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丽
摘要：抗战时期，重庆不仅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成为了全国的新闻传播中心，新闻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战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为重庆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决定了战时新闻事业具有与一定的特殊性，为抗战服务是战时重庆新闻界的最高宗旨，战时重庆的新闻界为争取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关键词：抗战时期 重庆 新闻
1938年，武汉沦陷，国民政府拟迁重庆，僻居四陲的重庆，一跃成为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社会活动中心。1946年5月513年卷布机事件日，国民政府发布《还都令》，称，“回念在此八年，敌寇深入，损失重大，若非依恃我西部广大之民众与凭借其丰沃之地力，何以能莫今日胜利之弘基?而四川古称天府，尤为国力之根源，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胜，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对其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奕叶
不磨灭。”[1]这彰显了重庆在抗战史上的卓著地位。新闻事业向来为一国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关系都极为密切，随着 “陪都”地位的确立和巩固,重庆的新闻事业蒸蒸日上，发展迅速，重庆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内陆小城,一跃成为当时全国的新闻中心,领导和影响着全国的新闻舆论。重庆新闻界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前人专门叙写抗战时期重庆的新闻事业的著作主要有：杨钟岫、文世昌主编的《风雨传媒——重庆旧闻录(1937-1945)》，重庆日报社编著的《抗战时期的重庆新闻界》；部分章节论及抗战时期重庆新闻事业的著作有：张国镛，陈一容编著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国抗战重庆历史地位研究》，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重庆分会编著的《重庆抗战文化史》等；相关论文有《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新闻事业发展综述》cult 3d（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1期），《抗战时期中国广播事业在重庆的传播特点与历史贡献》（史学研究），《重庆抗战时期新闻研究活动及其贡献》（江西社会科学，2005.5）等。这些著作的侧重点多是对客观历史事实的陈述，对各大报刊、广播的发展情况分别作客观的记述，缺乏深入的或综合的探究。比如：是哪些因素促成了抗战时期重庆新闻业的繁荣发展？战时的重庆新闻业又有哪些显著的特点？抗战时期重庆的新闻界作出了怎样的历史贡献？对
于以上问题，这些著作都没有怎么论及，只有点滴笔墨点缀其中，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在前人著作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作较深入的思考与较系统的论述，使大家对抗战时期重庆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及历史贡献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抗战时期重庆新闻界发展概况
在刘湘主持川政期间，重视科教建设，重庆的新闻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至1935年共有九家报馆，不过都属地方性质，影响有限，与南京、武汉、上海等地相比，还是非常滞后的。重庆有广播电台则始于1934年，但设备落后，时断时续。随着国民重庆，全国各地重要的新闻机构纷纷迁渝，重庆的新闻界迅速膨胀，报刊，通讯社数量一度达到两百多家。抗战时期重庆新闻事业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从抗战前期到抗战后期，报刊业一直是重庆新闻事业的主体，始终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大众传播作用，因而报业的发展也代表了重庆新闻事业的发展。我们可以从报业发展的阶段性透视抗战时期整个新闻事业发展的阶段性。
抗战时期重庆新增报纸统计一览表[2]
年份 | 1937 | 1938 | 1939 | 1940 | 1941 | 1942 | 1943 | 1944 | 1945 |
种数 | 0 | 11 | 8脏弹 | 2 | 23 | 6 | 20 | 13 | 老家的树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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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的表格我们可以看到从1937年到1945年重庆新增报纸的种数出现了四个高点：1938年（11），1941年（23），1943年（20），凌斌 胡雪1947年（27），两个低点：1940年（2）,1942年（6）。1938年呈现第一个高点，时值武汉沦陷，各大报刊纷纷从南京，武汉，长沙等地迁渝出版，如：1938年10月25日，《新华日报》从武汉迁重庆，1938年12月1日 ，《大公报 》从汉口迁重庆，1938年1月15日，《新民报》从南京迁重庆，1938年9月《中央日报》从长沙迁重庆，1938年秋，《扫荡报》从武汉迁重庆。这些报刊构成了抗战期间重庆报界的主力军。1940年落入低点，仅新增两家，即《益世报》和《洞庭晚报》，这主要是因为1939年—1940年敌机对重庆不断地实施狂轰滥炸，民众多被疏散，局势紧迫，环境恶劣。到1941年,日机轰炸已成强弩之末，故再次跃上高点,新增报纸高达23种，这时增加的报纸多面向社会以满足不同阶层的需要,以唤起各阶层民众的爱国抗敌热情，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卫生日报》、《重庆快报》、《民众小报》、《新民晚报》、《中国夜报》、《新闻导报》、《市民周报》、《法令周报》、《侨声日报》、《正气日报》(军中版)等等,尤其是《千字报》，更是从小学教材中选取常用汉字1000个为基本用字,以通俗白话报道新闻，适合识字不多的一般民众阅读。可以说,适应战时环境下的社会需要,成为抗战前期重庆报纸发行的主导趋向。1942年的低谷状态主要是受到国民政府
进行战略与政略调整的影响所致。1943年重新跃上高点，新增20家，如：《大美晚报》，《世界周报》，《远东周报》，《华侨导报》等等，主要原因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逐渐形成，重庆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远东的军事指挥中心及新闻中心。1945年出现了抗战以来的最高点，新增27家，如：《民间周报》、《社会报》、《天文台评论报》、《褒贬周报》、《远东周报》、《强者报》、《数字新闻》、《标准周报》等等。此时抗战的前景已日趋明朗，最终的胜利指日可待，此后的舆论重心也逐渐由团结抗日转向民主建国，民主浪潮日渐高涨，各派政治力量急于发表政见。创刊的周报特别多，因为花钱较少,两、三个月就可以办起来。还有的是为了组织新党,就要‘宣传先行’。“当时重庆周报总数在四、五十家以上，进步的也要占几十家”，而“属于国民党或党团员个人所办,包括民社党、青年党所办的周报，恐怕达到二十多家到三十家”。[3] 可以说,紧随世界民主潮流,报纸趋于政党化构成了抗战后期重庆报纸发行的主要特征。
综观抗战时期重庆报业发展的波澜起伏，可以看出，随着抗战胜利前途的渐趋明朗,重庆新闻事业从服务于抗战出发,逐渐从适应持久抗战的需要为主转向满足民主建国的要求为主,在发展过程之中显示出从爱国主义到民主主义的时代大趋势,从而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使重庆成为全国的新闻中心,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二、抗战时期影响重庆新闻事业发展的因素
1、内迁（包括人才，机构等）
抗战时期，重庆迅速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原东部地区的学校和文化机构纷纷迁至重庆，大批文化名人云集山城。抗战全面爆发后，高等学校迁入重庆和它附近的有三四十所，包括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还有许多文化团体、科学研究单位和新闻机构，中央研究院15个研究所有8全后汉文个设在重庆，中央农业研究所与其他研究机构也迁到重庆，中国科学社、工程师学会等9个在全国及国际上有影响的学术团体也搬迁到了重庆。华北、华东等地的各种文化机构及设施诸如国立图书馆、博物馆、报社、通讯社、杂志社、文艺团体、电影制片厂、著名剧团等也纷纷迁渝。随着众多学校、文化机构、新闻单位的内迁，大批教育家、艺术家、作家、知名人士、新闻出版工作者来到重庆。据著名社会学专家孙本文先生统计，“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4]重庆无疑是西迁的主要聚居地，因此重庆几乎囊括了当时全国科教文化界的精英，如夏衍、吴大献、茅以升、至可帧、李四光、童第周、沈钧儒、史良、张友渔、徐悲鸿、李可染、丰子俏、马寅初、章乃器、茁伯赞、周谷城、陶行知、
黄炎培、郭诛若、茅盾、巴金等。重庆出现了空前文化的繁荣。新闻是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繁荣自然为新闻事业的发展创造了绝好的条件。大批文坛泰斗与著名报人齐聚重庆为新闻事业的发展储备了宝贵的人才资源。此外，随着国民政府移都重庆，重庆的社会团体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1944年重庆有社会团体536个，参加者达19万人，人口比例占重庆人口的19％。[5]战时密集的人口对报纸，广播有迫切的需求，他们需要及时地通过报纸、广播了解国内外新闻，了解战局的变化，这为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现实需求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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