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毅
内容提要：滁州学院学报中俄边界问题是两国关系中极为敏感的问题,也是两国关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两国交往的300年里,边界变化之大、影响之深远都是十分罕见的。本文旨在探讨导致边界变化的根源,阐述对于两国边界史的看法。2004年10月14日边界历史遗留问题的彻底解决,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也为中俄关系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边界问题的解决是两国既尊重历史和现实,又考虑对方利益和关切,既以国际法和通行惯例为依据,又充分照顾实际可能,互谅互让、互相妥协的成就。
关键词：中俄关系 边界问题 中俄关系史
作者简介：姜毅,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浙江文化地理
2004年10月14日在中俄关系史上应该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两国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签订了《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这标志着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历史遗留问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此评论道,俄中两国在边界问题上
达成的协议具有“突破性意义,长达40年的谈判终于画上了句号”。
中俄两国互为陆地边界最长的邻国。两国的边界是在三百年里逐渐形成的,有着复杂的背景——对中国人而言可能更多的是酸楚的记忆。一方面,边界是两国交往的纽带,是两国关系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边界数百年来又是两国关系负面的一部分,是两国矛盾斗争的焦点之一,也曾是两国对立对抗的前沿。中国越南冲突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虽然中俄关系史上有过多个有关疆界的条约,但由于各种原因,两国边界从未进行过得到双方认可的认真勘定。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确定边界走向,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都成为两国关系中突出的任务。本文即从边界问题的产生、解决问题的复杂过程谈起,探讨问题解决的历史性意义。
一动滑轮的支点
边界是一国与毗邻另一国领土(水域)隔开的界线。自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边界成为一个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确立接壤两国边界的进程几乎都伴随着争论,甚至是大规模和不断的战争或战争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俄边界的形成
也具有这样的共性。从1685年的雅克萨战争到1969年的珍宝岛冲突,中俄就边界问题进行的武装冲突和以武力相威胁的争端就一直延续着。中(沙)俄关系史上前后涉及疆界的条约有20多个,[1]其中许多都是在此背景下签订的。
同时,中俄边界问题的形成还有其特殊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
硅片
从俄国方面来说,沙皇俄国是在不断的扩张、拓展疆域的进程中形成统一国家的,这也包括其对东方的扩张。沙皇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它和亚洲东部的中 国相距遥远,本不接壤。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俄罗斯形成统一国家之时,俄国的领土距离中国黑龙江流域还有数千公里。此后沙皇俄国不断向外扩张,拓展其疆域。十六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越过了乌拉尔山,向东方的西伯利亚进发。1632年俄国在勒拿河中游建立了东方据点雅库次克城,这时它的领土逐渐接近中国黑龙江流域。自1643年波雅科夫进入黑龙江流域起,先是小规模的哥萨克式“冒险家”的探索,后是大规模的、正规军队的政府行为。沙俄向东扩张必然与早在此设立行政机构的中国迎头相撞。可见,中俄边界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俄国向东扩张的结果。这期间不可避免地就带有占领兼并、胁迫割让的因素。 从中国方面来说原因更为复杂。首先,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中央政府与边陲少数民
族的关系是一个矛盾的共同体,分分合合是平常之事。加之北部少数民族多以游牧为生,乡土概念十分淡漠,其中一些民族十七世纪还处在较原始的部落社会,它们之间的争斗也频频发生。这些均为外敌各个击破、分化和征服提供了机会。沙俄向东扩张能够如此迅速和容易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此。即使在清朝强盛之际,类似噶尔丹的叛乱也让中央在与沙俄打交道时倍加谨慎。尼布楚谈判时原本占据优势的中方主动让步盖源于此。其次,在漫长的封建制度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央帝国”、“”的影响根深蒂固。
历来统治者对国界的重视和关注远不及对皇权稳固与否来得强烈。其中,处理外族袭扰优先的选择往往是“让与换招安”。这种意识在早期的中俄边界领土纠纷中表现得较为充分。其三,与“朕即天下”的思维相关,中国历代对天下(世界)的划分极为“简单”,无非三类:中土、近邻和远邦。中土为皇权根基。近邻多为今日所称“周边国家”,与中央王朝关系表现为朝贡与承认宗主地位。而边陲之地就处在中土与近邻之间,地位有些尴尬:一方面是朝廷所辖之地;另一方面,与中土各种联系又有些游离。故中央虽在此建政设制、委派官员,但在各种因素制约下,朝廷对其行政(对外是行使主权)之能力远不能与管辖中土相比。
何况北部边陲的一些少数民族往往在实力强盛时,又挑战中央权威,进一步弱化了中央对边
陲的辖制能力。这也为他国觊觎提供了机会。其四,在农业文明的影响下,长城以南土地的富庶、资源的丰富、人口的众多足以让小农经济自我满足。稳固此地,封建朝廷的“江山”也就有了“”的根基。中国历代对北部(关外)的“蛮荒”地域甚少兴趣。即使是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入关之后,立朝之初那种开疆拓土之气也渐渐淡化,对边远地区的关注和投入也自然不够。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虽有过流血战争,中国政府对边界安全仍然关心不够。
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边无防,致使沙俄势力在数十年里反复渗透、多次进入当时属中国“内河”的黑龙江流域。其五,毫无疑问,中国封建制度后期的腐败昏庸、国力孱弱是导致1840年后列强在华肆意妄为的关键。有关中俄领土边界的一系列重要条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而此时政府在条约签署之时或软弱无能、或力不能逮,导致许多边界划定问题繁多,为以后边界纠纷埋下了祸根。其六,长期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导致中国缺少外交技术和人才的储备,以至在与沙俄的一些谈判、签约、划界活动中漏洞甚多,既在谈判气势上易陷入被动,又易为他人钻空子或引起纠纷。比如最初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有五种文字的版本(汉文、满文、蒙古文、俄文和拉丁文),几个文本措辞不一,描述各异,有的模棱两可。而在《恰克图条
约》[2]谈判时,面对已完成地理勘察和绘制地图工作的沙俄,中方却缺少准备、缺乏经验、仓促上阵,加上关键时刻中途换将,致使谈判局势难以掌控,且在实际勘测中又因不熟悉情况而再遭损失。[3]函件业务
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历史时期的转换是沙俄得以在领土边界问题上屡屡得手的关键因素。
第一个历史时期是在十七世纪中期。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满族在东北地区重新崛起,开始挑战明朝在东北的权威,中国中央政府对那里的控制遭到了严重削弱。1644年,满清全力攻入内地,明王朝被取代。此后数十年,已成为中国新统治者的清廷一直忙于征讨、铲除明朝残余势力,巩固新生政权在关内的统治地位,包括平定“三藩”(至1681年)和统一台湾(至1683年)。这客观上使清朝的发源地——东北边疆变成了鲜有顾及的管辖“盲点”。故虽自1652年起,中俄在东北边疆多次发生武装冲突,然清朝政府也只是采取了小规模的应急措施,无暇真正顾及。[4]直到1685年,中国新政权基本在关内站稳脚跟后,才有精力调转回头,与沙俄就领土边界进行认真的较量。这就是雅克萨战争,并产生了两国首部划分领土边界的条约——《尼布楚条约》。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这次变换朝代,客观上“成就”了沙俄扩张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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