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海洋渔业转产转业政策导致的双重困境探析--从“过度捕捞”到“过度养殖” 同春芬;黄艺
【摘 要】近年来，随着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的不断提高，海洋捕捞强度日渐超出海洋渔业资源的生态资源承载能力；中日、中韩和中越三个渔业协定的签署生效及海洋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实行，导致海洋作业渔场逐渐减少，海洋渔民面临失业的凤险。在上述内部矛盾与外部规则的双重压力下，我国政府开始在沿海地区普遍实施海洋渔民转产转业政策，旨在减小海洋捕捞强度，实现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对于改变海洋渔业资源无偿、无序、无度的开发利用现状以及保护和增殖渔业生态资源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减船转产效果明显。然而，渔民弃船后大多转向了海水养殖业，致使海洋渔业陷入高密度、超容量的“过度养殖”困境，海水养殖资源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鉴于此，从改善渔业管理制度入手，逐步舍弃传统的“投入控制”管理模式，引入“产出控制”管理模式，将成为有效控制捕捞和养殖的产量，进而“双管齐下”走出双重困境的合理、有效选择。%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creasing exploita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ocean fishing has ex‐ceeded the capacity of resources . Together with the signature of three fishery agreements with Japan , South Korea and Vietnam ,and Marin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system implemented ,coastal fisheries have been decreasing and fishermen face the risk of unemployment .Due to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es‐sures ,the government began to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transferring fishermen to other industries ,which was aimed at reducing overfishing and making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fishery resources .This policy has a great effect on not only changing the free ,disordered and excessive exploitation of ,but also protecting and proliferating ,fishery resources .However ,most fishermen turn to mariculture after abandoning their ships ,which causes marine fishery to be in a state of over‐aquaculture .To step out of the dilemma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rove the fishery management system ,and gradually abandon the traditional “input control”management model with introduction of the“output control”management model so as to put both fishing and aquaculture under an effective control .
六合丹【期刊名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3(000)002
【总页数】7页(P1-7)
木板削削削
【关键词】海洋渔业资源;过度捕捞;过度养殖;转产转业政策;隐性困境
【作 者】同春芬;黄艺
粮食危机 恩道尔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山东青岛266100;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山东青岛266100
【正文语种】特区报中 文
了不起的盖茨比论文【中图分类】C913.3
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实施，《中日渔业协定》、《中韩渔业协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协定》的签署生效以及海洋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实行，导致海洋作业渔场明显减少，大批渔船将要从原渔场撤出，渔民面临失业的危险，我国的海洋渔业政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由于环境污染和过度捕捞，我国海洋渔业生物资源严重衰退，海洋捕捞业的优势逐渐丧失，大批捕捞渔民面临失业的压力。迫于双重压力，渔民减船转产
的政策随之出台。2002年11月12日，农业部《关于2003-2010年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实施意见》，标志着中国海洋捕捞渔船船数和功率数从“九五”计划期间的“总量控制”阶段进入了“总量压减”的新阶段。“我国将有3万多艘渔船从原有渔场撤出，30万渔业劳动力面临转产，每年将损失160万吨渔业产量”。[1](P96)2003年，财政部和农业部颁发《海洋捕捞渔民转产转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规定》，进一步细化了我国海洋捕捞渔民转产转业的政策尤其是财政方面的政策。由此，渔民转产转业的一系列政策在沿海地区普遍实施，而且，政策实施的效果已经显现，捕捞产量呈现负增长，渔船及捕捞渔民数量有了大幅度减少。然而，海洋渔民转产转业政策是否从根本上扼制了“过度捕捞”？是否有效地保护了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本文根据2000(2011年《中国渔业年鉴》和《中国渔业统计年鉴》①的相关数据，分析了海洋渔民转产转业政策实施的显性效果、隐性困境及面临政策问题。大数据下的精准营销
沿海各地渔民转产转业政策实施近十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我国的渔业、渔民、渔村的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水产品产量的变化、渔船数量的变化、渔民人口及渔业劳动力数量的变化、渔民家庭收入的变化等各个方面。海洋生产渔船的大批量减少是最为明显的，因为控制和减少渔船的数量是这一系列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所谓的“转产转业”实际上就是从“减船控船”开始着手实施的，渔船的减少数量就是政策所要达到的具体指
标。而由此直接导致的其他的一系列变化就是海洋水产品产量的变化、海洋渔民人口与劳动力的变化以及海洋渔民收入结构的变化。这一系列变化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在政策的指标当中，但却是由渔船减少所直接导致的。在此基础上，近海海岸的环境状况、生态系统也将发生一系列变化。由渔船减少所导致的以上两个层次的变化是否有利于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则有待考察。
(一)海洋水产品产量的变化
总的来看，在实施渔民转产转业政策以来，海洋水产品的产量的变化呈以下特点(见图1)：海洋捕捞水产品产量在1999年后逐年缓慢下降后持平，近几年基本保持零增长与负增长；海水养殖水产品产量逐年上升，并持续增长趋势；远洋渔业水产品产量在政策实施初期即2003年开始大幅度增长，近三年来逐年减少。
可分三个阶段来分析其变化的主要特点。第一阶段(1986-1996年)，从海洋捕捞产量和海水养殖的产量变化上看，这一阶段海洋捕捞产量、海水养殖产量和远洋渔业产量都呈现逐年大幅度上升的趋势，其主要原因可以有以下两点：一是随着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对于海洋水产的需求量不断上升，进而促进了水产品市场的扩大；另一方面是科
学技术的发展，使捕捞技术也不断提高，提高了捕捞的生产率。
第二阶段(1997-2003年)，在这一阶段，海洋捕捞产量和远洋渔业产量基本处于零增长和负增长的状态，这一阶段还没有开始实施转产转业的政策，因此这一阶段产量持平或减少并不是因为转产转业的政策所导致的。海洋捕捞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应该是由过量捕捞导致渔业资源开始出现减少甚至枯竭。而远洋渔业产量持平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远洋捕捞技术在这一阶段并没有较大的提高，所以产量没有显著的提升；或者是这一行业的利润值并不高，因此有部分远洋捕捞从业者退出了这一行业导致的产量下降。
第三阶段(2003-2010年)，这一阶段开始逐步实施了渔民转产转业政策，虽然政策文件中的考察指标是减船控船的数量，但是其对产量是有着直接的影响的。从海洋捕捞和海水养殖的产量的变化上来看，二者在转产转业政策实施以后没有较大幅度的变化，依然是按照原来的走势发展。从远洋渔业产量上来看，2003年到2006年这一阶段有一定的提升，后又降回到几乎和原来一样的水平。这样的变化表明在政策实施之初，由于政策鼓励捕捞渔业向远洋渔业的转型，有一批人进入此行业发展，但是经过几年后发现利润太少、技术不足或者其他原因又退出了远洋渔业的行业。而海水养殖产量一直是处于上升状态，除了其行业
自身发展比较稳定的因素之外，也有转产转业以方面的因素，因为由捕捞渔民转为养殖渔民也是转产转业的主要路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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