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第4期
[1]吴永贵，朱琳.2010年以来中国出版史料编纂述评[J].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4）：56.[2]汪家熔.中国出版史的几种资料汇编等[J].出版史料，2011（2）：59-61. 出版史研究的开拓与深化
◎ 白 炜 易仲芳
摘要：出版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吴永贵教授等的新著《民国年度出版时评史料辑编》，系国内首部以出版时评为内容的专题民国出版史料汇编，体现了视角独特、史料丰赡、收录客观、内容宏富的特点，其出版有助于开拓与深化出版史研究，为学界提供珍贵的历史文献，亦为现代出版实践提供重要启示。
关键词：出版时评 出版史料 专题民国出版史中图分类号：G236
老一辈出版家王益说：“出版史研究必须以出版史料为依据，否则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出版史料是出版史研究的基础，其发掘与整理长期以来受到重视。近日，继《民国出版史》《中国出版通史·民
国卷》《民国时期出版史料汇编》《民国时期出版史料续编》《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1912—1949》等之后，民国出版史研究专家吴永贵又与张学科一道，历时有年，推出了皇皇十大卷近600万言的《民国年度出版时评史料辑编》（以下简称“辑编”）。辑编以编年体的方式，汇纂从1912年至1949年间各大报刊的出版时评文章约1800篇，大体根据年度、篇幅、主题等辑成十卷。作者不惮辛劳，采铜于山，于浩繁的故纸堆中打捞巨量史料，开辟出民国出版史研究的新天地。
一、视角独特，拓展出版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国内大规模、成系统地汇编出版史料，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张静庐。”[1]张静庐先生历时二十载辑注的7编8册《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计250万言，收录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7年间我国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是中国大型出版史料的开山之作。作为较早期的珍贵史料和当时出版的第一手原始材料，《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长期以来备受重视，
被各学科专业史学者广为征引。1999年，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编选的《中国当代出版史料》共8册320万字，反映1949年至1999年的出版事业发展历程。2001—2011年陆续推出的《中国出版史料》，由出版史家宋原放主编，共10卷15册，725万字，论及春秋简帛时期至2005年这一历史阶段的出版活动，内容可谓广泛。[2]2013年，吴永贵教授编纂的《民国时期出版史料汇编》，全22册，系统收录民国时期各种出版史料120种，主要包括出版机构史料、出版概况、出版管理与出版法规、书业
公会史料、印刷业及纸业史料等大类。2016年，20册《民国时期出版史料续编》推出，补收出版法规与管理、出版机构史料、相关调查与统计资料、出版物样本及目录、出版界期刊等史料。
除以上这些鸿篇巨制的综合性出版史料汇编，亦有出版人物史料、地方性出版史料、书目丛刊、机构名录等不少专题性史料陆续推出，如《张元济年谱》《张元济全集》《王云五全集》《舒新城日记》《蒋维乔日记》《近代湖南出版史料》《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等。由此可见，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在出版学科史上有着优良的传统和长久的实践。
“史料的编纂是一个归集和吸纳的过程，也是一个既评价又取舍的过程。那些原本以零散状态存在甚至无声
无息如同大市中隐者般的材料，一旦在某种史观的观照下，被组织到‘集’‘汇编’或‘编年’的序列中来，便随之有了重彩加身的身份和重装出场的机会，它最终给研究者带来易得易知易用的便利，进而提高研究的深度、广度与高度。”[3]湮没分散于历史尘烟中的1800多篇出版时评，首次被集结汇纂于《民国年度出版时评史料辑编》，大大扩展了民国出版史乃至出版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这具体表现在：
１．在构建新的出版史理论体系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正如文学批评史是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出版评论史也必然是构建出版史的一个重要维度。”[4]从前面的梳理可以看出，一直以来，出版史或侧重于综合层面，或侧重于行业、机构、人物等某一方面，而出版评论史这个维度是缺乏的。在已有的出版史料的系统整理中，张静庐辑注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含有一定比例的出版时评，《中国出版史料》录有少量出版评论文章。将出版评论单独拎出来，进行专题性汇编和研究，吴永贵教授的《民国年度出版时评史料辑编》尚属首次，可谓收集民国出版时评史料的开拓之作。
不同于出版史研究中传统的编辑史、报刊史、印刷史、书籍史、人物史等，出版时评的核心要义在于评析和论断，指向价值判断，通过一时一地出版现象的评论，不仅为我们展现那一时期出版的历史概貌，同时也呈现时代文化的动态结构，其意义超出了单纯的出版史范畴，而具有思想文化史的价值。由此可见，有关时评的专门汇纂和这方面的持续探索，将出版史推向出版观念史、出版评论史、出版思想史的深入研究范畴，有助于促进出版评论真正成为出版史研究的一个新兴分支，甚至或可推动出版批评史“从出版史中细化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历史子门类学科”[5]，从而拓展出版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２．拓展了出版史料的范围
民国时期的出版，如同当今的网络世界，是一个广阔的文化场域，在这里，各种思想文化交融碰撞，
当时的出版时评，参与者众，其触须几乎涵盖社会文化的多个方面，议题也因着出版实践的精彩多样而丰富宽广。
一方面，参与时评写作的人多样。从广泛见于《申报》《大公报》等大众媒体的出版时评来看，包括官员、学者等在内的关心文化和政治的各路人等，寂寂无名之辈甚至偶一为之的读者，都是出版时评的撰写者。如张静庐1937年5月创办的《读书》月刊（又名《读书月报》）创刊号上的一组名为《对于目前出版界的意见》的约稿文章中，受到邀约的人就有着相当广泛的身份：邵力子、陈立夫有官方背景，陆费逵、张一渠来自书业界，茅盾、洪深、胡风是著名作家，陈训慈是图书馆馆长，周寒梅则是《申报》“出版界”副刊的主编。[6]而同年载于《大光图书月报》的《谈教科书减价问题》，载于《申报》的《书业公会详述教科书不能减价之理由》《国立编译馆新编教科书价目决定之经过》则出自无名氏。这些来自不同领域和阶层的发声者，说明了辑编所收出版评论写作者的广泛和跨界性质，也反映了辑编内容来源的多层次性。
另一方面，辑编跨越38年的时评内容丰富，不论是对出版环境的讨论，还是关于出版自身的探讨，除了涉及政府、著者、读者等不同活动主体，出版制度、政策及具体管理措施之外，还由出版而衍生到社会政治经济风貌，从而探究出版与社会实践的发展轨迹。例如，辑编第九卷、第十卷的多篇文章谈到出版纸张短缺、通货膨胀引发书价上涨、作家稿费微薄生活窘迫等问题，细读当时的出版时评，发现其根源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全世界纸张产量锐减，中国纸张进口路断造成纸荒；抗战后期，
特别是1946年以后，社会的不稳定等多种因素致使出版业遭遇寒冬，同时，出版成本与纸张、邮政、运输、税收等多个方面密切相关，战火蔓延时期各行各业普遍萧条，通货膨胀及书价上涨等，导致物质惟艰之际阅读需求减少，作家卖稿难、出版业经济委顿萧条也就顺理成章。郝水
由此可见，出版时评虽以出版为论述中心，但它牵连到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这些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所写的出版时评，除了出版自身的历史，还可从中过滤出当时社会生活的多方面史料，包括政治史、制度史、言论史、物价史、阅读史等众多领域。这些都是切近历史现场的“第一手史料”，具有证史的价值，扩展了民国出版史的史料范围。
[3]吴永贵，朱琳.2010年以来中国出版史料编纂述评[J].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4）：63.
[4][5][6]吴永贵，张学科.民国年度出版时评史料辑编 第一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19，20，6.
2021年第4期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应当是
二、取舍有据，体现鲜明的唯物史观
辑编中的巨量史料横跨民国38年，辑编者借助现代数字技术从各种近现代报刊图书数据库中搜索打捞，同时辅以纸质文献的爬梳整理。广博的史料来源及浩繁的史料筛选体现了辑编者对民国出版史料
的长期浸淫与丰厚占有，也体现了其爬梳剔抉、披沙拣金的勤勉与严谨。综观辑编所收时评文章，一是来源广泛，二是选材客观，三是编排合理。
１．从史料来源看，权威而丰富
民国时期种类繁多、贴近大众、关注时政的大批报刊，是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参与舆论、秉笔报国的平台。辑编者通过利用关键词检索各种近现代报刊图书数据库，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民国时期的报刊。《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人民日报》等系民国时期影响很大的重要大众报纸，尤其闻名遐迩的《申报》《大公报》，办报历史悠久，登载出版时评数量最大，这些无疑是辑编者的检索重点。同时，一些小众的报刊亦是辑编搜罗爬梳的对象，如《侨务》《尚贤堂纪事》《上海伙友》等。“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东方杂志》全文检索数据库、国家图书馆“民国期刊数据库”和“读秀数据库”等大型数据库中的刊物如《中国新书月报》《图书展望》《出版界》《中华教育界》《教育杂志》，以及一些纸质文献，均在辑编者的搜索范围之内。其中，仅“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就收录7000多种期刊，共14万多期。由此可见，1800余篇出版时评，资料来源多途，取材范围广泛。
娱乐管理条例２．从内容取舍来看，史料收录客观
首先，辑编主要收录带有体性、类型性、结构性、趋势性、总结性的出版评论，而不收录仅仅针对
具体某本书、某个出版机构或出版人的评论文章。例如，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书评也属于出版评论范畴，但辑编只收录那些讨论书评现象和书评方法的研究性文章，对于以单本书为对象的具体书评则不予收录。同样的，针对单个出版机构或出版人的评说文章，也不予收录。[7]同时，辑编突出时评特，只收有观点、有态度、有立场的文章，只陈述某种出版现象或事实、泛泛而论的文章，除非其背后透出某种集体心态，具有存史价值，否则不予收录。这样的辑编选取标准体现了编者的取材重点及历史的整体观。
其次，编者摒弃主观彩，实事求是，客观收录，尽量整体呈现民国时期出版评论的原始面貌。正如编者在“编纂凡例”中所说，不仅民国旧籍中的标点符号、用语用字习惯尽量保留原貌，并且，就算某些时评写作者在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和立场，按照现今的主流标准看不合时宜，辑编也“尊重历史起见，不予改动”，之所以将这些文章予以收录，“是为了在多声部的价值观呈现中，反映出历史本来的多元复杂生态”，这种对历史的尊重，体现了辑编者对待出版研究的唯物史观。与此同时，针对时评书写者强烈的个人彩与主观意识可能导致的事实遮蔽与歪曲，辑编者倡导参读多种不同观点和立场的评论或文献，在更广阔的文本中去辨识和考证，以避免一家之言的局限。例如，同是1920年的时评，既有《呜呼出版界之罪恶》对出版界见钱眼开、出售坏书的全盘否定与控诉，亦有出版界“还有些彩，有些光明”，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是发扬、传播、促进新文化的一种利器”的评价，这些不同角度的时评文章，辑编者均照单收录，求真求实地展现了当时出版的多面性与复杂性。有关时评文章的客观呈现与互为参考，促使读者从多维角度辨别历史，把握整体。
３．从具体整理来看，编排科学合理河北滦县一中
《民国年度出版时评史料辑编》的体例科学。辑编者在全面占有原始素材之后，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用编年体的方式将收集的出版时评予以整理。首先，辑编按年分类，其次，各年度内按主题集中，首列出版界观察及概况类，次列有关出版政策如出版权、出版法规类，再列具体话题的探讨如教科书、课外读物出版等。这样历时性分年编排，又按文章主题分类的史料汇编，有助于读者清晰地了解辑编中时评的历史背景，又有利于集中了解不同时期社会所普遍关注的出版文化现象。600余万言，1800篇文章，一篇篇梳理、鉴别、归类，最终提供出一套完整、清晰、翔实的民国时期出版时评史料。这些来源丰富的时评，或出自大家名流之手，或来自寂寂无名之辈，反映了民国时期多彩的出版实践，营造出活跃的公共舆论
[7]吴永贵，张学科.民国年度出版时评史料辑编 第一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4.
空间，折射出特定的时代氛围和文化心理，是了解、研究民国出版史和文化史的丰富素材及宝贵资料。
三、内容宏富，为新时代出版提供镜鉴
民国时期出版活动的丰富实践，促进了出版评论的勃兴。而带有公共舆论性质的出版评论，又反过来
影响着出版实践。例如，北京大学学生罗家伦刊载于《新潮》杂志1919年第1卷第4期的《今日中国之杂志界》，对当时杂志界的种种现象进行全面抨击，引起知识界的强烈反应，促使商务印书馆起用新人，改革杂志，调整出版文化方向。
出版时评是出版实践的重要调适器，有指引和导向的作用。辑编对民国出版现象的归纳与提炼，也能使后人更好地把握当时出版实践的内在脉络。
辑编收录的出版时评，涵盖了与出版有关的方方面面，既有关于出版自身的，如出版风气与出版行为、出版人的文化责任与职业伦理、出版物定价等，亦有关于出版外围环境的，如政府的出版管理措施、作者稿酬、读者消费趣味、图书市场走向等等。这些关涉出版上下游、内外部多个面向的时评史料，反映当时重要的出版活动、出版事件、时代文化、社会生态，记载并构建清晰的历史现场。更为重要的是，出版时评的规模性汇编，有助于我们从这些批量文献中，抽绎出带有时代烙印又有现实价值的观念与经验，从而为现代出版业提供历史镜鉴。
１．出版的地位和价值得以彰显
通览辑编各卷，年度出版界鸟瞰、出版状况观察与评论占据很大部分，包括官员、学者、商人、文人、普通读者等在内的众多时评人重视出版这一领域，关注出版现象、思索未来发展、参与文化创造。这源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将出版视为一种知识工具，使之成为改造社会的力量。《说出版界》《
出版业与常识》《出版与文化》《国家前途与出版事业》《出版界之责任》《出版与救国》《出版与国势》等发表在民国时期各大小报刊媒体上的出版评论，文章长短不一，写作者身份各异，但无不以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文化关怀为立论出发点，站在各自认为正当的知识文化立场上，对当时发生的各种出版活动及其相关联的制度与文化现象予以阐述、讨论与批评。[8]如陈霆锐载于1926年第74期《出版界（上海）》的《国家前途与出版事业》一文最后呼吁：“不以自身为本位，而以国家社会为前提，则出版事业更蕲其为连续性的发展，庶文化不致失坠，教育不致衰歇。文化不失坠，教育不衰歇，则国势虽弱，未尝无振拔之机；时局虽乱，未尝无整顿之望。”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出版作为时代政治的感应器与文化潮流的引领者，尤其在民族危难之际，被视为革新社会与推动国家进步的动力因素，寄予厚望。也可看出，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代，出版与教育、文化一道，被视为强国良方，在提升国民素质、增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方面一直具有重要作用，这也是出版从业者可以自豪之处。
２．有助于唤起当代出版人的文化使命与责任担当意识
虽然辑编中批判出版界乱象的时评并不鲜见，但贯穿始终的，仍有王云五、陆费逵、舒新城等书业巨擘坚守出版文化价值、秉持职业伦理的出版言论与实践。他们认为，出版人应存抱文化自觉心，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在坚守文化本质的前提下，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赢，而不应舍本逐末、见利忘义。“出版物绝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的，换句话说，就是代表一个民族的智力及其一切活动的记载。”蒋梦麟在1931年载于《大东书局十五周年纪念册》的文章《中国出版家的
使命》中说。他提出，“提高与普及国民的文化程度，同时增进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这都是出版界应负的责任。”关于如何落实，则有三种办法：一是尽量介绍外国名著，二是努力本国学术著作，三是改进社会实际生活。此外，《书业的使命》《出版界应把握国民正义》《关于出版家的修养问题》等时评，亦反映了社会对出版人境界、道德、学问等方面的要求。凡此种种，提醒我们，出版的本质和灵魂是文化，强烈的文化使命和责任担当是出版人的矢志追求。
7075t6３．有助于指导今日之出版实践
作为民国出版物大宗的教育类图书，尤其是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其时广受关注。余家菊《教科书不应由外人编辑》指出，“一国教科书为一国教育方针之所由表现”，不应由外籍教师编写。其思想与今日之“教材编写是国家
（下转第75页）
[8]吴永贵，张学科.民国年度出版时评史料辑编 第一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1.
样才能在阅读后或有感而发，或评论针砭，或比较推介。每位参与数字阅读的老年人就是这个文化生态圈的点，而他们的阅读感受就是联点组网的线，这构成了二维的数字阅读网。第二则是老年人与他人的阅读互动。这种互动基于读者与作者、读者与读者，可以是即时的点对点互动，也可以是阅读社
区存续性互动。互动过程中，老年人因对阅读内容的偏好而被标注，从而完成细致化分类。在虚拟的阅读社区中，相似标注的老年人就可以围绕共同热点内容展开深度的交流讨论。老年人与他人的数字阅读互动，则是将二维数字阅读网交织成三维数字阅读空间。第三，老年人与数字阅读社的互动。老年人在通过数字阅读建立起的、朋友圈、QQ甚至是视频直播平台推送数字阅读信息、晒书单、分享阅读体验等，进行一种以社交为目的的无差别数字阅读散点推介。实际上这是一种以开放分享散射为特征的社交化阅读互动，已经具备了自媒体性质，它丰富了老年人数字阅读的价值网络。老年人与数字阅读社的互动整合了三维数字阅读空间，实现了数字阅读的跨平台勾连和文化要素建序，搭建起老年人数字阅读文化生态圈。老年人数字阅读文化生态圈是以数字内容为核心，以社交关系为纽带，侧重阅读情境下的交流、分享与互动，它赋予了数字阅读积极的社会含义。在老年人数字阅读文化生态圈中，老年人通过数字阅读寻乐趣，寻志同道合的朋友，体验与他们交互的存在与热闹，这是老年人数字阅读文化生态圈的意义所在。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实现了自我社交定位，获得了身份认同，扩大了社会交往，提升了生活满意度。老年人数字阅读生态圈也是对数字阅读的全面赋能，推动实现数字阅读价值最大化。
四、结语
本文通过创新扩散理论诠释了老年人数字阅读推广过程中，在创新本体、传播渠道、时间过程和社会系统四个方面存在的障碍及其对策建议。老年人数字阅读推广研究佐证、廓清了创新扩散理论的解释
框架，有助于在老年人数字阅读推广过程中更好地运用创新扩散模式，为老年人数字阅读有效落实提供观察窗口，为数字阅读传播形成理论对话提供学术可能。在大力倡导建设书香社会和社会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老年人数字阅读作为全民阅读文化战略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必定会为推动大众阅读与建设文化强国作出积极贡献。未来应加强对老年人数字阅读的深入研究，视其为数字阅读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不断拓展其理论解释框架，关注其深含的社会意义，加快推动数字阅读在老年体中的健康普及，努力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作者单位：董丽晶，辽宁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谢志远，广东科技出版社）课堂内外创新作文
（上接第79页）
事权”相统一。江梦梅的《论现行教科书制度及前清制度之比较》一文，仅就教科书制度种类，就列举了国家编定、强制使用，国家编定、学校自由选定，民间编辑、国家审定或教育会审查等多种，并就各种制度的优点进行了详细说明，最后还在结论部分强调教材编写须遵循“经验”，“善取人之长”，“量己之力及己国之情形”。各年度辑编中还有不同时评涉及教科书中外比较、审定制度、编写宗旨和体例、难易程度、配套用书等，这些出版经验之探讨与总结，于今日出版亦大有裨益。此外，儿童读物、古籍编纂、书价、稿酬、图书市场走向与分析等议题在辑编中均所涉甚广，感兴趣者可从中获得于自己有益的经验，运用到编辑实践之中。
综上，作为首部以出版时评为内容的专题民国出版史，《民国年度出版时评史料辑编》的出版，在视野、材料、方法上有新的突破，既为出版史研究的开拓与深化提供了新的领域，为学界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也为编辑出版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其研究价值将在今后日益凸显。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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