓书院寄读。这块匾额自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有：“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这么一条。清代唯物主义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的学说，都影响着。本身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造诣，再加上又处于这样一种教育环境之中，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养成了注重实际的思想方法。他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实践。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时起，根据中国国情这个“实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功地组织了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和军阀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成功地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党的六大以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鉴于攻打大城市没有成功，说明苏联的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等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带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中国革命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条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曾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了模范的执行，形成了提倡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洗刷唯心精神等宝贵思想，连蒋介石也承认“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这些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
真理同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结晶。
但是，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党中央的领导连续出现“左”倾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摒弃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根本无视中国国情这个“实事”，完全照搬共产国际和苏共经验的教条。他们把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势力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把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同反帝反封建并列，从而失去了广大的同盟军，孤立了自己。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则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土地政策，要在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严重破坏了生产力，使农业生产衰退。在军事指挥上，消极防御，被动应付，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苦心经营六七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转移。就是说遵义会议之前，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党和红军面临灭顶之灾。遵义会议，就是在血的代价面前推倒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 遵义会议在这一紧要关头召开，其最本质的特征和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提倡和坚持实事求是。以下几个事例可以说明：
第一．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实事求是的反映
遵义会议不是红军长征之初或中间计划中的会议，而是湘江之战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之后，根据局势相继通过湖南通道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贵州黎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贵州瓮安县猴场的政治局会议才决定的：通道会议暂时否定了李德北出湘西的行军路线，勉强采纳了的西入贵州的“转兵”建议、黎平会议正式作出了“转兵”决定，但最初设想在川黔边以遵义为中心创建新根据地、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并决定适时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讨进军路线，同时把李德、博古军事指挥权收回中央政治局。这就为遵义会议召开作了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这说明，遵义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举动。
第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较量贯穿于遵义会议
首先，遵义会议之前的通道、黎平和猴场会议，就关于行军路线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李德、博古坚持要去湘西会合二、六军团，通道会议上，提出改变行军路线，是他经过详细的调查和缜密的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也是实事求是的佐证之一：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的《中央日报》有一则消息：‘赣匪窜扰湘西，黔省一片惊恐，黔省主席、国民革命军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氏四处求援’、‘共匪一旦犯黔，
黔军毫无抵抗能力必将弃城失隘。恳请政府速遴派国军大员入黔剿匪’”，而这两则新闻与红军总司令部二局侦察的情报有些默契。在路上遇见军委总司令部二局的侦察参谋，曾经详细地询问过湘、黔、川、桂诸省敌军的兵力、部署以及目前的态势等情况。他了解到的情况是：贵州较之川、湘、桂诸省，防御力量差，兵单力薄。结合敌人的消息报道，坚定了他的主张：坚决不能北上会合二、六军团，日前，刻不容缓的战略方针是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这样，野战军才有一条生路。”说明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梳理出有用的信息作为建议的依据。
其次，在遵义会议上当博古在“主报告”中过分强调客观困难，为“左”倾军事错误路线辩解时，周恩来在副报告中，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就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张闻天按照会前与、王稼祥经过较长时间酝酿和磋商的“反报告”，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有那样一个下午从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出发，以井冈山斗争时期正反两方面的事实为依据，高屋建瓴地阐释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一针见血地指出“三人团”在军事上的错误，激烈地批评了博古、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方法。“根据他在一年来搜集到的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上刊登的材料，结合上午博古与周恩来的报告，又参照了洛甫的讲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博
古同志在上午的报告里，对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我以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阶段，其第—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这种用“数据与事实”说话的方式，因为摆事实、讲道理，很有说服力，为与会人员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才博得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形成了大多数人要求纠正错误的意见和正确及时的决议。
以上事例说明，实事求是是遵义会议战胜“左”倾错误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磁流第三．遵义会议的直接成果，处处体现实事求是的原则
首先，在军事路线上，遵义会议鉴于当时的形势，放弃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向西北转移，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又是根据实际情况，对通道、黎平和猴场会议决定的改变，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军事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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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组织决定上：“同志选为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无疑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成功领导前几次反“围剿”和遵义会议上他根据事实慷慨陈词，体现了的能力，他进入常委，意味着进入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层，保证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整体能力得以提升，也为确立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组织基础；取消三人团，就是解除了博古、李德的决策权，避免了他们继续给红军造成损失。
还有，在遵义会议后的苟坝会议上，鉴于每一次的军事行动，都要召集20多人开会，极不利于战争环境中的红军指挥、作战这样一种实际情况。采用了建议，决定成立由、周忍来、王稼祥组成的3人小组，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指挥红军军事行动，也是实事求是之举。
再次，在会议《决议》上，遵义会议最后指派张闻天根据会议决定的、与会多数人特别是发言的内容起草后并于2月8日在扎西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客观而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领导和指挥上的错误，表明马列主义理论
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成为党中央和红军工作的指导思想。
最后，遵义会议实事求是的成果还表现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中国共产党能独立自主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自主解决问题，首次表明党完全具备自己决定重大问题的能力。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处理政党间和国家间关系的重要表现。后来的历史表明，我们党在遵义会议上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
所以，可以说，遵义会议最本质的特征是实事求是，遵义会议是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也为今后明确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遵义会议，党的路线回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使中国革命在以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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