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淞沪抗战和南京守卫战见证了中国军⼈铁⾎抗战的精神，也暴露出中国政府最⾼领导层在对⽇作战战略上的缺失。⼀城⼀地的拼死防御不但让中国众多名城惨遭战争蹂躏，也⼏乎耗尽了中国军队的实⼒。 然⽽，中国政府和军队终于在战争中成长。当⽇本试图“发动攻略汉⼝之战，使其成为战争⼀决雌雄的最⼤机会”后，蒋介⽯国民政府终于认识到“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地得失，⽽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量”。为此抛弃过去的教条，同时部分发动众的抗⽇热情，以“致⼒于全⾯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同时跳出城市防御的桎梏，将防御作战推进到武汉外围的⼴阔战场。
武汉会战乃抗战史上中⽇双⽅规模最⼤的会战。从1938年6⽉12⽇⽇军波⽥⽀队在安庆登陆并很快占领安庆，宣告武汉会战开始，到1938年10⽉下旬武汉三镇全部沦于敌⼿宣告武汉会战正式结束，中国军民在历时4个多⽉的⾎战中，以40万⼈的伤亡，造成⽇军近10万⼈的死伤（另⼀种说法是20万），不但粉碎了⽇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企图，也⿎舞了全国抗战的热情。时任第九战区第⼀兵团少将⾼参、后曾协助薛岳取得第三次长沙⼤捷的赵⼦岳⾼度评价国民政府在武汉会战的战略决策:“综观武汉会战，我军不在武汉城内弹丸之地作困兽之⽃，⽽在武汉外围的⼴阔天地进⾏灵活、坚强的作战，予⽇军以重创，作战逾4个多⽉，竟⽆⼀个整师被歼灭，这都是由于统帅部正确的战略决策⽽来的。”
在经历了1937年7⽉到1938年7⽉⼀年的溃败后，中国军队⽤牺牲和胜利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近卫⽂麿的致命失策和国民政府的坚持抗战
1937年12⽉，⽇军攻克南京，⽇本对中国政府会乞降的幻想却因蒋介⽯的拒绝⽽遭破灭。⽇本⾸相近卫⽂麿⼀⽓之下，在1938年1⽉16⽇向全世界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与发展”，并在此后进⼀步声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本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本“绝对不容许第三者出⾯调停”。
战后的⽇本⼈认为，这是⽇本在战争中最为愚蠢的战略失误。没有任何退路的国民政府在1⽉19⽇国民党《中央⽇报》上迅速刊出蒋介⽯对⽇本近卫声明的反应，措辞强烈地表明了中国将继续抗⽇的⽴场:“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全⼒以维护中国主权与⾏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绝⾮中国所能接受，同时，在⽇本占领区域内，如有任何⾮法组织篡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效。”
对于⽇军⽽⾔，战争的接连胜利进⼀步激发了军队对中国的蔑视和对武⼒的狂热。早在⽇军占领南京后，⽇本⼤本营就开始研究所谓“攻占汉⼝作战”。⽇军参谋本部情报部对于攻占武汉的建议是：从历史看，只要攻占武汉，就能⽀配中国，通过武汉会战，可以做到以武⼒解决中国事变⼤半的⽬的，只要控制了武汉，即可以把蒋政权逐出中原！“使蒋政权降为地⽅政权”。1938年5⽉徐州会战⼀结束，⽇
本⽅⾯即决定于当年秋季进⾏“汉⼝作战”：所有在中国⼤陆作战的部队停⽌回国调动，国内继续动员增兵40万⼈，并拿出32.5亿⽇元的作战费⽤预算。
⽇军规模庞⼤的“汉⼝会战”的另⼀个⽬的，正如⽇本天皇裕仁在武汉会战前的御前会议上所说，为了给国民政府最后致命的⼀击，迫使中国投降，不愿再见到“帝国雄狮百万受制于中国”。为此，⽇本“陆军为汉⼝作战倾注了全⼒，没有应变之余⼒”。⽇本⼤本营陆军部⽂件这样记载。据战后发现⽇军⽂件证明，连⽇本本⼟仅留的⼀个近卫师团，也待命随时增援武汉⼤战。
“中国⼈民和政府已被⽇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蒋介⽯由此在中央⼴播电台发表讲话，誓⾔“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存，决⼼在武汉地区与⽇军决⼀死战”。国民政府调集全部海空军以及陆军120个师总兵⼒约110万⼈，蒋介⽯亲⾃坐镇武汉直接指挥。然⽽与淞沪、南京会战不同的是，蒋介⽯在1938年2⽉发表的《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中称:“这次抗战，是以⼴⼤的⼟地来和敌⼈决胜负；是以众多的⼈⼝来和敌⼈决⽣死……我们现在与敌⼈打仗，就要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的空间，要以⼴⼤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的实⼒，争取最后的胜利。”
淞沪和南京的教训:“守武汉⽽不战于武汉”
1937年底，在淞沪会战、南京会战结束后，⽇军连下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中国核⼼城市，占领中国政治经济最为重要的华北、华东要地，之后⼜占领⼭东半岛。1937年11⽉12⽇上海沦陷后，国民
政府于11⽉20⽇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宣布迁都重庆。但政府的军政机关却并没有⽴即西迁⼊川，⽽是先转移到武汉，使得武汉成为当时事实上的战时⾸都。⾃从华北和华东的众多⼤城市沦陷后，武汉已经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尚未沦陷的⼤型城市。
在上海和南京失守后，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多次与德国军事顾问研究有关防守武汉的决策问题。在淞沪、南京和徐州⼀系列规模巨⼤的对⽇会战中，国民政府的作战⽅式都是依托坚固⼯事下的防守，以⾄于⽇本⼈为了
淞沪、南京和徐州⼀系列规模巨⼤的对⽇会战中，国民政府的作战⽅式都是依托坚固⼯事下的防守，以⾄于⽇本⼈为了让中国军事失去德国的⽀援，声称“此次事变名为中⽇之战，实为⽇本⼈与德国打仗”。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国民政府在武汉周边开始修建作战⼯事，然⽽淞沪和南京会战中中国军队单纯通过阵地进⾏防守遭致的惨痛教训，让⼀些历经战⽕的中国军⼈产⽣了不同以往的想法。
国民政府第54军参谋长郭汝瑰少将就表⽰，在武汉背⽔列阵“全不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如果再依照淞沪和南京的作战模式，聚集重兵于背⽔，“⼀旦环形防线被突破，⼏⼗个师都有被压迫于⽔际⽽被歼灭的危险”。在由陆军上将陈诚主持的武汉卫戍司令部召开的⾼级将领军事作战会议上，郭汝瑰认为“武汉会战应置主⼒于外围，⾸先利⽤幕⾩⼭脉和⼤笔⼭脉的有利地形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当敌⼈接近武汉外围时，中国军队在撤离武汉后，依然可以利⽤武汉的外围⼭脉险阻与敌⼈周旋。
调度系统
这⼀作战核⼼，就是“守武汉⽽不战于武汉”。
此时的蒋介⽯在吸取了淞沪、徐州会战的教训，听取了中共⽅⾯以及国民党内部许多将领的意见后，终于改变了以往死守⼀城⼀地的战略。由蒋介⽯批准的《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指出:“武汉近郊尤以江北⽅⾯之⽆险可守尽⼈皆知，更以中隔⼤将外杂湖沼，尤⾮久战之地，故欲确保武汉，则应战于武汉之远⽅，守武汉⽽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否则再按照南京的作战模式，则武汉“仅⼀⽚焦⼟⽽已……”
我行我惨绝⼈寰的“焦⼟抗战”
就在武汉会战即将开始的时候，中原⼤地已经变成⼀⽚泽国。
1938年4⽉，⽇本⼤本营陆军部曾计划，以⼀个军⾃郑州沿平汉线南下，以⼀个军⾃南京沿长江西进，从北⾯和东⾯分两路夹攻武汉。后来考虑到两军战场过远，不便于统⼀指挥，决定以主⼒第2军沿淮河西进⼤别⼭北麓，占领信阳后转平汉线南下，进攻汉⼝。当1938年初徐州沦陷后，中国军队本来仍在顽强抵抗。然⽽当国民党名将薛岳以13个师共15万部队将⽇军⼟肥原师团两万⼈合围时，却因为蒋介⽯嫡系桂永清放弃兰封⽽功亏⼀篑。以⾄于蒋介⽯⾃⼰在致第⼀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信中称，兰封战役“在战史上亦为⼀千古笑柄”。
兰封战役之后的6⽉6⽇，⽇军攻克开封。此时如果⽇军⼤举西进，不但将切断平汉铁路，南⾯威胁武汉，还极有可能西攻洛阳汉中，威胁到中国的⼤后⽅。当年的蒙古军队正是先⾏攻掠四川，从西南⼤迂回再向东南沿海进攻，从⽽灭了南宋王朝。⾯对这⼀巨⼤危险，第⼀战区的中国军队却已经没有⼒量抵御⽇本的攻击。
倍美力软膏6⽉11⽇，蒋介⽯采纳了第⼀战区参谋长晏勋甫的建议，挖开花园⼝黄河⼤堤。
早在1935年晏勋甫在武汉⾏营任职时，曾根据“焦⼟抗战”的理论制定过“以⽔当兵”的计划。在迫不得已之时，通过黄河⽔将敌⼈隔绝在豫东，使之在短期内⽆法加速前进，同时也能避免将中原古城郑州变为战场。
花园⼝决堤之时恰逢黄河上游的⾬季。这⼀“焦⼟抗战”的⾏为，以冲毁140万民房、淹没近2000万亩耕地、80万⼈死亡、上千万⼈流离失所、在中原地带造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的惨重代价，使河南皖北5万多平⽅公⾥的地区沦为⼀⽚沼泽，阻⽌机械化⽇军的⾏动，迫使⽇军⽆法利⽤淮河西进、利⽤平汉线南下。⽇军由此不得不放弃以主⼒沿淮河西进⼤别⼭的计划，改为以主⼒沿长江两岸向武汉推进。中国军队借此喘息之机调整了防线，以第⼀、第三、第五战区的部分兵⼒和第九战区的全部兵⼒，计130多个师，约120万⼈，围绕武汉为核⼼，构成⼀条穿越豫、鄂、皖、赣4省，防御正⾯达1300余公⾥的巨⼤防线。
红⿊⾊的⾎：中国军民的决绝抵抗
6⽉11⽇，⽇本海军通告驻汉⼝各国领事，称溯江进攻武汉的作战已经开始。当冈村宁次指挥的第11军占领九江后伺机攻取南昌。他⾯临的对⼿是国民党名将薛岳。薛岳根据⽇军动向作出了“北守西攻”的部署，依托庐⼭天险，对⽇军南下进攻展开激烈的抵抗。
加拉茨钢铁⼀名进攻南浔路的⽇军在⽇记上这样记载当时战况:“⼏次进攻中，庐⼭上的如⾬点般从天⽽降，皇军⼤受威胁，死伤可怕。”⽇本著名作家⽯川达三在《武汉作战》中这样描绘中国军⼈的抵抗:“占领星⼦后，不停顿地连续战⽃了30多天，战线仅仅推进了2公⾥半。⽽且，即使占领了西孤岭，前⽅仍然耸⽴着全轮峰、硝⽖船等⾼⼤的⼭。这些⼭峰上的敌⼈炮兵，每天都居⾼临下地实施准确地射击，连在⽕线后⽅进⾏饭后杂谈的记者们也遭到迫击炮的轰击。炸裂的弹⽚击伤了三位记者，他们的⾐服上浸满了红⿊⾊的⾎。”
另⼀个⽇军⼠兵则在寄给妻⼦的信中写道:“庐⼭是⽀那名胜之地，‘不见庐⼭真⾯⽬’，名不虚础。我师团在此遭到⽀那军精锐部队的坚决抵抗，前所未有的激战，中队、⼩队长死亡很多，战⽃仍在艰苦进⾏，与家⼈团聚的希望很⼩。”在中国军队的誓死抵抗下，⽇军第101师团第101联队被中国军队全歼，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也中炮负伤。
国军队的誓死抵抗下，⽇军第101师团第101联队被中国军队全歼，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也中炮负伤。
顽强抵抗⽇军的不仅仅是中国军⼈。⽇军⾯对的还包括已经觉醒并坚决执⾏坚壁清野作战计划的中国民众。⽇军某部队长⽥部圣⼤佐，在其《武汉攻略参战记》中写道:“我从南京溯江西进时，未曾料到⽇后⽣活的不便，仅随⾝携带了⼏本⽇本书籍和盥洗⽤品。初到湖⼝就发现依靠现地粮⾷物资来维持我军⽣活，⼏乎完全不可能，必须从内地（指⽇本）向战地输送粮⾷。居民全部出⾛，住房尽被破坏，可利⽤的⼏乎没有，冈村司令官的办公室兼宿舍也是被破坏了的房屋的⼀部分。”
冈村宁次⾃⼰也在⽇记中写道:“10⽉初，第27师团占领了箬溪⼀带，检查缴获的敌军官兵致其亲友的信件，内容⼏乎都是有关我军情况，以及他们誓死报国的决⼼，极少掺杂私事。同⼀时期，第101师团检查反攻我军阵地⽽战死的敌军官兵遗体，发现死者⽗母的来信中，也都是⿎励他们为国家、民族奋勇献⾝的⾔词。”
万家岭⼤捷：薛岳全歼冈村宁次第106师团
中国军队顽强有效的抵抗，让⽇军南路沿江攻击武汉的计划被迫推迟。在久攻不下中国军队正⾯阵地后，冈村宁次以赌徒式的冒险，令⽇军第106师团利⽤中国军队防线上的缝隙，仅携带6天⼝粮，孤军深⼊后⽅，试图偷袭中国军队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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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军的动向仅⼀天即被中国军队第4军发现。这⽀在北伐中汀泗桥战役⼀战成名的“铁军”迅速缠住⽇军。此时的薛岳正调动部队刚刚包围⽇军第27师团。当发现⽇军第106师团孤军深⼊之后，薛岳迅
速放弃⽇军第27师团，转⽽攻击更加孤⽴的第106师团。薛岳先斩后奏，在尚未获得武汉军委会批准时迅速调集重兵包围第106师团，并再次未经蒋介⽯批准，动⽤蒋介⽯部署在庐⼭做敌后游击之⽤的第66军断绝⽇军后路。当⾝在九江的冈村宁次从空军侦察中发现薛岳的部署意图时，⽇军第106师团已经陷⼊10万中国⼤军的合围之中。
此时的⽇军第106师团突围遇到重重困难。⽇军在武汉会战中所⽤的五万分之⼀⽐例军事地图还是冈村宁次在1926年从军阀孙传芳处窃取⽽来，难以与万家岭当地的地形参照。⽽⽇军在崇⼭密林中试图借助指南针标定⽅向，却因当地有磁铁矿⽽导致指南针失灵。“当我发现敌军来袭时，听到令⼈恐怖的迫击炮声越过我的头顶在前⾯50⽶的地⽅爆炸了。炮弹击中了马，马炸了窝般的在烽烟中乱冲乱撞。离开九江有数千匹马，到雷鸣⾕时，⼀匹马也没有了。从第⼆天开始，我们中队就躲在⽔沟、⼟堆四周跟敌军对峙。然⽽由于四周的⼭中都是敌⼈，⼦弹从四⾯⼋⽅飞过来。”
原106师团的幸存者辎重运输兵那须良辅战后在《地狱⾕中的三个星期》⼀书描述了⽇军当时的绝望！“战友们⼤都受伤，也有些因为饥饿和疲惫⽽倒下。死在⽔沟的战友们，他们的脸⾊都变成茶⾊⽽浮肿，⽩花花的蛆⾍从他们的⿐孔和嘴巴掉下来。⼀连⼏天都没吃东西，只能从漂浮着同伴⼫体的⽔沟⾥舀脏⽔喝，活着的⼈也都快变成了⿁。我也觉得我的死期到了。对着⽉亮，我放声⼤哭。”
在蒋介⽯对薛岳务必在10⽉9⽇24时前全歼⽇军106师团，作为给“双⼗节”献礼的命令下，第106师团
的防御阵地在10⽉9⽇彻底崩溃。薛岳第1兵团主⼒第74军第51师在师长王耀武指挥下，命令第305团团长张灵甫亲率敢死队，经浴⾎奋战占领万家岭战场最⾼峰张古⼭制⾼点，彻底断绝了⽇军退路。为拯救死伤惨重的⽇军第106师团，⽇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将亲⾃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以补充该师团战⽃⼒。此举动在整个抗战中绝⽆仅有，显⽰出中国军队对第106师团的重⼤杀伤。
付余楠楠万家岭⼤捷的惟⼀遗憾是未能俘获第106师团师团长松浦中健。战后⼀名⽇俘供认，中国军队“⼏次攻⾄师团部附近，司令部勤务⼈员，都全部出动参加战⽃，师团长⼿中也持了。如果你们坚决前进100⽶，师团长就被俘或者切腹了”。尽管如此，⽇军此次惨败，从时任第1兵团第32军141师师长的唐永良少将在⼀年后路过万家岭战场时所作的描述也可见⼀斑:
“万家岭战场周围约10平⽅公⾥的⼟地上，布满了⽇军和我军的墓地。⽇军的辎重，马的⼫⾻、钢盔、马鞍、弹药箱、毒⽓筒、防毒⾯具等等杂物，俯拾可得。许多⼫⾻⾜上穿着⼤⾜趾与其他四趾分开的胶鞋，显然是⽇军⼫⾻。有的⼫⾻被⼤堆蛆⾍腐烂后，蛆⾍⼜变成了蛹，蛹变成了蝇，蛹壳堆在骷髅上⾼达盈尺……”“围绕着雷鸣⾕刘村（今磨溪乡南⽥⼀队刘鞔⿎村）都是敌⼈的坟墓，⼈⾻、马⾻……此外沿⼭麓、沿道路、沿溪流，⽆处⽆⽇兵骸⾻，若说五步⼀省、⼗步⼀马，并不算过分，统计雷鸣⾕刘村、哔叽街、万家岭⼀带战场，⽇兵骸⾻⾄少在6000具以上，马⾻⾄少在千具以上。”
薛岳、王耀武、张灵甫三⼈之所以能名列“国民党抗战⼗⼤名将”，万家岭⼤捷⼀役绝对具有举⾜轻重的作⽤。对王耀武和张灵甫，我们不应只知道济南城和孟良崮，我们⾄少应知道他们所带的74军曾在抗⽇战场上屡建功郧（见《抗⽇战场上屡创强敌的国军五⼤王牌军（上）》，张灵甫曾被公认为“20世纪之克伦威尔”，在1946年美国《时代》所评选的中国抗⽇民族英雄中曾排名榜⾸。
成功的撤退奠定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的根基
万家岭激战前，江北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最后⼀个重要阵地⽥家镇，于9⽉29⽇失陷。中共中央扩⼤的六届六中全会也正在这⼀天召开。10⽉7⽇，中共中央向各地党部发出指⽰，要求他们着⼿为武汉撤退作好宣传和舆论上的准备:
“现⽇寇正集中最⼤兵⼒进攻武汉，⽥家镇已失守，武汉不守的可能性很⼤，因此各政治机构在宣传⿎动⼯作中应注意：现在不应强调保卫武汉，因过分强调，武汉⼀旦失守，则会产⽣悲观失望及⼀切不正确的观念;⽴即加紧说明我们应争取防御武汉之持久，但应强调武汉即使失守，中国仍能继续抗战保卫，说明中⽇战争之持久性……且⼀城之得失，不会决定胜负……”
尽管叶挺将军评价万家岭战役“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庄⿍⾜⽽三，盛名当垂不朽”，但此役未能让中国军队在整个武汉会战期间保住武汉，却实现了蒋介⽯预定的消灭敌军有⽣⼒量的⽬的。
10⽉24⽇，⽇军对武汉形成了丁、北、南三⾯包围的态势。同时为策应武汉会战，⽇军于10⽉12⽇在⼴东南海⼤亚湾登陆，并在10⽉24⽇切断了粤汉铁路，占领⼴州。蒋介⽯在⽇记中这样写道:“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动放弃，保全若⼲⼒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在坚持抗战⽽⾮妥协投降的⼤前提下，必要时机放弃某些据点的战略认识⽅⾯，国共双⽅所见略汀。10⽉24⽇，蒋介⽯正式下令放弃武汉，并下令“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之虞的设施均予以破坏！”
鉴于上海的教训，国民政府早在1938年3⽉就开始拆迁汉阳铁⼚。九江失陷后的7⽉30⽇，中共主办的《新华⽇报》连续载⽂，要求政府紧急抢救⼈⼒，抢救物资，绝不能留下资敌。武汉的⼯⼈阶级也发出呼吁，提出了响亮的⼝号:“保全⼀分⼯业就是获得了⼀分胜利的保证。”
10⽉17⽇，第五战区长官部部署最后撤退阶段的作战任务。与淞沪会战和南京会战后期截然不同的是，中国军队在严密的组织下，以⼤⽆畏的勇⽓和作战胆识，主⼒全部跳出⽇军的包围圈。历时逾4个多⽉的武汉⼤会战，中⽇双⽅动⽤了开战以来最⼤兵⼒，⽇军最终未能歼灭中国100多个师中的哪怕⼀个师，最终占领的只是⼀座燃烧了两天的空城。
⽽在此之后，虽然直到抗战胜利前⼣，⽇军仍有实⼒发动⼤规模的攻势，但此前明显地⼀边倒的态势不再出现，⽇军每占领⼀⽚⼟地和⼀座城池都将付出惨痛的代价，中国军队还在随枣会战、枣宜会战
、百度桂南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鄂西会战、雪峰⼭会战中取得胜利。1943年10⽉，中国驻印军更是率先吹响了对⽇反攻的号⾓，⽽中国远征军也于次年春开始滇西⼤反攻，最终于1945年1⽉10将⽇军全部赶出滇西，并于3⽉将⽇军全部赶出缅甸，⽽此后⼴西战场的形势也相当不错，⼴西全境在⽇军宣布投降前就已全部收复。
武汉会战，堪称抗⽇战争中最伟⼤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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