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地方：文物保管的合作与冲突
田琳
（浙江大学
历史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58）
内容摘要：1944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为添建宿舍，在中寺后院的土地庙残塑中发现了一批六朝残经杂文（即土地庙遗书），这批资料自发现以来便备受各界关注。1944年—1946年间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西北图书馆、甘肃省政府均曾致函教育部希望获得对其保管权，但并未得允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地庙遗书除一种由故宫博物院收藏外，其余均一直由敦煌研究院保管收藏。
关键词：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土地庙遗书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1-0118-10
The Nation and the Provinces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 Study on the Discovery and Custody Dispute of the Earth Temple
Documents of Dunhuang
TIAN Lin
（Department of History,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 310058）
Abstract ：In August 1944,the National Dunhuang Art Research Institute discovered a group of fragmental scriptures from the Six Dynasties among the broken statues in the Earth Temple on the grounds of the Middle Temple.These documents from the Earth Temple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
n since their discovery.Between 1944and 1946,National Beiping Library,National Northwest Library and the Gansu Provincial Government all sent letters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oping to obtain proprietary rights over the documents,but were all rejected.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excepting one article on kept display in the Palace Museum in Beijing,all of the Earth Temple documents were collected and held by the Dunhuang A-cademy.
Keywords ：National Dunhuang Art Research Institute;Dunhuang;Earth Temple documents
收稿日期：2020-03-07马来亚的青春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17ZDA213）作者简介：田琳（1992—
），女，河北省唐山市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敦煌学学术史研究。
敦煌研究
DUNHUANG RESEARCH NO.1.2021TOTAL 185
2021年第1期（总第185期）118··
丙酮酸激酶DOI:10.13584/jki.issn1000-4106.2021.01.017
近代以来，我国学术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是对典籍文献新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商周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遗书和明清内阁档案被誉为20世纪初我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敦煌遗书，主要指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第17窟中的大批文献，此后在莫高窟其他洞窟、佛塔、烽燧等遗址及土地庙残塑腹中，也发现了一些十六国时期以来到西夏、元代的文书，此外在罗布泊及吐鲁番发现的一些与敦煌有关的文书，这些也应囊括在敦煌遗书的范畴之中。其中，土地庙遗书的发现是当时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成立以后的一次重大事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时的北平图书馆、西北图书馆、甘肃省政府等相关单位相继提出想要获得保管权。本文将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国史馆”相关档案为主，并参考文献史料和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等，重点对土地庙遗书保管权的争议进行探索，以期更为完整地梳理土地庙遗书自发现之后的相关史实，祈请方家指正。
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
与土地庙遗书的发现
20世纪40年代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备与成立，是在抗战进入关键时期，国民政府号召开发西北，进行西北建设，将其作为经济大后方的背景下进行的。1941年秋，时任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到西北进行考察时，曾专门到莫高窟巡视，在感叹其艺术价值的同时深感设立保管机构的必要性。12月返
回重庆后即向国民政府提议“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提案结尾指出“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1942年1月12日，在重庆召开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第7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于右任关于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的提议，决定交教育部负责筹备譹訛。经行政院令饬教育部拟具“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办法”，提请行政院五五六次会议通过后，即由该部聘请高一涵、常书鸿、王子云、张大千、张庚由、窦景椿、张维等七人为该所筹备委员会委员。并指定高一涵、常书鸿为正副主任委员，王子云兼秘书譺訛。1943年3月27日，常书鸿一行人到达莫高窟即开始对敦煌艺术的保护和调查。是年7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向教育部呈送了工作报告书，分列了包括筹备会议举行与所址勘定、所址的改建与布置、千佛洞（即莫高窟）初步调查、地形测绘、修补洞窟、清除积沙等诸多工作内容。7月底，常书鸿还专程到重庆汇报工作。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工作，该年12月3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处结束，1944年1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被任命为所长，所址设在莫高窟中寺（又称皇庆寺）。这是近代中国成立的第一个石窟艺术的现代科学保护和研究机构［1］，同时也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级独立研究所。
1944年8月30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为添建职员宿舍，于中寺后花园土地庙残塑中发现了一批六朝残经杂文（即土地庙遗书），这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存在期间的重大事件，也是继1900年藏经洞发现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常书鸿回忆，在庙里（土地庙）有清朝末年创作的三尊塑像，艺术价值不大，但作为文物仍决定把它们移到别的地方。敦煌塑像，其坯子一般用草和泥捆扎，而庙里塑像的制作方法与一般塑像不同，其塑像中心的木棒在土台基座下埋得很深无法移动，因而只好毁掉塑像，发现残塑的中心支柱桃木上捆绑着的是写经残片。警长窦占彪和泥
譹訛关于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前的具体内容，可参阅刘进宝《民族危急关头的文化创举——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史考察》，《中华文史论丛》待刊。
譺訛“中央社”讯《敦煌艺术·教部设所研究》，见《大公报》（重庆版）1943年1月18日第3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后又经历了人员变动，王子云辞去委员兼秘书职务由李赞亭充任，又增加委员一名甘肃教育厅厅长郑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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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参见池田大作、常书鸿《敦煌的光彩———池田大
透传
作与常书鸿对谈录》，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第
多向飞碟
24—26页。关于塑像数量，李正宇《土地庙遗书的发现、特
点和入藏年代》（《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一文中记作五尊，分别是土地、山神、牛王、马王、药王。刘诗平、孟宪实《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刘进宝《敦煌学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雒青之《百年敦煌》（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姜德治主编《敦煌大事记》（甘肃教育出版社，2009年）所记均为尊残塑。当时呈报教育部本所发现藏经情形的函中记载为四尊塑像。
譺訛1944年11月25日夏鼐致傅斯年、李济信函，台
北史语所档案。档案号：李38-5-5。
工秦司持经卷报告给所长常书鸿，所长让当时在场的助理研究员苏莹辉、干事刘荣曾匆促检验一过，当场签写封条密封，妥存一方。于下午四时常书鸿所长召集该所同仁陈芝秀、董希文、李浴、张琳英、邵芳、辛普德、陈延儒、苏莹辉、刘荣曾在考
古组启封检点譹
訛（其中苏莹辉、李浴、刘荣曾三人
负责记录），“并敦请中研院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夏鼐、向达、阎文儒三位先生莅场监视指教，冀昭郑重”［2］。
1944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四单位联合组成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新疆两地进行考察。历史考古组的考察只在甘肃境内，工作站设在距离敦煌县城15里外的佛爷庙，由于夏季炎热酷暑，7月30日，夏鼐、向达、阎文儒抵达莫高窟避暑。正因如此，三人也亲自见证了此次的启封检点。对于检点过程，夏鼐在其日记中记述较为详细，有利于了解当时的具体细节：
……当众检点登记，共48号（第48号为碎片24片）。除记账单二、苏公诗一，其余皆为佛经，且大半为《涅槃经》。有二卷有年号，一为兴安三年（454）及太和十一年（487），几全为魏代写本。晚间余与阎、李二君至常所长处，承其出示各号，长者有190行，长达一丈……（8月31日）所中又发现一批写本，乃昨日工人潜藏于墙外土坯中者……连碎片共编21号（连昨日所得者，计69号）。有和平二年（461）唐丰国写《孝经》残本及军将憧将统吏名册一卷，其余为佛经，时代亦为魏代。余等浏览一遍后，即行登记。
［3］
此外，在夏鼐致傅斯年和李济的信函中，对此事亦有提及：“千佛洞于八月间发现六朝写本六十余卷。系工人于清末泥像中无意发现。虽为所中职员所察觉收归所有。然小部分为工人所匿藏，携出私售”譺
訛。
由上可知，30日和31日发现的写本残经经过检点后的基本情况，但由于时间仓促，只是初步
统计，文书的具体情况并不十分准确。通过后来所长常书鸿向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报告发现藏经经过详细情形所发呈件中可知，在土地庙遗书发现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第一时间（31日）发电报向教育部作了汇报“窃本所于本年八月三十日午前十一时发现藏经多种曾以午引电陈在案”。9月9日向教育部呈报发现藏经的详细经过并附呈初步检验报告一份。现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向教育部呈报藏经经过详细情形的相关内容移录如下：
窃本所于本年八月三十日午前十一时发现藏经多种曾以午引电陈在案。缘本所因修建职员宿舍，拟利用后园破土地庙一间，予以修补为工友住所。该庙面积三公尺见方，为清末中寺主持王喇嘛所修，中有残塑四尊，高约三尺，居中为龙王，左右为土地园神及其他不知名之残塑一尊，技法粗劣俚俗。（一如石窟中王道士所造之神像，泥工以修改土坑，在搬动时发现佛像腹中木柱周围有纸卷，取出时见系藏经两卷，由当时在场之长警携来报告，经职偕同当时在场之助理研究员苏莹辉、干事刘荣曾匆促检验一过，当场签写封条密封，妥存一方。即书通知于即日下午四时召集本所全体职员并邀请寄住
本所，正在千佛洞工作之西北考察团向达、夏鼐、阎文儒三先生参加检验。自四时至六时共检阅残经自第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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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四十七号，次晨七时至九时复行继续检验，计自四十九号至六十八号，前后两日检验结果共得写经杂文六十八种，其间有碎片两包，关于是项写经年代方面除第一号、第三号、第五十三号有年代纪录确为北魏写作外，其余各种根据书法纸质等断为六朝之物。现经分别包卷妥存本所，容全部详细研究后再行呈报外，理合将发现残经经过详情连同造具检查报告一份一并备文呈赍仰祈，鉴核示遵
谨呈
教育部部长陈由上面的引文并结合前引夏鼐在其日记中所记内容我们可较为清晰地了解30日和31日检点经卷的过程。30日下午4点到6点检阅残经，编号1—48号，其中第48号为碎片，共24块。次日又获得临时雇工藏匿于墙外土坯中的藏经，检点后编为49—68号。对比初步检验报告以及向达《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4］一文，所编编号总共确为68号，其中第48号为残片一包，计24片，第68号为残片一包，计8片，因而初步检验报告中所述为“共得六朝残经、杂文等六十六种，碎片三十二块”，向达一文中为“计编六十八号，凡七十余段”。夏鼐在日记中所记编号总计69号有误。值得注意的是，前引呈报藏经经过详细情形中所涉及的检验内容共得写经杂文六十八种，其中已包含两包碎片
（32块碎片），是为编号统计。在一些学者的论著中对土地庙遗书总数的描述存在表述错误或有歧义的情况需要注意譹訛。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9月9日呈送的藏经经过详细情形及初步检验报告于10月7日到达重庆教育部，10月26日教育部发给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指令，要求该所妥善整理并保管新发现藏经：“呈件均悉，准予备查。发现各件并仰妥为整理保管”譺訛［5］。
二国立北平图书馆对保管权的争取
自藏经洞发现后，西方所谓的探险家纷至沓来，1907年和1908年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分别将藏经洞大量珍品劫掠而去。1910年清学部电令甘肃政府将剩余经卷全部押解入京，途中又被沿途官员私自窃取，最后入藏京师图书馆的只有8000余卷断简残章。同时留在当地的写本残片也不在少数，后来又有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人鄂登堡、美国人兰登·华尔纳相继来此，使得藏经洞遗书绝大部分流失海外。这一方面刺激了中国知识界，触动了知识分子的悲情意识，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写道“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知识界发掘、重视和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学术自觉。
在藏经洞遗书被席卷俱空之际，莫高窟土地庙中又意外发现了这批珍贵的六朝写经残卷，其意义价值不言而喻。这批资料自发现后，当时很多报刊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引起了各界广泛的关注。1944
年10月12日，《“中央日报”（重庆）》刊登（“中央社”兰州十一日电）《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消息，报道了土地庙遗书的初步检验报告。同日，《西北日报》亦刊登题为《六朝残经敦煌发现》的消息。13日，《“中央日报”》（贵阳）、《西康国民日报》、《革命日报》、《国风日报》、《西京日报》、《西北文化日报》等也对此进行了报道。是
譹訛如阎文儒《莫高窟与敦煌》（载向达等著《敦煌》，学习书店，1951年）一文写作“发现了六朝藏经六十七卷，残片一包”，傅振伦《敦煌千佛洞文物发现的经过》（《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4期）一文写作“1943年4月至1948年7月，还在清末王道士所造的泥塑像身中，发见了六十九卷的写经”，邰惠莉《敦煌研究院藏敦煌遗书的来源和价值》（《中国书法》2019年第17期）一文写作“清点共得写本六十七种并碎片三十二块”，姜德治编著《敦煌大事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写作“8月30日敦煌艺术研究所从土地庙五尊残塑像中获六朝写本68件，残片32块”。
譺訛台北“国史馆”档案：019000001388A，参见车守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时代背景与史事日志》，擎松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第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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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1日苏莹辉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新发现北魏写经颠末记》一文在《西北日报》上发表，详细介绍了这批写经的发现过程、数量、年代及写经主要内容。12月向达在《图书季刊》新第5卷第4期发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一文，文末附有“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三十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本所（即中寺）后园土地庙残塑像中发现藏经初步检点报告”譹訛。1945年春由国立西北图书馆主编的《西北文化》连载了七期“敦煌艺术特辑”，由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纂辑，其中苏莹辉《记本所新发见北魏写经（附目）》对新发现的土地庙遗书的发现过程和内容进行了介绍并公布了整理目录，并以新发现的土地庙遗书为中心撰写了专文《关于本所新发见北魏写本毛诗残叶》［6］。以上报道和文章的发表使得大众对土地庙遗书乃至敦煌艺术有了较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扩大了敦煌和莫高窟艺术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虽然这批偶然发现的文书数量较少，与藏经洞遗书数量无法比拟，但确如常书鸿在初步检验报告中所写“此次发现实为斯坦因、伯希和等盗窃藏经后敦煌之创”，为今后敦煌学的研究增加了一批新资料。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于千佛洞（即莫高窟）文物俱空之际，土地庙遗书的发现对刚正式成立不久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来说意义非凡。从本身内容来看，均为六朝遗书，其中有题记年号者有三种，分别是：北魏兴安三年五月十日谭胜写《弥勒经》，北魏太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释僧肇写《佛说灌顶章句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及北魏和平二年十一月六日唐丰国写《孝经》残叶。此外，尚有六朝职官名册残叶、六朝人佚诗等，极具收藏和研究价值。正因为如此，这批资料无疑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当时多家单位提出想要收藏保管这批新发现的六朝写经。
国立北平图书馆譺訛是最早向教育部提出将六朝残经移交保藏的机构。继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两个月后，11月1日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致函教育部“呈为拟请令饬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将该所新近发现之六朝写本残经拨归职馆保藏”。文中首先说明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写经的由来及历年来对写经的保藏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包括“先后曾出专书专刊多种”以方便学术界参考利用；派专员前往英国、法国，将英伦博物院和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抄录、拍摄副本；在西北搜寻流散于私人之手的珍贵写本等。之后从发现写本残经的年代和内容角度阐述其重要文物收藏和史料价值，重点提及《孝经》古本更当视为国之珍宝。进而从机构性质以及材料集中保存的便利性角度，阐明新发现的六朝写本残经由本馆负责保藏更为妥当，恳请将其移交。现将袁同礼致函教育部全文移录如下：
窃查敦煌为两汉六朝隋唐各代之中西文化交通孔道，久已著闻于史册。前清光绪年间，该地千佛洞发见六朝至唐宋人写本经籍。
当时国人未能注意，致被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诸人先后辇归英伦博物院及巴黎国立图书馆。世界学者莫不惊为宇内瑰宝。近代中西文化史之研究，英法诸国学者所以能有特殊之成绩，赖我敦煌遗物之赐实多。前清学部派员收拾余剩，尚得数千卷，拨予京师图书馆永远保藏，此即职馆所藏敦煌写经之由来也。职馆历年对于该项写本之保藏特予注意。而于研究之工作先后曾出专书专刊多种。国内外学术界参考利用莫不称便。近年更派员前往英法，先后将英伦博物院及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经卷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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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摄副本寄回国内。该项影片拟俟抗战终了景譻訛印流传。上年职馆又派员在西北收购流落私家之写本得有多卷，务求物以类聚，使学者研究得材料集中之便利，而
譹訛参见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所收录《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页。
譺訛1929年8月教育部原有之国立北平图书馆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自办的北平北海图书馆正式合并，改称国立北平图书馆，由教育部与中基会合办。
譻訛“景”通“影”，此处照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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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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