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NOTE
Development？It’s History
我在图书馆的目录中输入了指令“s＝economic development（经济发展）”，结果产生的小标题按字母顺序排列只到字母E就达到了5千个，这已经是最大的限度了。用我所知的任何指令都无法再对标题中的其它部分进行检索了――那一定至少能再产生出2万个小标题。据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说，“没有什么经济话题能够像将穷国的民众从贫困中解救出来那样吸引了如此多的人的注意。”他们的工作做得都很好。在政府和私人基金会的资助下，全世界的学者们着手研究了如何将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为富足、现代的国家的问题。他们分为相互对立的几个派别――古典的，依附论的，世界体系的――并出现了个案研究，比较研究以及对理论及其应用的研究。来自国家和国际援助机构的报告也增加了这些研究的数量，并且还在不断的出现。
研究美国与亚非拉各国关系的历史学家迟早要掌握这些浩瀚的文献以及它背后的思想。它的习惯用语充斥在官方的报告中。像“吸收能力”这样的术语出现在了1958年前后召开的国家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上。在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和白鲁恂（Lucian Pye）的影响下，发展用语（developmentese）成为肯尼迪政府的朝廷术语（court vernacular）。“地区研究”则又使其成为一种学术语言，而1958年之后大部分对北美、欧洲和共产主义集团以外国家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关注起现代化来。对于研究美国对外关系的历史学家来说，研究和分析这些浩如烟海的文献是不可避免的。 像欧勒·赫尔斯特（Ole Holsti）所指出的那样，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事实上为研究美国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提供了唯一可以接受的模式。外交史学家们唯恐被认为是缺乏方法论，他们感到有必要去挑战或是支持某一种现代化的范式，或者至少也要表现出通晓正式脚注中出现的主要文章。尽管发展理论文献一般较少涉及到上下文情境、动机，确切地说还有历史背景，他们也是这么做的。 新疆出血热
近年来，很多领域的学者也加入了对发展理念的一种新的批评之中，抨击现代化理论及其批评者所共同持有的核心假定。Their solution puts the framework inside the frame。将发
展看作是历史，是冷战的政治、知识背景下的人工制造物，并将历史而非其他一些方法作为研究现代化的方法论。这种历史主义的方法使得记述发展时不再需要用那些陈词滥调，同时它也让我们看清了美国为在全球实现人道主义而进行的努力，这种努力因其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复杂性而表现为既是自私的，也是好心的；既饱含英雄主义气概，也具有灾难性；有时它还显得很是雄心壮志。
诺阿·韦伯斯特（Noah Webster）在1828年的词典中将发展定义为故事的“展开”。到了20世纪初期，这个词除了一个普遍的意义，即沿着一个可知的进程向一个既定的目标前进外，在从生物到城市规划到摄影这些技术领域它都需要被赋予特定的含义。其他语言中的相对应的词――dessarollo（西班牙语），Entwicklung（德语），pag－unlad（他加禄语）――也都描绘了这样一个自然的，可被认识但又不能避免的增长过程。
“经济发展”指的也是这样一个类似的成熟过程：经济体只有在从传统向现代进步的程度（和速度）上相互之间才是不同的。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是趋同假说，并认为存在一种最佳的政治经济体制，所有的国家都将向它迈进。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是结构主义的变体，它们都考察了阻碍或逆转穷国自然进步的国际贸易和资本。As bitterly as Rostovian，依附
论虽然和世界体系理论有夙怨，但在由词组“发展”和“现代化”所指代的基本假设上，他们还是达成了一致。
专家们很少对这两个词中的任何一个给予精确的定义。这个领域的最新也是最广泛被使用的教科书声称，发展是“一种感觉”，同时给出了一系列的联想：“我们在自己的脑海中勾画出这样一个社会，人民丰衣足食，能够获得多种多样的商品，享受一定的休闲和娱乐，并生活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发展中地区杂志》是西伊利诺宜大学出版的一份评论杂志，它的“编辑准则声明”中给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指导，阐明了发达地区一般是以“下述大部分”为特点的：
神经皮肤黑变病
⑴经济上融入国际工商业共同体
⑵城市人口居多
⑶识字率高
⑷自然资源利用率高
⑸稳固的制度化的政治管理体系
⑹被普遍看作是发达地区
这些概述一旦与历史细节相联系就失效了。第1－5点预先假定了发展的指标在时空上是可以比较的，但真要去刻画这些比较，这些条款就变得毫无用处的非常灵活了。能够看出和感觉出塔驽拉港（阿拉伯海湾的一个港口，译者注）和罗马的城市化是一样的吗？稳固的政府管理机构可以包括美国的最高法院（the U.S. Supreme Court），叙利亚复兴社会党(the Baath party)，和海地独裁政府(the Tonton Macoutes)。英语的读写能力到6年级的时候就基本上可以具备了；日语则可能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并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意义，但统计学上它是显著的。甚至国民收入和资源使用的数字也要受到怀疑，因为他们用的是为工业国设计的会计方法。
更重要的是，发展的每一条标准都苦于在逻辑上出现了重复的错误，即认为一个事物除了用来描述它的语言外，因为它还有一个名称，所以它就是存在的。抽象的概念（融入，读写能力，制度化）被提升到了可以刻画特点和估计数量的客体的位置上来。第六点很清楚地体现了这种循环推理：一个地区如果被“普遍”认为是发达的，那它就是发达的。论述创造了事实。
发展的现在和过去可能是晦暗不清的，但它的未来却是清楚可见的。在这个定义中，历史是方向和目标。我们可以瞥见最终的大同：一旦发达了，所有的社会都将是城市化的，有读写能力，且能融入到全球经济体中；他们将最充分地使用自然资源并拥有行之有效的制度机构。朝向这每一个特征的进步都是可以量化的，从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每年出版的大量对比统计数字中可以查的到。质量上的改进并不能使一个地区更加发达。经济上的融合，无论它对资源的利用是有效还是浪费，还有社会城市生活、文学、制度上的改善，这些条件对于朝向发展的进步都是不重要的。事实上，革命式的改进（这有可能废除一些制度）反而会造成倒退。发展被设想为朝向最终理想状态的递增而又受到控制的变迁过程。但是因为人们总是不断地设计出新的制度和新的办法来整合和使用资源，所以终点总是向未来退去。
发展的著作因此展示的是一种历史科学，是一种在无限的“传统”和同样“无限”的现代性最终状态之间驾驭道路的方法。连世纪也成为物质进步的另一种统计度量。丛林医生托马斯·杜利（Thomas A.Dooley）在1957年评论道：“在亚洲，我开了一家19世纪的诊医院。而我一旦离开，这一医院就有可能退回到了18世纪。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之前这些高原地区的部落从医学的角度讲尚处在15世纪。”持久收入假说他看到了老挝的村庄、稻田和慢悠悠的水牛，这些都是
古代保存下来的印痕，并不是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殖民地发展规划的产物。像埃瑞克·霍布斯鲍姆观察的那样，通过不断地再发明传统社会可以实现迅速的变迁，然而对于发展专家们来说，为了给发展进程提供一个起点，这种再发明创造必须要被停止并使之合乎规范。普通的表述“在大部分传统社会中”表达的就是这样一层意思，和现代性一样，传统也是千篇一律的。
现代化研究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模型化，个案分析的目的是想揭示出能应用到其他条件下的普遍法则。对于发展专家来说，研究孟加拉的微观借贷是希望发现在厄瓜多尔类似的项目能否运行。在这样的观点之下，政治学家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说，“一个特定的国家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有作用的个体――近似于一辆汽车，或者说是一台电视机――它可以用来进行比较并作为改善其它这种个体的样板。”在发展的进程，历史迷失了方向。普世的，可以重复的特点得到了加强，而个体独有的特性，唯一的条件，个人和动机却都被完全抹煞了，这就好像斯大林主义者的图册中那些多余的政治委员一样。
政治学也消失了。文献著作将民众对现代化的抵制和所有的政治问题看作是技术难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措辞中，种族隔离政策成了“劳动力市场刚性”，而越南对柬埔寨的入
侵则是“因卷入了一场地区冲突中而导致的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对于设计者来说，发展是一个从来也不会停止的进程；它以或快或慢的速度向前发展，这主要看当地的条件和项目的设计。所以在那些其他人可能会注意到思想、文化或个性冲突的地方，发展的著作者们只看到了实施的障碍。封开论坛
C.道格拉斯·拉米斯（C.Douglas Lummis）将经济发展看作是伪装了的政治学，是“组织社会力量但同时又隐藏这种权利安排――更确切地说，是隐藏这是一种权利安排的方式”。在用中性的技术语言表达的人道主义使命的外表之下，发展的计划能够扩张国家权力，开启封闭社会的大门，还可以为日后的开发清点资源，但是这些“边际效用”没有一个被官僚或学者们注意到或谈及。
那些现代化举措的接受者长期以来一直抱怨说发展是一个移动的目标。它以欧美国家最新模式为基础被重新定义为了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良好，且以妇女为中心，并能过渡到民权社会。那些旧的标准则很快就被丢弃了。中国的钢产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但这不再有价值。随着欧洲人和北美人对那些能显出他们比其他民族发达的特点的评估发生改变，这一定义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要发达就要成为欧美人。
和这些反对意见一样常常被谈到的是，历史学家们也被吸引来描述现代化。近期的两个例子，贾瑞德·戴尔蒙德的《炮，细菌和钢铁》（普利策奖得主），和戴维·兰德斯的《国富国穷》，都用了斯宾塞的理念来评定社会的“成功”和“失败”。戴尔蒙德和兰德斯用物质的获取来判断文化的进步与否，而不是看人民的寿命，传统的持久力以及艺术、音乐和法律的质量。评论家喜欢称这些著作为“不知羞耻地欧洲中心主义，但同时却又是理由充分地。”兰德斯注意到，“像历史记录揭示的那样，上一个千年里，欧洲人一直是发展和现代性的主要倡议者。”并不奇怪，从那时起它也一直是发展和现代性的定义者。但西方的兴起并非现代化的模板所标示的唯一的历史。写道中国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认为，“对乌托邦式的现代性的执着”是与对国家的论述分不开的，因为现代性是一个国家的最终目标和正当理由。国家间相互比较，互争优势的历史很容易陷入一种“暗示了线性和大同的叙述形式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经过了几十年的批判，现代化理论又像坏习惯一样的回来了。乔伊思·埃普尔比（Joyce Appleby），黎恩·亨特（Lynn Hunt）和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解释说，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20世纪的专业历史通常都是在‘现代化’的印迹下写成的。”世界上哪种动物的眼睛最大?线性进步观，阶段论和将西方作为示范的理念充斥在科学的历史学中，无论这是否是受到马
克思、布罗代尔或者兰克的感召。这在著作的标题中（《现代化的中国》）和历史分期上（现代早期的法国）都有所体现。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型、定量法和发展专家们使用的普遍的技术，比较历史和世界历史都是不可想象的。仅仅是远离图书馆的某一区域是无法躲避现代化及其陈词滥调的。历史学中满是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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