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华;宋建华;杨婷如
【摘 要】纳税筹划是企业从政府转移财富至企业的重要形式,直接效果是提升企业税后现金流,但高额代理成本及隐性监管成本占据支配性地位.论文将纳税筹划纳入委托代理观,对2013年至2016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随着纳税筹划程度的增加,企业价值显著下降,而提高信息透明度可以有效抑制两者的敏感性.
【期刊名称】《财会研究》
【年(卷),期】2018(000)009
【总页数】6页(P38-43)
【关键词】纳税筹划;企业价值;信息透明度;委托代理
【作 者】卜华;宋建华;杨婷如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F234.2
一、引言
税收是企业向政府分配经营利润的重要方式，企业为增加企业税后现金流，往往会实施各种各样的纳税筹划。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目标函数冲突造成我国企业普遍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现有大量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是纳税筹划过程中的重要障碍。信息不对称引发了经理人逆向选择问题以及道德风险问题；代理冲突又造成委托人偏离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因此企业价值是否受纳税筹划的影响成为实务界与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纳税筹划一方面可以增加税前可扣除的费用类项目，减少企业税金；另一方面部分管理者为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实施纳税筹划，反而增加了企业成本负担。此外，管理者为了遮掩暗自攫取利益的行为，还可能使用降低企业信息透明度的方法。Wilson等（2009）和 Kim 等（2011）发现管理者在纳税筹划过程中为掩盖自身机会主义行为，可能利用复杂、模糊的避税交易，这便导致企业高额代理成本，以至于避税收益小于代理成本的增加，纳
税筹划对企业来讲变得可有可无。而会计信息透明度发挥了重要的公司治理作用，提高信息透明度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并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Armstrong et al，2015）。
遗憾的是，现有文献中大部分研究从税收征管层面减少纳税筹划问题，例如，吴祖光等（2011）、江轩宇（2013）、童锦治（2016），鲜有从企业信息不对称路径探讨纳税筹划与企业价值的直接联系，更没有研究提高企业内部会计信息透明度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基于此，论文以代理理论为基础，实证研究纳税筹划、企业信息透明度与企业价值的关系，旨在探究纳税筹划的经济后果，并从从微观层面探索国内企业的代理问题，同时为税收政策制定和提高信息透明度进行制度安排提供了新思路。
kurtschneider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实施纳税筹划需付出更多人力物资等直接成本消耗，这直接增加了第一类代理成本。如果企业中大股东与管理者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可能会导致共同管理问题，大股东利用与管理者的关系以及自己的控股地位，从而侵犯中小股东的利益，增加了第二类代理成本。纳税筹划降低企业信息透明度，增加企业信息不对称，进而增加了代理成本（叶康涛等，2014）。企业若有恶意的逃税避税行为，将会面对税务机关稽查追缴与罚息，这
不但增加了交易成本，同时若此类行为被曝光，企业还将承担重大的政治成本负担，也会给公司的声誉造成损失。除此以外，从企业内部运营的角度研究，纳税筹划还可能影响企业的内部正常运作，例如，国外学者Bushman（2004）研究发现，纳税筹划中一些方法，也可能会影响企业内部的信息传递，例如转移定价策略可能会让企业实际控制者无法了解企业准确的财务信息。Balakrishnan（2011）研究发现，纳税筹划方案过于激进，则会影响正常的财务运作，导致决策者无法做出适合当下企业情况的正确判断。刘行和叶康涛（2013）指出纳税筹划通过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融资成本方面降低企业投资效率，童锦治等（2016）也指出纳税筹划会造成企业经营效率的损失，从而抑制企业价值的提升。基于上文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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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1：当前中国企业，纳税筹划程度对企业价值造成显著负相关效应。
基于企业反哺效应（Desai&Dharmapala，2006），为躲避税务监管部门的监察及产生的高额代价与声誉风险，管理者会设计复杂的财务与经营方式，随着信息不透明程度的增加，管理者获取更多私人利益也增加了管理层实施纳税筹划的强烈意愿。在此基础上，企业信息透明度发挥公司治理效应，阻隔管理层通过纳税筹划“寻租”途径，抑制委托代理成
本的的过度滋生。基于“隧道假说”，由于控股股东转移避税收益的现金流直接造成企业投资效率低下的恶果。而纳税筹划常用的方法往往都是企业粉饰其避税事项，其本就属于企业不透明的决策事项，企业信息披露必然会减少企业内部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企业对外披露内控信息可以帮助企业出资人真实透彻地了解企业，让出资人可以作出正确的决策（Fekrat 1999、Willis 2000）。以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同时有效监督经理人的行为，遏制企业财富的外流，减少了第一类代理成本。企业信息透明度的提高有助于中小股东更清晰的掌握企业经营状况，也会减少大股东对企业资金占用额度，进而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若想企业价值有所提升，那么纳税筹划所带来的避税收益需要大于代理成本的增加额。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提高信息透明度将抑制纳税筹划与企业价值的敏感性，且高信息透明度使纳税筹划与企业价值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了2013—2016年沪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作为数据样本。对数据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①剔除样本中ST和金融行业的公司。②剔除样本中有税收优惠的公司。③剔除西藏地区的公司。④剔除存在大量缺失数据或异常数据的公司，最终获得2380个样本。论文数据取自CSMAR数据库。在实证过程中，将所有连续变量数据进行1%和99%的Winsorize缩尾处理，为消除数据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影响，在引入交互项时对相关数据去中心化。本文使用Stata13.1等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二）变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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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纳税筹划程度
国内对纳税筹划程度的度量方法主要有：一将企业有效税率（ETR）作代理变量，二以总账面会计-税收差异（BTD）来衡量，三建立模型利用残差衡量纳税筹划程度（DDB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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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税率ETR=当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会计利润总额采用Dharmapala（2006）的方式，估算出BTD与应计利润回归后的残差（记为DDBTD）作为避税程度的代理变量，该残差估计模型即：
上式中，BTDi,t与TACCi,t分别表示第i家企业在第t年的会计-税收差异与总的应计利润（可以由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的差额除以总资产计算得到）。 μi表示i公司不随时间变化的样本期内的平均残差，ξi,t表示i公司第t年偏离样本期内平均残差的程度。
DDBTD表示剔除应计利润影响的会计-税收差异。
2.会计信息透明度
论文使用修正的琼斯模型来估计会计信息的透明度：
TRAN值越大，信息透明度越高。其中DAi,tASSETi,t-1为计算得到的样本i在第t期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应计利润总额：
TAi,t，Ei,t，CFOi,t分别表示样本公司i第t期的应计利润总额、净利润总额以及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
第二步，将TA带入下式计算行业特征参数：β1、β2、β3。
ASSETi,t-1表示样本公司i在t-1期的期末总资产，ΔSALEi,t，PPTi,t分别表示表示样本公司i在第t期的主营业务收入增加额和固定资产原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三步，用上式的系数带入下式计算非操控性应计利润：
NDTAi,t，ΔARi,t分别表示样本公司i在第t期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以及应收款项期末余额增加额。
计算可操控性总应计利润：
(三)研究模型设计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将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来进行实证。
针对假设1，检验样本中纳税筹划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具体为：
针对假设2，检验样本中信息透明度对纳税筹划与企业价值的影响。具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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