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野玫瑰》艺术创作角度分析其受批判的原因
作者：程 韵
来源：《剧作家》 2021年第2期
程韵
摘 要：自由党派知识分子陈铨是“战国策派”少有的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倡导者，他创作于1941年的四幕剧《野玫瑰》就是其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实践成果。但剧作发表后却被国民党方面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导致后来陈铨被扣上“反动”“右派”的帽子长达二十年。《野玫瑰》受批判的原因，一方面固然包含残酷、不可抗的历史、政治因素，但另一方面，剧作客观呈现出的部分艺术特点（包括佳构剧形式和对汉奸王立民形象的塑造），以及它们所反映出的陈铨自身的性格特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给了国民党方面可乘之机。 关键词：陈铨；“战国策派”；《野玫瑰》；佳构剧；民族主义泰安市地方税务局
1938年，武汉会战的结束标志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军的节节败退以及汪精卫叛逃越南河内投日卖国，使得战争还能打多久的“亡国论”暗流涌动，国共两党的矛盾进一步锐化。在这危难关头，一个
以清华大学教授陈铨为代表的海归派、自由党派知识分子组成的体于1940年4月创立“战国策派”，批判以中庸思想著称的柔性中国传统文化，宣传西方的尚武精神，呼吁走一条“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路[1]，希冀以此加强民族内部的团结，一致对外抗日。 “战国策派”大部分成员都偏重理论，陈铨是少有的理论、实践并重的倡导者。作为早年留学欧美的哲学博士，他以尼采“强力”哲学为理论背景，强调用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来改变中华民族长期积淀的“奴隶心态”，并用戏剧作品来实践其理论主张。陈铨创作于1941年的四幕剧《野玫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数学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自由党派知识分子陈铨创作《野玫瑰》的初心本无可厚非，但剧作发表后却被国民党方面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导致后来陈铨被扣上“反动”“右派”的帽子长达二十年，直到1969年他落寞离世。《野玫瑰》受到批判，一方面固然包含残酷、不可抗的历史、政治因素，但另一方面，剧作客观呈现出的一些艺术特点，以及它们所反映出的陈铨自身的性格特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给了国民党方面趁虚而入的可能。
佳构剧特点
长期以来，陈铨的《野玫瑰》常被拿来与李健吾于1934年创作的《这不过是春天》相提并论。不可否认，两者在结构上同属佳构剧，在故事情节上也确有相似之处，即“男特工隐瞒身份藏身旧情人之家，
身份暴露后被旧情人解救”，但其差异也是相当明显的。
《这不过是春天》整体上属于平淡有味、富有情趣的浪漫喜剧。它是李健吾送给他的新婚妻子——芬的“生日礼物”，作品虽涉及革命，但对人性的关注胜过对政治的热情[2]。而《野玫瑰》的创作则政治目的性较强，借佳构剧的娱乐性来吸引大众观看，从而更好地发挥抗日宣传作用，宣传民族至上的观念。
题材上，当时社会流行军事间谍、抗日锄奸的戏剧，它们人物少、布景少、排演快，大众欢迎，这让陈铨意识到写间谍戏宣传效果显著。陈铨决定把“战争、爱情、道德”交织进《野玫瑰》中，因为他觉得这是永远能使人发生兴趣的主题。云樵、曼丽、艳华呈三角恋爱关系，但艳华为了国家民族忍痛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这种“牺牲儿女私情，献身国家民族”的主题思想在陈铨剧作里屡见不鲜[3]。
在情节组织上，剧中有大量“发现”“突转”，不仅有男间谍刘云樵身份的揭晓，还有“天字二十一”王安和“天字十五”夏艳华的身份揭晓。剧末王立民直到临死时才得知妻子的真实身份，这样就使观众紧张的情绪持续到了最后一刻。
细节刻画上，该剧有许多传奇之处。两个最出的间谍竟然一个是王立民家的仆人，一个是王立民的妻子；刘云樵在纸片上画图，竟然能够充当暗号；刘云樵在花瓶里藏收音机，窃听王立民的会议谈话；王立民患罕见的眼疾，眼疾一旦发作，大脑功能也会停止运作……传奇的同时也显得有些许失真。
陈铨创作《野玫瑰》缘起于一则报纸新闻，至于收音机能否放在花瓶里进行窃听，他也特意咨询过专家学者。这说明教授身份的陈铨对地下党工作是不熟悉的，但为了迎合大众趣味，选择用传奇笔法进行艺术虚构。在1942年《野玫瑰》重庆公演风波期间，时任中华剧艺社的编导陈鲤庭从友人张骏祥那里得到《野玫瑰》剧本，想与白杨等人演出此剧，特意向阳翰笙请教。阳翰笙对《野玫瑰》评价很低：“《野玫瑰》内容空虚，没有真实的生活……是用传奇式的旧手法所造成的一只抗战空壳子。”[4]佳构剧的形式所特有的精巧结构、传奇式笔法，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野玫瑰》抗日宣传内容思想的严肃性。 十八大反腐倡廉
李健吾《这不过是春天》细腻入微地开掘了厅长夫人在真爱与虚荣心间挣扎的矛盾心理，相较之下她的丈夫——警察厅厅长，和她的情人——间谍冯允平之间的敌对关系被淡化，两个人的形象也有些概念化。陈铨《野玫瑰》则有借民族主义宣传抗日的政治性目的，革命、政治彩浓厚，汉奸王立民和间谍夏艳华之间的政治矛盾是极其严肃的。然而，剧本在突出二者敌对关系的同时，并未把王立民的形象处理成非黑即白的恶人，而是一个富有个性和主见的人，由此模糊了王立民美与丑的界定，他的毁灭结局具有了一定的悲剧彩。
在对反派形象的艺术加工上，两部作品差异很大。李健吾笔下的警察厅厅长不是脸谱化的恶人，但
也只是一个满腹牢骚、缺乏热情的平庸男人。他嫌妻子花钱太厉害：“能多存几个钱就多存几个钱，万一我下了台没有官做，你也不愁吃用。”他对于抓不抓得住间谍并不执着：“其实也不过是芝麻大的小事，捉一个无名无姓的人，回头或许再放一个无名无姓的人。”[5]而陈铨在《野玫瑰》第一幕里，借夏艳华之口对王立民进行概括：“假如不能‘流芳百世’，他愿意‘遗臭万年’！”这句惊世骇俗的话可溯源到魏晋枭雄桓温，起到先声夺人的作用，把一个尚未出场的汉奸的“枭雄”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第二幕里，陈铨别出心裁地把第一人称视角从夏艳华转向她的汉奸丈夫王立民，让王立民在跟女儿对话中进行长篇独白。这独白充分展现了王立民的矛盾性格。王立民为了一己私欲置国家、儿女的利益于身外，这显然是伦理恶的；但他长年以来政坛失意，北平沦陷使他终于有了翻身的机会，他是出于对个人权力的孜孜以求才选择去当日伪汉奸，他决不轻易放弃这来之不易的权力。尤其，当他预感疾病不久就要发作，为了在死神面前也能继续支配权力，他宁可在疾病侵袭大脑前率先自杀。他对自我尊严和生命的执着体现出一种激情，这种激情又蕴含着艺术之美。
出于对尼采哲学的推崇，作者对王立民的塑造的确体现了尼采所提倡的“权力意志”和“悲剧精神”：在古希腊悲剧里，美狄亚与俄狄浦斯王，一个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一个弑父娶母，犯下的都是法律、伦理范畴的重罪。但这重罪背后的本质是无与伦比的个体生命意志的极致。美狄亚执着于为自己的尊严报仇，俄狄浦斯则是相信自己能战胜神谕，为此离开国土踏上了不归路。伦理恶与艺术美的浑然结合在古希腊悲剧英雄身上得以体现。陈铨自己也曾标示他的部分戏剧作品属于“浪漫悲剧”。大致来
大唐营养师说，就是情感大于理智、因爱而引发的悲情结局。这“爱”未必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也可以是为权力、责任、荣誉等抽象事物心甘情愿地牺牲一切[6]。就王立民而言，他的终极追求就是权力。王立民的形象固然反映出古希腊悲剧人物式的浪漫化特征和浓郁悲剧彩，却不是20世纪40年代陈铨所期待向往的“英雄”。
尼采自由、跳跃、文学化的写作风格使得他的哲学思想可以从多种角度被理解。1943年，陈铨在向中国译介尼采哲学时，指出尼采的“超人”不仅包括天才，还包括人类的领袖、社会上的改革家、勇敢的战士[7]。这后三种对“超人”的界定固然有一定程度上的牵强附会，但陈铨的用意是明显的，即以民族主义思潮来关联尼采思想，希冀用“强力”的尼采思想来强化中国人民抗战的信心。在《论英雄崇拜》一文里，陈铨更是指出他心中的英雄是集体主义的英雄，是众意志的代表，而不是个人主义的英雄[8]。20世纪40年代，抗战的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使陈铨暂时搁置了他之前崇高的尼采对古希腊悲剧式个人主义英雄的偏爱，而给“英雄”的形象灌输以浓重的道德意识、民族意识。
陈铨不仅在理论方面宣传集体主义英雄，在实践方面亦是如此。尼采认为，一切古希腊悲剧的结局都传达出一种乐观精神。悲剧英雄以身试法犯下伦理重罪，与之相伴相随的是无知无能的百姓透过英雄的沉沦目睹了极难展露的世界的真相。于是，旧社会秩序坍塌，一个全新的社会在悲剧中重建。这是对悲剧英雄毁灭结局的肯定。而在《野玫瑰》的结局中，陈铨让夏艳华和王立民进行交锋，并明确地褒扬前者，否定后者，由此就削弱了王立民毁灭结局的悲剧性。试看二人最后的较量：
立 民 （右手掏出药瓶）艳华，你瞧，它就是死神！它得听我的命令！我的腿已经麻了，我不能再等了！（吞药，喝水）啊，死神，你来罢！我在这儿安静地等着你呢！
一小时的故事 艳 华 立民，你还有一个敌手，你知不知道？
立 民 谁？
艳 华 就是我！
立 民 你？
有源噪声控制
艳 华 立民，你知道三年前我为什么嫁给你吗？[9]
可见在陈铨眼中，王立民这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固然有令人欣赏的浪漫艺术气质，即桓温式的古代枭雄气概和古希腊悲剧英雄气概，但他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终究与那个年代中国的现实格格不入，因此难以占有“中国英雄”的一席之地。王立民即便可以战胜死神，却无法战胜夏艳华这样民族至上的集体主义者。
陈铨对王立民固然有欣赏、同情的姿态，但更多的还是冷静、严肃的批判。因此，激烈抨击陈铨歌颂汉奸、有法西斯倾向，这失之偏颇。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客观地看待王立民的形象塑造，它确实有
一定程度上的美化汉奸的嫌疑，而这又与陈铨本人的经历、性格密不可分。陈铨是自由党派者，又是“象牙塔”中的学者，性格单纯迂直，根本不了解现实生活中汉奸虚伪、丑恶的真面目。何况，他研究的又是叔本华、尼采等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导致他对事物的认识相当理想化。他从唯心主义哲学出发，把他不了解的汉奸主观地加以升华，而没有客观认识到汉奸的本质。陈铨用艺术手段对汉奸进行浪漫化，创造出一个单纯为权力而奋斗的浪漫悲剧人物王立民——他更像一个天真的艺术家、哲学家，甚至也可以套用陈铨自己对尼采“超人”的诠释——勇敢的战士，总之，他不像剧中设定的世俗身份——“北平伪政委会主席”。这就忽略了现实生活里汉奸的复杂性，而把问题简单化了。
陈铨的女儿陈光琴曾回忆说：
他有火一般的性格，在救亡图存的战斗中他以笔为, 激起抗日军民热血沸腾, 最后他在这大火中燃烧了自己。他太热、太直、太实, 没能保护好自己，过早离开了人世……写这样的回忆, 想这样有着浪漫悲剧人生的亲人, 让我的心脏都难以承受……他笔下众多为抗日救国甘洒热血甘冒风险英勇机智的英雄众, “为着荣誉感情责任,他们可以牺牲一切。这一种浪漫的精神和对人生的态度, 也许是中国新时代所最需要的”。我想这也是父亲的心声和实践吧。[10]
七七事变之后，两党虽然对外宣称捐弃前嫌、团结抗日，但关系依然紧张，左翼作家尤其活跃。戏剧界，大部分戏剧作品出自左翼剧作家之手，他们从未停止用写作来批判、讽刺国民党的腐朽黑暗。
而国民党当局始终表示反对阶级斗争、宣传民族至上，但其用意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陈铨不顾忌国共两党关系紧张的局面，进行大量演讲、创作，《野玫瑰》就是其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实践成果。国民党本就苦于没有拿得出手的文艺作品与共产党相抗敌，此时自然迫不及待地把《野玫瑰》向“右”拉拢。与《野玫瑰》重庆公演风波几乎同时，国民政府教育部1942年给《野玫瑰》颁发年度学术三等奖，直接造成了陈铨在之后二十年里始终无法挣脱的历史冤屈。如此看来，国民党政府宣传口号和实际行径的表里不一似乎才更接近现实生活里的“王立民们”，而陈铨自己才是不折不扣的浪漫悲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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