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
《冰点》3月1日复刊，发表《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2006年3月1日《冰点》，以下简称《反》文），批判拙作《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2006年1月11日《冰点》），拜读以后，留下四个突出印象：一是力求摆脱拙作惹事以来席卷朝野的打棍子、戴帽子的遗风，回归学术讨论的常规；其中夹杂一些引起不少读者不满的非学术用语，可以理解为环境和习惯使然，不必苛责。二是史实错误很多。三是论断未能深思熟虑，逻辑混乱。四是集中了半个多世纪为义和团辩护的各种论据。 当前的辩论，实质是坚持还是摒弃左毒之争。作为研究19、20世纪中国史的学人，有责任针对这些观点，提供史实，为拨乱反正略尽绵薄，让广大读者在比较中作出自己的判断。
对 “反帝反封建”的两种扭曲
家国之恋和喜爱自由，这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感情。同其他国家的国民一样，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爱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自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帝反封建”对多数中国人说来，本来是人之常情，愿意投靠外国反动势力出卖国家利益，或甘心做奴隶、奴才的是极少数。但是，有两个现象极为值得重视：一是有些枭雄、权奸以“爱国”名义欺世盗名，以国家、民族的化身自居——“朕即国家”，掩盖其专制独裁统治和其他。二是20世纪下半叶以降，有些人动辄斥责别人不爱国甚至卖国，为帝国主义或其他反动势力服务。他们以为，只要挥起“爱国”这条大棒，自己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可以压得别人服服帖帖。一大批有志报国的知识分子因此饱受冤屈，甚至家破人亡。 《反》文再次提起“反帝反封建”这个话题，仿佛拙作离开“主题”，否定了“反帝反封建”。因此，我们的讨论必须从什幺是反帝反封建这个常识性问题开始（秦统一后是不是封建制度，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本文采用中国大陆的习惯说法），以免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再次沦为棒下冤魂。
首先应该指出， 19、20世纪中国的主题，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建设一个自由、民主、法治、文明、富裕、独立的现代化国家；反帝、反封建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还有其他手段）。这一时期的许多悲剧，都与漠视这一主题息息相关；也只有在这个主题统领下，才能正确理解反帝、反封建的内涵。“反帝”的内涵是反对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反封建”的本义是让国民从前现代的压迫、束缚中解放出来，得到现代公民应有的各种自由，并相应建立民主、法治的制度予于切实的保障。两者应该密切结合，以免“爱国主义”为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这些本来不易产生歧义，但实际生活中常常出现种种不应有的扭曲，《反》文是体现这些扭曲的新例。
第一种是对内涵的扭曲。
例如：《反》文对1840年以来的中国史有个概括：“前109年是争取国家独立的历史，后56年，是争取国家现代化和富强的历史。”而对前109年（1840－1949）的诠释是 “人民众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这样的诠释简单明了，但有两点令人生疑：
一是按照中国大陆的习惯，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政府的执政者，都不是“人民众”，于是，立即出现一个问题：收回山东权益、治外法权、租界、关税自主权是不是“反帝”——维护国家独立的具体内容？以二百位将军和百万大军的鲜血为代价抗击日本侵略者，算不算“反帝”？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些却是记录在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政府名下的历史，《
反》文的概括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
二是“前109年”是不是对“争取国家现代化和富强”无所作为呢？“在1912——1920年间，中国工业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3.8％”，1912至1936年间则为9.2％；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每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9％”。[i]用日本著名中国经济史学家的话来说是：“中国已经踏上以工业化为轴心的‘中进资本主义’之路，则是不争的事实。”[ii]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危机频频发生的环境下取得的；有历史和经济学常识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不俗的成绩。
多年来，有些历史书的可信度一再受到质疑，根源就在除“人民众”的革命造反行动外，统统视而不见！《反》文对反帝反封建的诠释，不是自己发明的；尽管如此，传播左毒的责任是推不掉的。
至于对民主、法治内涵的扭曲，更是俯拾皆是。有的把民主说成是领导者的“作风”。有的只提民主决策的程序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抹煞现代民主的前提和目的是公民的自由。法治及其运作的基础——司法独立则长期被视作资产阶级的谬说。《反》文对这些都是讳莫如深的。
第二种扭曲来自概念和逻辑混乱不清。
要不要反对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为何）；什幺环境下反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何时）；用什幺方法反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如何）；这是三个虽有密切联系，但又有严格区别的问题。以这次引起轩然大波的第二次战争和义和团事件来说，冷静地问一问：为何，何时，如何，本来可以是非立判。现在搅得沸沸扬扬，其中的思想混乱，叹为观止！在网上随意发泄情绪的帖子弄不清三者的区分，他们中有些人也许会随着年龄和知识增长自己反思，不必计较。但对学术文章说来，这是绝对混淆不得的问题。不幸，《反》文却犯了不该犯的概念和逻辑错误。
纠正后一种扭曲需要冷静分析和排除民族主义情绪的干扰。作为长期被侵略的国家，中国民众中有一种弱者心态，在批判侵略者的同时，不愿冷静反思，究竟我们自己有没有做错什幺？如果本国学者敢于揭示本国的错误，那怕是一二百年前的陈年旧事，也会被一些民族主义者痛诋为“汉奸”、“买办”、“卖国贼”。一些外国学者说了这一类话，则是“帝国主义立场未变”！流风所至，甚至有些外国史学家也受这种情绪沾染，努力为中国辩护，而没有认真分析中国的失误。
伟大的国家、勇敢的民族不需要廉价的同情和自我辩解。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再受阻，
中国人应该坦然面对过去。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是文明与野蛮并陈。成长为伟大的现代国家和伟大民族的前提，是以坦荡的胸怀，保障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任由人们说古道今，从而扬清涤垢，为长治久安开辟康庄大道。
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缠，笔者必须申明：我一贯认为第二次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火烧圆明园是侵略者犯下的罪恶。八国联军入侵也是一场侵略战争，而战争过程中他们又犯下抢掠、和屠杀罪行。由于这些是没有争议的事实，本文的篇幅已经超过报刊文章通常的限度，所以不再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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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着上述精神，以下针对《反》文的责难，清理多年来习非成是的扭曲；由于这类扭曲太多，本文只能就一些主要问题略陈管见。
义和团事件与“反帝反封建”《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反》文指责拙作“否定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主题，最鲜明的是对待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的侵略上”。对义和团事件是肯定还是否定，不过是对一个具体历史事件的认识，扯到“否定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主题”上，这是多年来流行的所谓“上纲上线”的左
毒再现。广州有句俗语说得好：“大话怕计数”。一落到实处，大话就原形毕露了。就让我们看看义和团事件和“反帝反封建”的具体关系吧。
请先从“反封建”说起。
（1）义和团是最腐朽的封建统治者的工具。
义和团所以能成为祸国殃民的大灾难，关键是得到慈禧和一批最顽固、腐朽的满汉权贵如庄亲王、端郡王、刚毅、徐桐、毓贤等人的支持和利用。任何政府都有责任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义和团暴行威胁下，国民和外侨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正是这个政权腐朽性的体现。而在这个政权和义和团正式结盟以前，顽固的王公贵族和大臣的支持，是义和团在京津迅速发展的条件之一。
（2）义和团事件展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
在专制制度下，执掌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或迟或早总要作出危害国计民生的荒谬决定。没有绝对专制的制度，慈禧不可能作出对11国宣战的罪恶决定；敢于提出反对意见的总理衙门大臣袁昶、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等满汉
大臣也不可能先后被杀。
皂基（3）义和团的作为与反封建的要求背道而驰。
反封建的核心是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财产自由、人身自由等公民权利。义和团恰恰是践踏这些自由的。
由此可见，义和团和义和团事件是封建专制的典型，把它与“反封建”联系起来，是对“反封建”的亵渎。
那幺，它的反帝记录又如何？
义和团事件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史上留下的是：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东北、华北。首都沦陷。6月20日，慈禧下诏宣战，同日开始俄军乘机制造海兰泡血案，接着侵占黑龙江左岸仅存的一块土地——江东六十四屯，共计八千左右的中国人的鲜血染红了黑龙江水！俄国侵略军还赖着不走，埋下后来在东北兴风作浪的祸根。大沽和京津沿线炮台被拆，外国在京津沿线留兵驻守，使馆区也长留外国军队，由他们保卫和管理。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六年半的全国财政收入；连年利4％在内，则要支付9亿8223万8150两白银。对本来捉襟
见肘的国家财政，这无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而羊毛出在羊身上，遭灾的还是老百姓。
一笔令人痛心的丧权辱国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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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向东
[i] 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年代》第85、32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ii] 久保亨：《走向自立之路》第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北京版。
易服癖 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辩解：义和团暴行是被迫的
一个流行甚广、颇有迷惑力的说法是：清政府和义和团的行动不管造成什幺恶果，都是帝国主义逼出来的。反抗就是有理！这个前提是经不起反驳的。中外历史都证明，蛮干只能遭灾，改革本国的落后制度为民富国强奠立牢固的制度基础，才是收回丧失了的主权和维护国家独立的可靠保证。
超声波料位计
日本1853年被迫打开国门。稍后同列强所订条约中，也有损害日本主权的许多不平等的规定：领事裁判权，类似租界的“居留地”，失去关税自主权，对马岛被沙俄占领……如此等
等。但是，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在改革固有的制度和殖产兴业的基础上，国家面貌改变了，通过外交谈判，终于在1899年收回了治外法权，1911年实现了关税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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