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思维导论》之导论
铜钼[德] 卡尔·恩吉施 郑永流 译
谁打算使初学者或外行了解法学和法律思维，谁就会感到，相比其他科学，自己遭受到各式各样的阻力和疑惑。假如法律者流览一下自己周围的精神和文化科学，法学也归于其中，那么，他必定会带着羡慕和忧虑发现，大多数科学可能比他自己的科学对于门外汉而言，特别考虑到更多的兴趣、理解和信任。尤其是语言、文学、艺术、音乐和宗教，用完全不同于法律科学的方式(法律科学与之在实质上和方法论上为近亲)，吸引着对教育有兴趣者的外行。人们会不加思索地将一本考古学的或文学史的书放在礼品桌上，但很少放一本法学书藉，这本法学书藉可能也对读者的知识没有提出特殊的要求。各种流行的法学导论的出版，只有很少的例外，仅是为未来的法律者，而不是为外行提供点什么。人们能有几次也在非法律者图书馆里发现一本法典呢? 揭示外行对法律和法学没有兴趣的原因，应非难事。然而，学界很少涉及它们。几乎没有一
个其他的文化领域比法律更近地关乎到人类。所以，存在着与诗歌，与艺术，与音乐没有活生生关系也能生存和生存着的人类。但是，不存在不处在法律下而生活、一直与法律无关、不受法律调控的人。这种人在共同体内部出生和长大，撇开不正常的情况，且从未离开共同体。但法律是共同体的本质要素。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关涉我们。同时，也存在着法律应遵循的基本价值：公正，它不退居在美丽、善和神圣等价值之后。公正的法律“属于世间的意义”。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然而，对法律和应用法学(Jurisprudenz)的兴趣为何如此的少呢?
那么，人们将提出异议说，法律与法学是两类东西，外行只是对后者有疑惑。但这忽视了，外行也只是在把法律当作实用的命令时才关照法律，法律与法学决不是绝对两分的。但无论怎样，它们很少如艺术与艺术科学那样(两分)一夫一妻制。无疑，当艺术科学促进了对艺术的理解时，它也服务于艺术。同时，这似乎偶尔显得科学的理论影响到艺术实践。然而一般来说，艺术走着自己的路，并且是艺术科学追随艺术，解释它，反映它，赋予它历史的意义，常常是由艺术家自己带着不信任来思考艺术科学，只要它未全被拒绝和遭到嘲讽。当然，我绝无意思要去质疑科学的艺术思考的巨大精神意义。温克尔曼(Winckelmann)赋予了我们的大文豪多大的意义呢? 哪些令人愉悦的见解馈赠给我们一个雅各布·布克哈特寄存器传输级(Jakob Burkhardt)或一个海因里希·韦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呢? 尽管如此，在此仍然
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是：艺术与艺术科学是两回事。其他文化科学与其各自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与此相似。相反，不是陪伴法律和居于法律之后走过来，而是可以在法律之中和根据法律共创法律和生活，是处在文化科学中的法学几近为无法比拟的优点。自法学存在以来，它就是一门实践科学。罗马法学家们，应将不朽的伟业归于他们，他们创立了这门科学，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曾在法学上拥有什么。他们称赞法学为“神事和人事的知识”(divinarum atque humanarum rerum notitia)， 他们认为法学也是一切科学中最具活力的，他们与其法律和法学一道成长壮大。真正有天赋的和有创造力的法律者所思考的，和在法学知识上所展示的，已成为在任何时候对法律自身的祝福， 但愿这已赋予立法者以灵感，但愿这已影响到具体法律案件的裁判。千百年来靠的是古典罗马法学家们或意大利后注释法学家们(1250年之后)的法律智慧的哺育。近代法学家们，如耶林(Jhering)、温德沙伊德(Windscheid)、宾丁(Binding)、李斯特(Liszt)和弗兰克(Frank)的学说，之于执法(Rechtspflege)和立法机电信息(Rechtssetzung)，同时也之于法律本身，仍是有益的——更不用说一个法律思想家被委以立法的情况，如欧根·胡贝尔(Eugen Huber)之于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维亚克尔(Wieacker)在其近代私法史中称之为“十九世纪德语法学在立法中最成熟的果实”。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人会思考，在此问题上，这些伟大的法律学者意欲超越那些
伟大的历史学家、语言研究者和艺术学者，并意欲将法律学者与天才的哲学家、诗人、艺术家和音乐家等同起来。但是，不论那种直接的文化实效贡献出什么，主要的法学成就是极能与最重要的哲学论断、艺术创造和文学作品相比的。在此范围里，它们具有一样的效价。不言而喻，从法学中产生出一种特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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