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论坛》，湖湘文化的五种精神特质
永中office2012（文、郑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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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一部湖南近代史，等于半部中国近代史”，这话有些绝对，但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确实是非常巨大的。这离不开湖湘文化的浸染。 湖湘文化有五个方面的精神特质：
第一，学以致用的经世精神。所谓学以致用，通俗地讲，就是学术要关注现实，要关注国计民生的问题。学以致用虽然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和优良传统，但它在湖湘文化中表现得最为抢眼。湖湘文化是以“湘学”为其核心支撑的区域文化，周敦颐发其端，胡安国父子发扬光大，王夫之时达到鼎盛。“湘学”的一大特点，就是讲求学以致用。
第二，“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称赞湖南人为“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中原人物以独立”。湖湘文化的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可以追溯到先秦荆楚文化传统之中，至近代依然如故。革命志士杨毓麟在《新湖南》中将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开创精神，称之为湖南人的“独立根性”。
第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湖南人，尤其是近代湖南人，面对中国落后挨打、民族危机日深的局面，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救国救民、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19世纪末的湖南维新志士唐才常就认为：“救中国从湖南始。”杨毓麟同样认为：“欲新中国，必新湖南。”杨度在《湖南少年歌》里更是充满激情地写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湖南人的这种“以天下为己任”、救国救民、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梁启超，他在19世纪末指出：“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
第四，“扎硬寨”“打死战”的奋斗精神。1920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湖南人的精神就是“扎硬寨”“打死战”的奋斗精神。
俊余第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精神。
“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正是在湖湘文化精神的浸染之下，湖南人，尤其是近代以来的湖南人，以他们的所作所为，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就曾指出：“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总参谋部信息化部我曾在拙著《晚清思想史》中指出，一部晚清思想史可以概括为“要不要学习西方”和“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而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人便是湖南先贤魏源。魏源于第一次战争失败后，受林则徐的委托，编著了一部书，叫《海国图志》，他在该书中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潮。
南昌赣江漂浮死猪现在大家都讲近代化或现代化。中国的近代化是谁最先启动的呢？也是湖南先贤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第二次战争后，面对国穷民贫、落后挨打的局面，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发起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兴办军工民用企业，创办洋务学堂，培养洋务人才，而第一个洋务企业便是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
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开端，那么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尝试则是1895年-1898年的维新变法。维新变法的全国领导人虽然是广东人康有为和梁启超，但维新变法搞得最
度学
有声有的省份则是湖南。为中国政治近代化最早献出宝贵生命的“戊戌六君子”中也有湖南的先贤谭嗣同。而且谭嗣同在被捕之前是有机会逃跑的，但他抱着以死警世的决心，留在家中，引颈受戮。他临终时的绝命语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其大无畏精神，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继之而起的是辛亥革命。国内成立的第一个革命团体是1904年初成立于湖南省会长沙的华兴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全国首先响应起义的省份也是湖南。当袁世凯调集大军向武昌发动进攻、革命岌岌可危之时，是湖南人黄兴从上海赶到武昌前线，出任革命军总司令，率领一旅湖南兵，抵抗清军的进攻，从而使革命转危为安，保住了武昌起义的胜利果实。
辛亥革命失败后，当袁世凯复辟帝制、企图建立洪宪王朝时，又是湖南先贤蔡锷率领两千云南兵，打响了护国战争的第一，从而使袁世凯的皇帝梦最终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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