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８期
·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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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毅
〔摘要〕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宣传工作的成效大相径庭。从宏观上分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宣传日趋保守，而作为革命党的中共始终保持着极为凌厉的宣传攻势；其二，中共宣传战线人才济济，国民党的宣传人才则乏善可陈；其三，中共非常重视宣传的统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却使其宣传日益涣散；其四，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始终未能深入农村，而共产党则成功动员了广大民众；其五，中共十分重视言行一致，国民党的作为却往往与其宣传背道而驰。 〔关键词〕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国民党；宣传效果
〔中图分类号〕Ｄ２３１；Ｄ２６１．５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８１５（２０１６）－０８－００１９－１２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Ｋｕｏｍｉｎｔａ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ＣＰＣ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Ｗｏｒｋｉｎ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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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均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中共自诞生之日起就一再强调：“宣传鼓动工作异常重要，各级党部要特别注意的做传单，壁报，时事画，小报，小册子，标语，报告事实消息的小纸片……不断的刺激鼓动众的热情。”①１９３２年，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政治工作》甚至在发刊词中说：“宣传鼓动工作是一切革命工作中的最重要部分”，“宣传工作是革命运动的酵母”②。而国民党亦不遑多让，其军方曾言：“战争之胜利，必赖于宣传，而进剿赤匪，尤不能不利用宣传”③。蒋介石在谈到“剿共”时也说：“宣传重于军事”④。其中所透显出对宣传的重视，比诸中共毫不逊。
然而，二者的宣传成效却大相径庭。国民①
②
③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７４页。
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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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KNOWLEDGE年１０月２０日。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５４册，“国史馆”
（台北），２０１１年，第３７９页。
党执政之初，一般众对其宣传还保持一定的热情，“视主义为圭臬，视标语如信符……其信仰之深可知矣”①。相反地，率领红军向湘赣边界转移时则深深感到：“红军每到一地，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②但这种情况很快发生逆转。１９３３年，《国闻周报》即发表文章
说：“现在一般民众，除其党员外，对国民党实已重足侧目。其厌弃之心理，为不可讳言之事实。”③１９３９年，蒋介石也公开承认：“到了现在本党差不多是奄奄一息，沉寂无声，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④而陈果夫亦向蒋介石提出：“本党宣传工作之不善，由来久矣！以积久之颓风，自难挽回于顷刻。”⑤与此同时，中共的宣传却获得巨大成功，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１９４４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期间，蒋介石便不无怨艾地对其说，他对共产党的宣传是“五体投地的佩服”⑥。１９４６年，他甚至手令宣传部部长彭学沛，要求国民党新闻机构深入研究中共宣传战术，“于每星期检讨一次，详加分析，务求彻底了解然后再研究对策”⑦。
那么，国共两党的宣传工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反差？鉴于以往学界对此讨论不多⑧，本文拟从宏观层面做几点分析。
一、攻守之势异也
大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和大批共产党员的协助，国民党的宣传还算充满朝气，呈现出一派蓬勃生机。特别因为彼时它是革命党，在舆论宣传上属于进攻的一方，可以轻装上阵，毫无顾忌地高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以此唤醒民众。而一旦打下半壁江山后，它却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在对待外国列强的态度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国民党为了继续北伐，不得不收敛锋芒，对帝国主义采取了让步的政策。陈公博当时便坦言：“在目前我个人最感觉痛苦的，如果要国民革命成功，非打倒帝国主义不可，
砂轮粒度但同时要国民革命成功，非妥协帝国主义不可……自从革命军到达长江以后，我们已避不了这种矛盾了。”⑨对封建地主，同样也是如此。而这种政策的急剧调整，自然会给有关宣传带来很大的困扰。
同时，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转换也使国民党的宣传日趋保守、暮气渐显，甚至连蒋介石都批评道：“我们的宣传不能主动，理论亦缺少战斗性。” 瑏瑠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身处执政地位，有时难免投鼠忌器、畏首畏尾有关。曾任《民国日报》主编的陶百川回忆：“《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向由邵力子先生主编，邵去广州参加革命军后，改归陈德征先生接办。后陈过忙，不能兼任，乃交我主编。因为它有那么辉煌的历史，我以后生小子担当重任，不能不特别用心，但它的声光显然不及邵陈时代了。那固然是由于我资浅能鲜，但未始不是由于中国国民党己从在野党成为在朝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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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云南基层网络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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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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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专门研究此问题的论文仅有一篇，即胡大牛
的《１９４９年以前国共思想理论及其宣传比较研究论
纲》（《探索》２００６年第６期）。该文从两党理论体
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和宣传条件三个层面，分析
了中共压倒国民党的优势所在。然或限于篇幅，所
论较为简单。
陈公博：《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贡献》
第２卷第２期，１９２８年３月１５日。
秦孝仪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９卷，中国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４年，第１８４页。
《民国日报》既是党报，言论自由受着限制，魅力自然减少了。”①《中央日报》更是如此。１９４０年５月，孙科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对于宣传工作，颇多评责，尤于《中央日报》深致不满”，时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世杰则解释道：“实则近来中央对于党报言论，诸多限制，主持报事者，初无自动发言之余地。”后来他又指出：“《中央日报》为本党中央言论机关。执笔者惧受各方干涉与指摘，不易发挥自己见解；以为苦。”②应该说，此确为肺腑之言，深谙个中苦衷。
不难想见，这种顾忌重重和诸多限制必然削弱国民党宣传的吸引力。早在１９２９年，天津《大公报》就说：“报纸专为政府作宣传机关之结果，全国言论界单调化，平凡化，根本上使人民失读报之兴味，最后足使报纸失其信用。”③１９３３年，它又发现：“上海大报时受干涉，动多顾忌，故众对报纸浸失信仰，而全国终不能造成一种众流共信之舆论中心。”④其中对国民党宣传缺乏吸引力的原因分析，可谓鞭辟入里。在抗战后担任中央日报社社长的马星野也曾反思官办报纸的作风：“在抗战期中，一般人都感觉到官办报纸不如商办报纸办得好，官办报纸从政府得到经费补助和平价物资，照理比商办报纸容易经营，可惜多半都流于官僚化，衙门化，缺乏独立和创造的精神，以致不能与商办报 纸竞争。抗战胜利了，新闻事业势将有更蓬勃的发展，官办报纸的这种作风，必须彻底改变，否则一定要在竞争中被淘汰。”⑤从后来的情况看，庶几一语成谶。
与此相反，中共作为革命党，其宣传仍是高歌猛进、沛然莫御，具有犀利尖锐、旗帜鲜明的战斗风格，且能以美好愿景相号召。当时就有人说：共产党自与国民党分裂后，“从此崭然露头角，以急进之思想号召青年，以在野政党之地位攻击在朝之国民党，其吸引力之大，破坏力之强，大足自豪”，同时“宣传国民党之革命为右，标榜该党本身所领导之革命为左，使人人心目中有无产阶级革命将来总有一日来临之印象”⑥。国民党还曾总结中共宣传的手法和原则：“把一切解放区的‘事’尽量描写的一百二十分的‘明朗’，相反的却对我们尽量的污蔑攻击”⑦。而在中共这种猛烈抨击下，国民党屡屡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曾虚白检讨说：“奸党每乘我上述之宣传弱点发动攻势，其结果彼攻我守，彼陈诉我辩护，彼为主动我为被动，永远落后，永无反击可能”⑧。对此，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唐纵亦感同身受：“本党在朝，对于政府之缺点，不能不加掩饰，攻击的话容易讲，亦容易听，颂誉的话不易讲，亦不易听。”⑨
面对中共凌厉的宣传攻势，国民党只好采取龟缩回避的消极政策，王世杰提出：“关于宣传，我不主张与中共多打笔墨官司，否则中共问题日日在国人及国际人士眼目中喧嚷，事实上只是为中共宣传。” 瑏瑠这无异于一种鸵鸟政策，恰恰给中共宣传留出了更多空间。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吴国桢后来便说：“在那些年代里，毫无疑问，共产党宣传是最活跃和普遍存在的。但很奇怪的是，国民党却始终
保持沉默和迟钝。当共产党从各方将指控对准国民党时，国民党却装得若无其事，甚至不屑答辩……所以，国民党在丢失中国大陆之前，就早已在宣传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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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陶百川：《困勉强狷八十年》，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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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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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大公报》（天津）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９日。
《如此检查新闻》，《大公报》（天津）１９３３年５月
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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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炳林：《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批评》，《独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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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５辑第２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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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
高级幕僚唐纵日记》，众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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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第６８０页。
了败仗。”①这番话道出了国民党宣传失败的一个重要教训，即消极回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除了消极回避，国民党还试图用粉饰太平来抵消中共的宣传攻势，即报喜不报忧，甚至不惜编造谎言。
国民党中央社当时炮制了许多“捷报”，结果使其新闻信用暴跌。时人即言：“从国民党中央社所发的战讯中，不难理解，它所宣传的胜利，正是它的失败；越大吹‘战果辉煌’，越是败得精光”②，“到后来，凡是口呼‘保卫’的地方，不久这地方一定失掉；凡是大言‘毫无问题’的地方，不久一定要出问题”③。一时间，中央社说谎成为社会公众的普遍共识，军统局曾得到这样的情报：“查蜀都中学近来纷纷传谓，中央通讯社所报导之消息不确，甚至成为一般之口头禅。如某生询以某事确否？彼则答曰：中央社。”④
与这种喜好粉饰的心理相匹配，国民党宣传部门还对舆论批评十分敏感和忌讳。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回忆，他在１９４６年“对国民党的当政者内心空虚粉饰太平就深有体会”，“具体表现就是剧本中经常会有正面和反面的斗争，而审查官都一贯把反面的视为是批评当政者，而把正面事物认为是歌颂共产党；就从来不会把当前的政府视为光明的象征”。“那时的国民党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自然就永远把自己摆在挨骂的地位上，再也不能想到会有人夸奖他、赞美他。”⑤而这一切，显然都与国民党处于守势有关。
二、宣传人才的充沛和匮乏
对国共两党宣传的差异，唐纵曾总结道：“异党在野，办文化宣传的人，都是最优秀的人才。本党在朝，优秀的人都做了官。”⑥这一观察是颇为新奇和敏锐的。诚如其所言，中共自创建伊始就集中了一
大批致力于宣传的优秀人才，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博古、张闻天、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均是宣传的行家里手，在理论上建树颇丰，起了良好的表率作用。同时，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才从事宣传工作，中共还比较妥善地处理了以下两种关系。
一是宣传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对宣传工作仍给予了一如既往的重视。１９２８年１０月，主持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便表示：“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宣传工作，妄以为只要几个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不知道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⑦到了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对宣传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清晰定位。１９４０年９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指出：“要把一个印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军队还重要”，“要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⑧。１９４２年５月，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公开提出：要想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仅仅有“手里拿的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⑨。这无疑是将宣传与军事相提并论，提到了同样重要的高度。
二是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的关系。众所周知，宣传与组织是党务工作的两项重要内容，但在实际工作中，组织工作往往更为人们所重视，从而难免会影响到宣传工作者的积极性。为了纠正这种偏向，中共中央进行了不懈的努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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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桢著，吴修垣译：《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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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炎：《怎样对民众宣传》，《台湾党务》第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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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纳什８４７页。
力，甚至不惜矫枉过正。１９２４年５月，扩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文件强调：“不能认机械式的组织与宣传鼓动是同等重要的。”“宣传更重要于组织。”同时规定“地方委员会由三人组织之：委员长兼宣传部，秘书兼组织部”，亦将宣传的重要性置于组织工作之上。①
１９２９年６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还特别针对那种忽视宣传工作、认为“组织重于宣传”以及主张“先组织训练而后宣传”等错误观念指出：有些同志以为只有组织与斗争工作才是实际工作，宣传只是“说白话”“做文章”，是一般“文把子”“老先生”的事情。于是，他们指定那些完全不能做实际工作、只能写几句文章的人担任宣传工作，而且只有组织与斗争工作不甚紧张之时，才注意到宣传工作。这使得宣传工作完全脱离了实际。“党必须以最大的力量纠正这种错误观念。党的正确的宣传工作，便是最实际的工作，而且有推动党的一切其他实际工作的伟大作用。”②１９４０年１０月，中共
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中重申：党内还存在“重组织轻宣传”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把宣传工作看得可有可无，从而有些地方未设宣传部或者形同虚设。此外还表现在分配干部上，把意识不好或不可靠的分子塞在宣传部门里。这种倾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党内某些同志没有了解宣传部门是党在政治上、理论上和思想上领导战斗的机关，它同组织部门的工作有同样的重要性。对于这种倾向，必须加以彻底纠正。③
１９４１年６月，中宣部又发布《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对宣传鼓动工作与组织工作的关系做了详细阐述：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是党的工作中两个有机的部门，也是其他一切部门工作中两个有机的部分，它们对于整个党的工作正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是同样重要的。对于过去在党的某些机关与党员中存在着的忽视宣传鼓动工作的观点，必须加以纠正。这份《提纲》还提出：“宣传鼓动工作的发展，有赖于宣传鼓动组织机构的健全。在各级党的组织内建立强有力的宣传鼓动部门，集中宣传鼓动的人材，统一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这是非常必要的。”④这显然是要求组织部门为宣传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以上一系列材料表明，尽管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的宣传工作有时难免会受到其他方面的冲击，但中共中央始终对此保持警醒，并采取了许多纠偏措施。而这无疑是其宣传战线人才济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此方面，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与抗战时期延安文艺界的繁荣适足为例证。相比之下，国民党则除了戴季陶、陶希圣、叶青等屈指可数者之外，宣传人才乏善可陈。１９４
３年１月，蒋介石手谕中央党部常务委员陈果夫和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对于文化运动与宣传工作，今后应多研究发展，但须务求实在，不可徒重外表。应如何加强工作与收罗人才，希即拟具办法呈报为要。”⑤其求贤若渴之心情溢于言表。
但后来的情况仍不容乐观。１９４３年９月，蒋介石为了抵制中共宣传，下令有关部门编撰反共材料，但“其内容几乎全为共匪宣传其能力强大而作”，最后不得不亲自修订。他因此一再感叹：“吾党现时之宣传不惟无一能手，而且拙劣已极”；“吾党文字力量亦薄弱至此，非亲自动笔几无法公布，奈何”⑥。１９４４年３月，他又连续在日记中写道：“对共匪罪行之宣传文字，中央秘书处不仅英译词不达意，即中文亦几乎大半为共党所张目，阅之痛心不已”；“本党干部几乏人可使之操觚，不胜痛心”⑦。１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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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３２、２４５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５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５０—２５１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２册，第５０６—５０７页。
结缔组织增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３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３６—１３７、１３８页。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５２册，“国史馆”
（台北），２０１１年，第３８３页。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５４册，第４８０、
４７２页。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５６册，“国史馆”
（台北），２０１１年，第３９５、３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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