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堆里
收稿日期：2008-02-13
作者简介：翔云(1972-)，男，湖南邵东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讲师，主要从事近现代文学研究。 清王朝汉族知识分子最大的权贵曾国藩，以政治家兼文学家双重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对政治与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自青少年时代立志以治古文为业，由“好桐城古文”到“由姚先生启之”，最终成为桐城派代表殿军作家，并且开创了桐城派分支流派湘乡派。他的文章在清代堪称一流，以致时人称他为“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在咸丰、道光、同治年间，“一时为文者，几无不出于曾氏之门。”[1](P95) 这说明曾国
藩在文学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清史稿》卷486《张裕钊传》云：“（曾）国藩为文，义法取桐城，益闳以汉赋之气体，尤善裕钊之文，尝曰：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谓裕钊及吴汝纶也。”张、吴两人，出于曾门，皆桐城文派之后劲，特为曾氏所重，亦为桐城后学所称。在曾氏身后，文章别开生面是黎庶昌与薛福成。曾国藩出生于湖南湘乡，他以自己的诗文功底与显赫权位，固而周围聚集一大批文人，号称为湘乡派，实为桐城派演化出来的一个文学流派，它与桐城派另一支流阳湖派交相辉映。稻壳灰
一、湘乡文派，时势使然
《欧阳生文集序》一文，被学界公认为曾国藩欲创建湘乡派的宣言书。这篇文章简明扼要勾勒出桐城三祖的传承关系，尤其突出了姚鼐在该派中的集大成与拓大门派的作用，篇末亮出了他的心声：“余之不闻桐城诸老之謦咳也久矣！”
[2](P35)
“謦咳”，指咳嗽声，借指谈笑声。此语的潜台词就
是说，桐城派产生，历经百余年发展，已经差一点销声匿迹，现在是自己该让渐行渐远的桐城余音再次震响起来的时候了；另创湘乡文派，取而代之桐城派，使桐城古文适应变世的需要。这篇文章让人们知道湘乡曾国藩的最高目的是“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1928年胡适在《桐城文派评述》中最先使用“湘乡派”这
个名字，并得到普遍认同。胡适是以《欧阳生文集序》作为根据，分析得出的论断。
1853年1月，咸丰皇帝命令在籍守制的侍郎曾国藩为
湖南团练大臣帮办，湘军应运而生。为了刺激军心士气，曾国藩利用手中保荐文武官员的权力，大量
保举人才，不少人被破格重用，其升迁之快，世所罕见。于是大批文人纷拥而至。曾门四弟子之一薛福成仅仅凭一篇万言书破格提拔，从一芥草民跃居高级智囊团成员。湘乡派重要成员郭嵩焘两年内连升三级，而官至广东巡抚。李元度因军功而超升。湘乡派其他主要成员如吴敏树、欧阳勋、周寿昌、王先谦等人，也是湖南籍，素与曾国藩交善，乐于听从差遣。还有文人陈学受、方宗诚、汪士铎、王闿运等人，都在曾国藩幕府里供差。一时之间，天下文才，荟萃“湘乡”门下，蔚为壮观，相授古文笔法，使“浅弱不振”的桐城派得以中兴。吴汝纶身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严复、林纾皆出其门下。故而使湘乡流俗相因，统治封建文坛，直至五四运动。
湘乡派崛起于19世纪中叶，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的结果。道光、咸丰年间，清朝统治已由全盛跌入衰世，国内外矛盾加剧，使日益腐朽的封建大厦危在旦夕。康熙平定三藩叛乱，创造了空前的大一统局面。在清王朝残暴的高压政策下，桐城派先驱戴名世因《南山集偶钞》牺牲了宝贵的生命；连为其书作序的方苞也被捕入狱，差点送了性命[3](P875)。吸收这血淋淋的教训，桐城派作家们不能不谨慎从事，以致不敢畅所欲言。于是刻意追求含蓄有味，有时则不免流于空疏。姚鼐因愤懑于“露才往往伤其躯”的社会现实，而不惜于43岁即主动辞官，宁愿在清贫的教书生涯中，以写“君子之文”，来实现其“君子之志”[4](P89)。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诞生桐城文派，作家们为了避免招来杀身之祸，只有屈从迎合统治者的需 第25卷第4期
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VOL.25NO.4
2008年12月
JOURNAL OF NANNING TEACHERS COLLEGE
Dec.2008
曾国藩与湘乡派之论析
我心中的那片绿地翔云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cosmic
200433)
摘要：曾国藩生于湖南湘乡，周围荟萃四大弟子与近百人作家，号称湘乡派，应运时代需要而生。《欧阳生文集序》是湘乡派创建的宣言
书，它提出“文章与世变相因”理论，添加“经济”之学，发挥文学社会功效。曾氏死后，湘乡派在五四运动口诛笔伐中销声匿迹。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关键词：曾国藩；湘乡派；诗文中图分类号：I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96X(2008)04-0046-03
On Zeng Guofan and Xiang Xiang School
Xiang Y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Xiang Xiang School,named after Zeng Guofan's birthplace,was founded in the need of times and grouped Zeng,his four students and dozens of other writers."Preface to Ouyang Sheng Collected Works"by Zeng is the manifesto of this school,in which the principles of development was put forward to advocat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literature.This school was criticized to death in May 4Movement.
Key words:Zeng Guofan;Xiang Xiang School;literary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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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倡言“义法”，要求“文以载道”，使“理学”作为文章的第一要务，最终使桐城文走上华国鸿业的道路，为其衰落留下了严重的隐患。
黄氏女游阴道光年间外敌入侵，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一浪高过一浪，大清帝国陷入朝不保夕的困境。随着姚鼐及其弟子相继去世，桐城派古文的弊端也日益突出，面临岌岌可危，后继乏人的局面。因此，清廷的统治亟需有人来挽救危局；桐城派要存在，也必须有新的领袖人物。曾国藩以其刚毅果敢，文武兼备而显赫于一时，正是他适应了这个封建没落时代的需要[5](P338)。
到了曾国藩所处时代，桐城文已远远不适应统治形势的变化，其浅弱空疏的形式主义弊端已经十分明显。曾氏极端地鄙薄刘大櫆，他在《覆吴南屏》中说：“刘氏诚非有过绝辈流之诣”、“鼐独扶其微而发蕴，惟亟称海峰，不免阿于私好。要之方氏以后，惜抱固当为百年正宗，未可与海峰同类而并薄之也。”他认为姚鼐编辑《古文辞类纂》收入刘大櫆的文章是“阿于私好”。在该文中曾国藩还一针见血批评姚鼐文章“其不厌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曾氏生当历史剧变时刻，对社会的衰败，桐城文派的浅弱是深有所感的。面对八旗兵的不堪一击，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三月初九日上书《议汰兵疏》，指出天下大患在于国用不足，在于兵伍不精。他创建军队，经过十余年的搏杀，横扫大半个
中国，镇压了农民起义，成为清朝“中兴第一名臣”。他接过桐城派的旗帜，利用自己的权势，搜罗大批文人，近百人之多：“或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或以他事从公，邂逅入幕，或骤致大用”、“或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或“有一艺一能，各效其长”。在林林总总的人才中，“曾门四大弟子及俞樾、王闿运、郭嵩焘、刘蓉、李元度、郭崑焘、何应祺、向师棣等，尤以文学见称外，其余七十人也是文坛上享有声誉的人物。”在咸丰、同治、道光年间“一时为文者，几无不出曾氏之门”，出现了所谓湘乡派“中兴”桐城文的盛况。
湘乡派文经曾国藩亲手号召带领起来，便风靡一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洋务运动高涨时期，成为宣传兴办洋务主张，批判封建顽固派思想的口舌。如《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作于1868年，当时曾氏任直隶总督，提出直隶士子致力的方向，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洋务大业培养有用之才。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持续了三十余年之久，开办近代军工企业，发展民族工业，改革教育体制，创办翻译馆。这期间洋务派与顽固派进行长期艰难的交锋，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大臣运用改造后的古文作有力的武器，作为载道之文的湘乡派文成为阐释洋务思想的重要载体，显示了它应有的活力。在洋务思想流行之际，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的文章脍炙人口，在知识分子之间流传日广。
二、变革的理论，发展的动力
据吴汝纶《吴挚甫文集·孔叙钟文集序》可知，曾国藩在京师翰林院时，便已有文名，在其周围形成“文章之士归趋之，相与讲论姚氏之术”的局面。湘乡派能够兴盛一时，曾氏权位显赫，仅仅是一个外部原因，而重要的内因还是得从曾国藩的文学主张去寻求答案。
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一文结尾处提出著名的文学论点“文章与世变相因”[6](P247)，给陈陈相因的桐城文派理论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在他看来，桐城文之所以越来越没有市场，就在于一代一代作家死抱“义法说”，而没有看见时代已经有变，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也应随之而变。他在《重刻〈茗柯文编〉序》中，针对当时文坛的弊端，尖锐地指出：“盖文章之变多矣。高才者好异不已，往往造为瑰玮奇丽之辞，仿效汉人赋颂，繁声僻字，号为复古。”[2](P72)他叹服张惠言之文：“空明澄沏，不复以博奥自高，平生师友多超特不世之才，而下笔称述，适如其量，若帝无神之监临，褒讥不敢少谥，何其慎矣！”可见他在反对“不类”“不肖”的仿效之作的同时，所追求的是“适如其量，毕肖其人的真实。”曾国藩在《钱选〈制艺〉序》中写道：“人情贱同而思异，物穷则变，自古然也。古文善于趋时者贵先时，不贵后时。场屋之文，何独不然？国家以制艺取士，二百年来，为体屡迁。”这个论据是极其有份量的，八股文取仕，本来已规定严格的写作程式，但它还须依时而变，“二百年来，为体屡迁。”对其他文体，就不言自喻了。
在“文章与世变相因”文学理论的指导下，曾国藩应时而动，进一步提出适应社会需要的见解。“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曾氏继承姚鼐这一主张的同时，创造性地提出“致
力如何？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2](P358)他用“经济”的内容来疗救“义理”之穷，强调以“经济”为统率，使“义理”有所实，“考据”有所归。所谓“经济”是指“经国济民”之意，也就是主张文学服务于现实。在四者之中，又有轻重之别。“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也。”[7](P55)这种主张固然有封建统治阶级局限性。义理之学是地主阶层赖以生存的根基，但曾国藩在姚鼐学说的基础上，加上“经济”一说，无疑是为了使文学发挥社会功效，适应时代剧变的要求，具有重要意义。曾国藩提倡“经济”，实质上强调文学要更直接更紧密地为封建政治服务，注重经世致用，研究有用之学和社会实际问题。为此，他不同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不选经、子及六朝文，而特地编选《经史百家杂钞》，增选进一些经、史、诸子之文及辞赋，另外“典章”一类，即主要着眼于政事。因此，曾国藩注重“经济”，起到了弥补桐城派“有序之言虽多，而有物之言则少”的“空疏”的缺点。鉴于此，薛福成在《寄龛文存序》中说：“桐城派……流衍益广，不能无窳弱之病，曾文正公出而振之。文正一代伟人，以理学经济发为文章，其阅历亲切，迥出诸先生上，早尝师义法于桐城，得其峻洁之诣。平时论文，必导源六经两汉。……故其为文气清体闳，不名一家，足与方、姚诸公并峙，其尤峣然者，几欲跨越前辈。”
湘乡派有一套系统周密的写作古文理论衣钵可供承传。它的文论虽不免有种种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但其纵横百家成一家之文，形式与内容并重，坚持现实主义与作家风格多样化原则，悉心探索文学创作内在规律等创作态度，对桐城文派空前总结性和集大成彩的形式，起到了极大的指导和推进
作用。湘乡文派作家们如郭嵩焘、吴汝纶、严复、林纾等人以古文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思想和文学作品，对于推动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发展，对于桐城派的持续存在，其积极作用，不可抹煞。
湘乡派文代替桐城派文，实际上是以政治家之文代替了文人之文。它重在持议而不拘义法。吴汝纶在甲午战争之前评价郭嵩焘、薛福成文时说：“郭、薛长于议论，经涉殊域矣。”也就是像郭、薛这样出使外国的政治家所作的文章展现异域他国之风情，纵横捭阖，“经涉殊域矣”、“以闳肆为宗”，正是
第4期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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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期曾国藩与湘乡派之论析/翔云2008年12月
以曾国藩为首，包括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等在内的湘乡派散文的共同风格。他们不囿于桐城三祖的“义法”，文章气势纵横，宏伟瑰丽，洋洋洒洒，雄奇多变。这不同于桐城派另一个分支流派阳湖派的风格。钱基博在《清代文学纲要》中说：“阳湖之所以不同于桐城者，盖桐城之文，从唐宋八家入；阳湖之文，从汉魏六朝入。迨李兆洛起，放言高论，盛倡秦汉之偶俪，实唐宋散行之祖；……而阳湖
之文，乃别出于桐城以自张一军[2](P399—400)。钱老剖析两派的区别，可谓一语中的。
不难看出，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派出于桐城，而又变革桐城。正如王先谦所说：“曾文正公亟许姬传……以为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然寻其声绪，略不相袭。道不可不一，而法不必尽同。斯言谅哉！”
攻陷南京后，曾国藩志在必得，骄傲地宣称：“方今大难削平，弓矢载囊，湘中弟子忠义之气，雄毅不可遏之风，郁而发之为文，道德之宏，文章之富，必将震耀于寰区。”由于曾氏带领湘乡派文人“振衰”之功，日趋没落的桐城派绝而复续，出现“中兴”局面。正如李审言《论桐城派》中所评“曾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门下则有张廉卿、吴挚甫、黎莼斋、薛叔耘，亦如姬传先生之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
当然，不能过高地看待曾国藩与湘乡派。曾氏长期奔波于政局军事之中，影响了他的文学大业。近代一些名人的评价，还是颇为中肯和公允的。刘声木说：“湘乡曾文正公国藩工古文学，在国朝人中，自不能不算一家。无奈后人尊之者太过，尤以湘乡人及其门生故吏为尤者，言过其实，迹近标榜。……实则曾文正公古文，气势有余，酝酿不足，未能成为大家。亦以夺于兵事吏事，不能专心一志致于文，亦势所必至，理有固然。”马彝初在《天马山房文集》中说：“曾氏之文，所学不充，不能深其文。”夏震武所说：“姚姬传之文，非曾涤生敢望。”[1](P95—96)胡适先生评论更为详尽而当。他说：“（曾国藩）虽然延长了五六十年的满清国运，究竟救不了满清帝国的腐败，究竟救不了满清帝室
的灭亡。他的文学上的中兴事业，也是如此。古文到了道光、咸丰的时代，空疏的方、姚派，怪僻的龚自珍派都出来了。曾国藩一班人居然能使桐城派的古文，忽然得了一支生力军，忽然做到了中兴的地位。但‘桐城=湘乡派’的中兴，也是暂时的，也不能持久的。曾国藩的魄力与经验确然可算是桐城派古文的中兴大将。但曾国藩一死，古文的运命又渐渐衰微下去了。曾派的文人，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俞樾、吴汝纶……都不能继续这个中兴事业。再下一代，更成为‘强弩之末’了。这一度的古文中兴，只可算是痨病将死的人‘回光返照’，仍旧救不了古文的衰亡。”[8](P88—89)随着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走到最尽头，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湘乡派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义理”之消亡，湘乡文在陈独秀等五四青年的口诛笔伐之中销声匿迹了。湘乡文派一度在晚清兴盛，不过是在封建末世拼命挣扎所发生的一道雨后彩虹，最终无可避免走向了没落。
参考文献：
［1］杨怀志，潘忠荣.清代文坛盟主桐城派［M］.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2］钱仲联(涂小马选注).曾国藩文选［M］.江苏：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3］方苞.方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姚鼐.惜抱轩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5］周中明.桐城派研究［M］.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6］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M］．湖南：岳麓书社，1986．
［7］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一）［M］.湖南：岳麓书社，1985.
［8］胡适.胡适古曲文学研究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罗瑞宁责任校对：谢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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