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南事变战局形势略图。
黔南事变，中国军队在黎明关抗击⽇军。图为战⽃遗址。 今天的独⼭深河桥。殷忠明摄 (贵景⽹发)
《新华⽇报》发表的独⼭被侵犯的报道。
《中央⽇报》发表的独⼭被侵犯的报道。
贵州省三都县⽯板寨抗⽇纪念碑。当年⽯板寨⼈民在此抗击⽇军。 本报记者王⼩梅
阻击⽇寇⽓势如虹
1944年，为配合盟军发起的缅北攻势，中国远征军各集团军与⽇军展开了激战。与此同时，美军加紧反攻，攻占了新⼏内亚、马绍尔岛和马⾥亚纳岛，并开始在菲律宾登陆，对⽇本本⼟进⾏轰炸。然⽽驻缅⽇军困兽犹⽃，仍企图控制滇缅公路，截断盟国⽀援我国的国际交通线，并通过豫湘桂战役，建⽴
⼀条纵贯中国⼤陆到印度⽀那的交通线，以挽救它在太平洋战争的严重失利。5⽉底⽇军攻占河南,6⽉⾄11⽉，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先后沦于敌⼿。⽇军沿黔桂路继续北犯，企图⼊黔进川、攻占陪都重庆的军事意图愈加明显,⽇军⼊侵黔南迫在眉睫。
讲述⼈:
庞思纯(贵州省⽂史馆特聘研究员)
黔籍⼤员气垫船
聚会贵阳阻击⽇寇
⽇军⼊黔进川的军事动向令中国统帅部⼗分忧⼼。经过决策层商议，决定派新任盟军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贵州兴义⼈)负责筹划御敌之策,“确保黔边，屏障陪都，相机击破敌⼈”。何应钦接令后,⽴即调兵遣将：令第⼀战区第⼀兵团总司令汤恩伯赴贵阳指挥作战；电令第⼆集团军总司令孙元良将军率军来黔，在贵阳外围福泉马场坪⼀线布防，阻遏来犯之敌；电令鄂西会战的功⾂牟廷芳(贵州郎岱⼈)将军率第九⼗四军驰援贵州。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委派⾏政院社会部部长⾕正刚(贵州安顺⼈)亲赴贵州都匀、独⼭，督导救济战区难胞等⼯作；派中央⽂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贵州盘县⼈)赴贵阳主持战时服务督导⼯作，负责救
援从⼴西、湖南等地组织撤往内地的⼤批⽂化⼈。
在何应钦⼼中，汤恩伯骁勇善战，参加过南⼝、徐州、武汉、枣宜等中⽇会战，战功累累，虽然在豫湘桂战役被敌所败，但其部10万官兵现已退守贵州，让⽇军亦不敢⼩觑。孙元良将军系淞沪会战时的国军勇将，被⽇军视为“可恨之敌”。其所率领的第⼋⼗⼋师，曾坚守上海闸北枢纽阵地76天,⽇寇进攻补充预备兵⼗五次，始终不能越雷池⼀步。⾄于牟廷芳将军，黄埔军校⼀期⽣，是何应钦的学⽣，参加淞沪、武汉、枣宜、鄂西诸次会战，予敌沉重打击。其统率的第九⼗四军，被美军誉为“中国军队中少有的优良军队”。
11⽉27⽇,⽇军由柳州窜扰黔南，蹂躏独⼭、荔波、三都、丹寨、都匀5县，焚掠之惨，尤以独⼭受祸为烈。贵州是陪都重庆
11⽉27⽇,⽇军由柳州窜扰黔南，蹂躏独⼭、荔波、三都、丹寨、都匀5县，焚掠之惨，尤以独⼭受祸为烈。贵州是陪都重庆的屏障，其安危攸关着中华民族抗战的前途。形势逼⼈，何应钦⽴即赶到贵阳督战，制订因应之策，决定增划贵定、龙⾥、惠⽔、修⽂、清镇、平坝等县，由宋思⼀(贵州贵定⼈，黄埔⼀期⽣)所领导的戒严司令部指挥。
前线紧急，汤恩伯特到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平刚寓所拜望，向这位同盟会的元⽼咨询战守之策。平刚早年曾在贵阳街头张贴讽刺慈禧太后祸国殃民⽽被⾰除秀才，后流亡⽇本，担任东京同盟会贵州⽀会长。
护法战争时，他⼀度担任护法军政府孙中⼭⼤元帅府秘书。平刚素以刚直著称，在贵州政界享有崇⾼的声望，因此汤恩伯敬他三分。
难民涌⼊贵阳
市内秩序井然
平刚建议：贵州边境有连⼭天险的地⽅，号称“⼗万⼤⼭”，地处⼤⼭塘⼀带，可以扼守，亦可迎敌决战，希望汤不要因保存实⼒⽽退⽽不前，以致连失数城后⽆处⽴⾜。汤听后不置可否。
原来汤恩伯早有打算，局势⼀旦恶化，他将放弃贵阳，将省府迁往遵义，再败则移桐梓。为了⽡解平刚的反对态度，他派⼈前去疏通，暗⽰“贵阳必为军事所争，定遭糜烂”，以此迫使其⽴即赴毕节或重庆避难。平刚不为所动，亦不怕其胁迫，表⽰要与吴⿍昌商议后再作决定。
随着黔桂前线的溃败，数⼗万难民及军队、军车涌⼊贵州，省城贵阳成了难民的主要寄居地。⼤批难民的涌进，贵阳顿感⼈满为患。由于⽆法安置，难民⾛投⽆路，不少家庭露宿街头。整个贵阳城成了⼀个超级难民城。
由于形势紧张，物价飙升，难民充斥,⼈⼼浮动，流⾏，民众惶惶不可终⽇。宋思⼀上任伊始，即将维护社会，防备⽇机空袭作为治理乱局的⾸要任务。针对贵阳秩序混乱的状况，他维护治安，
安排难民，打击奸商，谋划军援，每⽇出外巡查，即时处理问题。
⼀⽇，胡宗南部与陈牧农军在贵阳⼤⼗字⼀带发⽣冲突，宋思⼀得知后，迅速赶到现场，果断下令:“凡过境部队,⼀律不准驻市内。”⾃此，市内秩序井然，军⼈不敢胡作⾮为。恰逢此时，军内有⼈附和张治中、汤恩伯的“焦⼟抗战”,⼒劝宋思⼀烧毁军⽤物资，以防落⼊敌⼿。宋思⼀⼤不以为然，严词拒绝。他以酆悌⽕烧长沙为例，认为祸国殃民不⾜取，然后严戒部下:“⾮有我的命令，不得引⽕爆炸军⽤物资及重要⼯⼚等，违者以军法从事。”
在“黔南事变”的前后数⽉中，尽管贵阳⼤军云集，每天过往的军车近百辆，过境开赴前线的部队达数⼗万⼈，加之⼤量的难民滞留在此，但在宋思⼀的运筹指挥下，市内秩序趋于平静，从未发⽣严重事件。
担⼼⽇寇即将⼊侵贵阳，这时官⽅下令:⼈民迅速疏散，如有观望者，必定加以强制。不少商家和民众闻风⽽起，准备外逃,“各商店仿佛不要本钱似的把货物向外抛,⾏⼈见了车⼦就不要命似的往上乱爬”，谁都预感到⼤难将⾄，在劫难逃!
当时滞留贵阳的⽂化⼈有⼆百余⼈，他们是⽂化的精英，民族的未来，然⽽他们带着家⼈在黔桂线上颠沛流离了⽉余，好不容易逃到贵阳，这时接到疏散令，不知逃往何⽅。幸好这时张道藩从重庆赶来，为他们筹发了⼀万元疏散费，还亲为调置车辆，才使他们安全地撤往重庆。
将⼠急赴独⼭抗敌保
贵阳转危为安
战争的阴云愈来愈浓，何应钦、张治中、⾕正刚、张道藩等中央⼤员纷纷聚⾸贵阳。12⽉4⽇下午，省府召开⼤会，平刚前去参加。⼤会的主旨是要从速疏散民众，社会各界要资助军⾷。
当张治中说中国⼈民意弱质劣，不及外国⼈勇于卫国时，贵州参议会议长平刚按捺不住⼼中的怒⽕⽴即反击：国家到了如此地步，并不是⼈民的过错，这与谋国者的决策不⽆关系。⾄于今⽇之战局,⽇寇已在太平洋战争惨败，其不可战胜已是神话,⽏庸恐惧。⽇寇之所以趁势⽽来，是因为看见我军张皇失措，不敢应战。⽬前决策者应当⽴即集结军队，对来犯之敌迎头痛击。然⽽令⼈痛⼼的是,⾝为主帅者，远居后⽅，每⽇只知下令疏散，不顾⼀切，待到⽆路可退敌军合围时，我军岂能在贵阳、马场坪之间与敌决战?
平刚的抗争，终使军事当局不敢草率下令疏散。两⽇后，孙元良将军率先头部队900⼈赶到独⼭，阻击⽇寇。⽇寇摸不清楚中国部队的虚实，亦得到中国援军从各处赶来的情报，为避免被围歼，于是下令从独⼭撤退。这时，第九⼗四军奉命驰援贵州，牟廷芳率部从湖北经湖南风⾬兼程地赶到贵州镇远，突然接到命令，得知⽇军攻占黔南荔波、三都丹寨、独⼭四座县城。前锋进抵都匀附近时突然接到命令，已于12⽉4⽇⾄6⽇撤到⼴西……贵阳军民顿时松了⼀⼝⽓。
计算机光盘软件与应用
前锋进抵都匀附近时突然接到命令，已于12⽉4⽇⾄6⽇撤到⼴西……贵阳军民顿时松了⼀⼝⽓。
⼏⽇后，贵州省主席吴⿍昌前来慰问平刚，谈及汤恩伯早已制订计划，电呈蒋介⽯批准。其计划主要内容有：若⽇军再向前推进，贵阳将作为决战之地，先烧南明堂的作战总部，次烧省政府，其他⼯⼚、民房⾃不待⾔。这样⼀来，贵阳将成为⼀座“⽕城”，已有千年的历史古城将惨遭浩劫。对此，吴⿍昌不⽆感慨地说:“南明堂得平议长⼀席话，救济不少。”时任财政厅长的周诒春亦⾔:“此次贵阳,⾮得平君当场直⾔,⼤家已⼊⽕城!”
⽇军撤出贵州后，岌岌可危的贵阳转危为安。⼈们奔⾛相告，久久沉浸在欣喜中。虽然黔桂线上的难胞还是像潮⽔般的涌⼊贵阳，但⼏天后贵阳⼜恢复了昔⽇的平静。
pitstop
共克时艰精神不垮
1944年11⽉底⾄12⽉初，侵华⽇军中国派遣军第6⽅⾯军第11军所属第3师团下属部队7000余⼈，分三路⼊侵贵州独⼭、三都、荔波、丹寨、都匀等5县,⾄12⽉10⽇被迫退出黔境，前后历时10余天。时间虽短，但直接威胁陪都重庆，对当时的贵州乃⾄整个国家安全，震荡极⼤。在这⼀重⼤历史事件的影响下，在贵州的⽂化⼈是⼀个怎样的境况呢?
讲述⼈:
胡德利
杜国景(贵州民族⼤学教授)
事变激荡师⽣爱国豪情
黔南事变发⽣时，在贵州的外省⽂化⼈多达两百余⼈，这还不包括早先就迁⼊贵州的那些⼤学甚⾄中学的师⽣。对这些⽂⼈、书⽣、知识分⼦来说，黔南事变除了前⾯的那些意义，它还是书⽣意⽓,⽂⼈⽓节的⼀块试⾦⽯。
郝迪抗战时先在西南联⼤读书，毕业后⼜到当时还在贵州湄潭的浙江⼤学⼯作的原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李晨，写过⼀篇《黔南事变前后的浙⼤⼯作》，这个材料极其珍贵。那是1946年初，李晨从湄潭去重庆向中共中央南⽅局汇报浙⼤⼯作时写的汇报，原稿现保存于共青团中央。其中有对战时云南、贵州两省政治形势的分析，有对分各处两省的西南联⼤与浙江⼤学⼯作环境的探讨，更有对浙⼤不同类型学⽣的⽐较。ixos
李晨的观点是，党在浙⼤的⼯作,“是在黔南事变后才发展起来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黔南事变后“书桌”的安放⼜成了紧迫的问题，即使是⼀⼼只读圣贤书的⼈，现在也必须⾯对新的局势了。黔南事变期间，在浙⼤的带动下，遵义掀起了声势浩⼤的劳军热潮和战地服务团⾏动。
不断有从河南、陕西开来的军队路过遵义，学⽣们⽤募捐来的钱，给他们买包⼦、⽑⼱、⾹烟。校长
竺可桢也来到遵义市中⼼丁字⼝劳军。学⽣们倍感⿎舞，他们不由分说，把竺可桢抬起来往上抛:⼀,⼆，三，竺校长好伟⼤!其他学⽣见了，也来抢竺可桢。
竺可桢很快⼜被另外这部分学⽣抛起来，接住，再抛起，场⾯⽓氛极其热烈。竺可桢激动得热泪盈眶，频频挥动礼帽向⼤家致意。浙⼤学⽣⾃治会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开上前线时，竺可桢亲⾃为他们授旗，他含着泪叮嘱学⽣：这是代表浙江⼤学的，你们要牢记!
国难当头重任在肩
⾹港《⼤公报》记者曾敏之在1944年11⽉10⽇受命随湘桂⼤撤退的逃难⼈进⼊贵州，他当时27岁，任务是作为战地记者到重庆采访。
就在黔南事变发⽣前的20多天，在从⼴西到重庆途经独⼭的路途上，曾敏之与相恋两年多的⼥友潘砚之分⼿。因出演《雷⾬》中的四凤和《家》中的鸣凤，潘砚之在战时⽂化圈中有些知名度。两⼈同乘⼀辆拉布匹的汽车，从⼴西前往重庆。在独⼭休息时，潘砚之突然提出不⾛了，她说母亲就在独⼭，她要留下来照顾母亲。曾敏之⼀下⼦懵了。潘砚之的话后⾯，分明是要各⾛各的路了。
不难想象曾敏之那⼀路的伤⼼痛苦。他作了种种猜想，其中⼀个念头是：莫⾮战地记者⽣死由命的结局，让她选择了退却?⽆论如何，爱情是⽆法挽回了。战争不光是民族的记忆，对曾敏之也是情感的巨⼤创伤。
国难当头，重任在肩，曾敏之挺了过来。在重庆采访⽩崇禧时，曾敏之其实并没有从失恋的阴影中⾛出来。但他尽到了⼀个战地记者的职责。后来，曾敏之成了⾹港《⽂汇报》主编，拥有著名作家、⽼报⼈、⾹港作家联合会会长、暨南⼤学教授
等众多殊荣。《曾敏之评传》还称他为“中国记者报道周恩来第⼀⼈”。
⽣活颠沛流离精神却压不垮
熊佛西是在桂林沦陷后逃到贵阳来的。在⼤⼗字遇见⽼友，熊佛西⼀把拉住，对⽅却吓了⼀跳，以为遇到了⽆理取闹的叫花⼦,⾜见这位美国哈佛⼤学戏剧硕⼠、中国话剧开创者当时有多么狼狈。熊佛西到贵州后最着急要做的第⼀件事，是《⽂学创作》杂志的复刊。这本刊物1942年秋天创办于桂林，桂柳会战时毁于战⽕。到贵阳后，熊佛西到在⽂通书局做事的谢六逸。两⼈虽未曾谋⾯，但通信不少，算是神交，且志同道合。
谢六逸对熊佛西到贵阳后的⼀切极为关怀，复刊的事更不是问题。然⽽就当诸事齐备时，黔南事变突起，贵阳下了疏散令,⼀时间⼈⼼⼤震，不光复刊泡了汤，就是熊佛西本⼈，也必须开始谋划⼜⼀场逃难计划。正如他在告别贵阳的⽂章⾥所写：为了不愿做奴⾪,⼀般⽂化⼯作者也随着战场的退却⽽内迁。“在这战乱的时候，平⽇⾥⽆积蓄,⼀旦事变，哪⾥还有钱逃难?不逃,⼜不⽢⼼，逃,⼜没有⼒量。在这种痛苦的⽭盾中挣扎，最后还是冒着⼀切的苦难，投⼊⾃由祖国的怀抱。”
熊佛西的话，是那⼀时代有良⼼的中国⽂⼈的⼼声。被战争压迫着的中国⽂化⼈,⽣活可以颠沛流离，精神却是压不垮的。“尽管抛妻弃⼦，挨饿受冷，遭受⼀切蔑视与痛苦，为了热爱祖国，为了表现⽂⼈的⽓节，我们终于逃到了贵阳。这种精神正是我们抗战9年来向全世界、全⼈类，引以为骄傲的灵魂。”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