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师关注度、机构持股比与会计信息披露--基于相续Logit模型的回归分析 胡玮佳;韩丽荣
【摘 要】笔者以2008—2013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分析师关注度及机构持股比的角度出发，对管理层会计信息披露行为是否受到资本市场外部监督者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分析师的关注度越高，管理层更倾向于下调预期来引导分析师预测，从而达到资本市场预期；机构持股比越高，受利益驱使，其持股的上市公司管理层越会倾向于上调盈余管理，同时避免负面信息的提前披露。以上结果在控制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成立。 【期刊名称】负指数分布《财经问题研究》
【年(卷),期】2016(000)006
【总页数】12页(P90-101)
【关键词】分析师关注度;机构持股比;盈余管理;会计信息披露
【作 者】胡玮佳;韩丽荣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 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吉林大学 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F275;F234
·财务与会计·
(一)分析师的预测行为
近年来已有大量针对分析师预测及关注度是否会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产生影响的研究，证实了资本市场预期对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显著影响[1-2]。Degeorge 等[3]发现，当存在负向“盈余意外”，即公司的业绩达不到分析师预测时，股票价格会严重下跌，证实了“资本市场预期假设”，说明管理层的盈余管理主要受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这是由于达到盈余预测的收益明显高于其成本，因此，管理层有动机实施盈余管理行为。其中，大多数学者利用西方发达国家数据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分析师的监督作用作为外
部监督机制，能够有效规范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Yu[4]发现美国上市公司中，分析师跟进人数较多的公司，操纵盈余的程度越低；Degeorge等[5]发现在经济更发达的国家其关系更显著。他们的研究证明，分析师对盈余管理的监督强度与分析师跟踪人数呈正向关系。国内相关研究同样发现分析师预测与公司盈余管理水平之间呈显著的负向关系[6-7]。
虽然以往的大量研究认为管理层避免负向盈余管理的方式，主要体现在对其最终财务报表中披露的会计数据进行操纵，即上调盈余管理，但近期研究发现，由于上调的盈余管理成本较高，而倾向使用逐渐下调的盈余管理方式。当严格的财务报告披露程序、监管制度或更多资产负债表限制[8]限制管理层对盈余进行操纵时，管理层会使用下调的预期管理来代替上调的盈余管理以减少与分析师的预测落差。国内相关研究发现，进行业绩预告披露的公司具有更多的分析师关注和预测质量[9-10]。因此，笔者认为管理层的盈余管理策略受分析师关注行为的影响，其关注度会使管理层倾向于成本较低的管理方向。一方面，如Dyck 等[11]指出，分析师与公司权益持有者对于舞弊的发现起到直接的作用，因而分析师的监督作用增加了操纵盈余被披露的风险，即增加了上调盈余所承担的预期成本。如果分析师的监督是有效的，那么管理层在上调盈余时可能面临着较高的边际成本；另一方面，虽然下
调盈余的预期管理降低了外部投资者的盈余预期，但其减小了信息不对称，并且使分析师预测虽偏低却更准确。同时Houston等[12]通过用分析师关注和预测质量作为公司信息环境的替代变量，发现缺少业绩报告的公司信息环境较差。因此，分析师可能会将管理层调低盈余的行为，看做是其及时披露负面消息，并减少信息不对称的表现。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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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水利水电杂志H1：分析师关注度与上市公司管理层会计信息披露行为的选择显著相关。
H1a：其他条件不变时，分析师关注度与管理层上调预期盈余的倾向显著负相关。
H1b：其他条件不变时，分析师关注度与管理层下调预期盈余的倾向显著正相关。
(二)管理层会计信息披露
管理层的会计信息披露研究主要指管理层为特定目的对会计报告中盈余进行调增或调减的行为。在以往文献中，针对管理层会计信息披露行为的动机主要提出了三个假设：(1)债务契约假设，即为了避免违反债务契约中的相关财务指标，管理层会通过盈余管理的行为对会计数据进行操纵[13]。(2)薪酬计划假设，即相关薪酬计划的设定会使管理层为了业绩而
带来的红利对其盈余进行管理，以期获得更多利益[14-15]。(3)资本市场预期假设，相对于前两者，该假设的提出较晚，其认为管理层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来自于满足资本市场的预期[16-17]。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信息中介，分析师所披露的盈利预测于20世纪90年代已基本成为衡量上市公司盈利状况重要的阂值标准之一。投资者通过比较公司业绩与年报公布前分析师最新的盈利预测，判断上市公司业绩是否达到或超过分析师盈利预测并做出相应投资决策，未能达到资本市场预期而导致负向“盈余意外”的上市公司，可能面临股价下跌等风险[3]。因此，“资本市场期望假设”成为管理层为满足分析师预测而做出信息披露时的主要动机因素[1-2]，即通过两种机制来避免负向“盈余意外”：一是通过下调预期盈余，披露相关信息避免分析师的乐观估计，引导分析师将盈余预测(如EPS)向下调整为一个能够达到的高度。二是对披露的盈余进行上调，如可操控的应计利润，以此使最终年度披露的盈余能够达到或超过分析师的预测水平。
(三)机构持股比
国内外针对机构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管理层披露会计信息影响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一方面，研究者认为机构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起到了积极的治理作用。Shleifer
和 Vishny[18]在研究中指出，相比较中小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等大股东由于投入更多成本并期待从中获得较多收益，因此，持股比例越高，其越具有监督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动机。Chidambaran和 John[19]以及Gillan和Starks[20]认为，机构持股比能够增加股东之间的信息传达，从而扩大市场监督的范围，随着持股比的增加，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也会加大，从而降低其道德风险。以国内数据为样本，李维安和李滨[21]认为，由于具有专业的分析能力和获取信息的渠道，因此，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降低代理成本，从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22]，如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23]。从会计信息披露的角度，持股比例较高的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抑制管理层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并且披露更谨慎的财务报告。随着机构持股比的增加，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降低[24-25]。
但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受到短期利益的驱使，其监督作用受到质疑[26-27-28]。从管理层自身来说，由于机构持股比作为“庄家”能吸引更多投资者的注意，则管理层也更倾向于避免负的“盈余意外”的发生[29]。Maztoul[30]更进一步解释为，机构持股比较低的上市公司具有更明显的投机和短视行为，因此，管理层对于迎合分析师预测的动机更明显。由于具有高持股比例的上市公司管理层在负向“盈余意外”出现时会遭受更大的损失，其中包括股价下跌及其业绩薪酬[31]，则此类上市公司管理层具有更多达到或超过分析师预测的动机[2]。
传感器数据采集系统
作为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信息分析优势方，机构投资者可以凭借成熟的经验和信息获取优势对公司的状况进行掌握，但可能会利用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从资本市场其他投资者处获益[32-33]。同时，机构投资者通过帮助其投资的上市公司进行财务预测、规范化经营、融资等行为直接参与到公司治理当中，以提升公司的资本市场声誉[34]。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增加了市场对于上市公司的关注度，上市公司对于满足资本市场预期具有更强烈的动机。与分析师不同，由于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机构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盈利具有更大的期望，因而可能会担心负面信息的披露会降低其在资本市场预期和声誉。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机构持股比与上市公司管理层会计信息披露的选择显著相关。
H2a：其他条件不变时，机构持股比与管理层上调预期盈余的倾向显著正相关。
H2b：其他条件不变时，机构持股比与管理层下调预期盈余的倾向显著负相关。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轮廓度笔者选取2008—2013年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数据为研究对象。为控制前期管理
层盈余管理行为对分析师的影响，笔者同时搜集了分析师预测的前期数据。由于假定研究对象应具备满足资本市场预期的动机，因此，剔除了没有进行上下调盈余预期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4 538个。分析师的预测盈余数据来自于年度初期与年度末期的Wind一致预测中值。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分析师跟踪人数及预测数据来自于Wind金融数据库，管理层业绩预告的相关信息来自于锐思RESSET数据库。数据筛选和处理分别应用Excel 2007及Stata 13.0软件。
(二)管理层会计信息披露的度量方式
1.上调预期盈余的度量(盈余管理)
笔者设定虚拟变量UEM代表上调盈余管理，即当可操控应计利润为正时，该值为1，否则为0。利用Dechow 等[35]的修正琼斯模型计算可操控应计利润DA。
当DA > 0时，则管理层发生上调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用哑变量UEM表示，即当DA > 0时，UEM = 1，否则为0。
2.下调预期盈余的度量(预期盈余管理)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假设，笔者认为管理层进行预期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是为了通过及时披露公司负面消息，主动引导分析师将预测值调低到一个可达到的水平。以往研究从两个方面识别管理层存在下调预期盈余管理行为：一是行为导向的识别方式，即管理层在财务报告公布日之前会提前发布业绩预测，大多数以预亏、预警、预盈、持平等定性信息和附有盈亏区间的定量信息为主。研究者发现，分析师会根据上市公司管理层业绩预告的形式或内容相应地修正原有预测[36-37]。这表明管理层可以通过披露公开的业绩预测信息，引导分析师将盈余预测调整到其可达到的水平。二是结果导向的识别方式。除公开披露的业绩报告之外，分析师也可通过业绩说明会、分析师会议、路演等投资者关系活动获取有关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而这些信息并不能直接获取或直观地进行计量。因此，第一种行为导向的方式并未考虑分析师能够从与管理层的其他交流中获取信息，所以，使用管理层公开披露的业绩预测来衡量分析师预测是否受到管理层下调预期盈余的引导并不全面[2]。我国股市的信息环境受多种非正式沟通影响[38]，分析师在对预测进行调整时更多地依赖私有信息[39]。虽然我们无法获取管理层披露的所有信息，但是可以认为分析师进行预测调整的主要信息源是管理层。因此，笔者使用结果为导向的识别方式作为管理层是否进行下调盈余管理的衡量变量，设计哑变量DEX。对比分析师期末与期初发布的盈余预测，当
骗纸
期末预测低于初始预测时，则认为其受到管理层下调预期盈余的引导，即DEX = 1，否则为0。
3.会计信息披露决策的综合度量
上调预期盈余管理和下调预期盈余管理行为，代表管理层为达到或超过分析师的盈余预测从而避免负向“盈余意外”会采取的两种主要行为。笔者设定离散变量Choice表示管理层信息披露决策，Choice的取值依赖于三种情况，如图1所示。
(三)解释变量
1.分析师关注度
笔者采用分析师的跟踪人数(Analyst)作为关注度的替代变量。由于同一家盈余预测机构针对某一公司的分析师通常从属于同一团队[40-41]，因此，笔者选取对上市公司给定年度内进行跟踪并做出盈余预测的机构家数作为分析师的跟踪数。
2.机构持股比
笔者采用各类机构(如基金、券商、保险、社保等)持股数量之和占公司流通A股的百分比(InsHold)作为机构持股比的衡量方式。
笔者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选取公司特征、财务状况和聘用审计机构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同时通过设计哑变量对年度和行业进行控制。具体变量设计及定义如表1所示。
(四)研究方法及模型设计
根据上文提出假设和变量设计，笔者针对假设检验拟回归的主模型如下：首先，利用模型(1)对总体假设进行验证。其次，利用模型(2)对H1a与H2a进行检验。最后，通过模型(3)对H2a与H2b进行检验。其中Controls为控制变量。
Choicei，t=β0+β1Analysti，t-1+β2InsHoldi，t-1+β3Controls+β4ΣIndustry+β5ΣYear+εi，t
UEMi，t=β0+β1Analysti，t-1+β2InsHoldi，t-1+β3Controls+β4ΣIndustry+β5ΣYear+εi，t
DEXi，t=β0+β1Analysti，t-1+β2InsHoldi，t-1+β3Controls+β4ΣIndustry+β5ΣYear+εi，t
(五)内生性问题
以往研究认为，分析师关注度及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不仅会影响上市公司管理层披露会计信息行为[4]，同时其也可能会受到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财务状况和股权性质等特征的影响，与管理层会计信息披露行为之间存在潜在的内生性。因此，笔者借鉴Yu[4]及Hu 和Yang[44]等的方法，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内生性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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