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卷第2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V ol.30 No.2 2009年2月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eb.2009 雄足球论坛张恒俊
（湖南科技学院 经济贸易与管理系， 湖南 永州 425100）
摘要：湖湘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子文化，既有开拓进取、兼收并蓄的一面，又有固守传统，封闭保守的一面。王夫之、曾国藩、作为不同时代湖湘精英人物的代表，必然会受到湖湘文化的熏染，在他们身上，传承和展现了湖湘文化的文化基因与精神特质。 软件学报关键词：湖湘文化；王夫之；曾国藩；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09）02-0072-03
一湖湘文化的内涵与精神特质
湘籍精英人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独领风骚，他们在中国的军政领域纵横捭阖，指点江山，获得“中兴将相， 什九湖湘”，“湖南人要么不说话，甘于沉寂，一说话，全国都在听”的赞誉，以至人称“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特定的人创造了特定的文化，而特定的文化又会熏染孕育特定的人物。湖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湖湘一地，系全国人心之希望”的显赫地位，哺育这块土地的湖湘文化功不可没。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从广义来看，湖湘文化是指自古以来陆续生息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而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之民风、民俗、社会意识、科学文化乃至物质文化等的总和；从狭义上说，则是指自古以来湖南的原住民、各个时代的移民及流寓者所共同创造、发展和积淀起来的文化精神”[1]。因而，湖湘文化应该是一个丰富的、多层面的复合体。它既包含了物化形态的物质文化，也包含了意识形态方面的精神文化；既包含了上层社会的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也包含了世俗的草根文化和江湖文化；既包含了最早生息于湖南大地的“三苗”、“荆楚”等多民族文化，也包含了秦汉以降作为主流文化传入的中原文化。
湖湘文化是居住在湖湘大地的古老原住居民和各个历史时期先后迁徙到湖南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积淀形成的文化精神。湖南这块土地在唐以前被称为南蛮之地，直到北宋还是贬谪官员之所。由于这里的生活条件恶劣，在历史上长期处于生存空间的弱势地位，在政治和文化上没有话语权而被边缘化，从而使湖湘文化从渊源上就具有顽强求生、敢于冒险、叛逆主流、独立不羁和草野蛮横的精神特质，成为湖湘文化强悍、坚韧、耐艰苦、不怕死、勇于开拓进取的士风民收稿日期：2008－11－02
作者简介：张恒俊（1962－），男，湖南东安人，湖南科技学院经济贸易与管理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文化史。俗和“独立不羁、自我意识强烈、不肯调和、不肯轻易服人的精神内核”[1]的重要来源之一。但这一文化基因也有着封闭保守的一面。历史上湖湘大地民族构成的多变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从一开始湖湘文化就是多元并存和多元共构的。
湖湘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子文化，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中原主流文化的影响。这一影响产生于先秦时代，此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而不断扩大和加深。特别是宋代以降，赵宋政权加强了对南方的开发与控制，尤其是南宋王朝偏安一隅以后，湖南由偏远之地一跃而成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这一文化系统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作为理学学派之一的湖湘学派，正是在这一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理学的心性义理之道和务实践履思想以及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构成了湖湘文化的核心与基础。作为中华文化主流的汉文化，有着较之“苗蛮”等少数民族文化更为成熟的特质和更为宽广的视野，但理学作为强化和改造了的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也容不得半点“异端邪说”的存在。因此，湖湘文化也就展现出其既有积极进取、忧国忧民的一面，又具有固守传统、封闭保守的一面，由此也可进一步理解，何以湖湘文化既可以造就出一大批积极进取、敢为天下先的人物，又可以孕育出一些保守落后、故步自封的人物来。
二王夫之与湖湘文化
沈阳音乐学院刘辉王夫之（1619-1692），明末清初思想家，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姜斋，别号一壶道人、夕堂。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明末举人。明亡，在衡山举兵反清，败退肇庆，参加南明永历政权，因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旋至桂林，依瞿式耜抗清。式耜殉难后隐遁，展转湘西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刻苦钻研，勤奋著述垂40年。精于经学、史学及文学。著有《船山遗书》。
王夫之的哲学观点远接宋代张载的“气”一元论，提出“道”依存于“器”，“道随器变”的唯物自然观，由此演绎出“变化日新”的哲学观念。他痛陈“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虽其未肖，亦而死”，并大胆提出“三代之法，不可挟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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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治后世之天下。”[2]“夫唯通市以无所隐，而视敌国之民犹吾民也，敌国之财皆吾财也，既得其欢心，抑济吾之匮乏，金钱内集，民给而赋税以充，耕者劝耕，织者劝织；山海薮泽之产，皆金粟也，本固邦宁，洞然以虚实示人，而奸宄之径亦塞。利于国，惠于民，择术之智，仁亦存焉，善谋国者，何惮而不为也？”[3]。王夫之哲学更是“言必实”、“义必切理”，把经世致用之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创立了一个“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从而使“即事穷理”的实学思潮更盛行于湖南。
王夫之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谭嗣同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当代学术大师侯外庐也认为，王夫之的思想“蕴含了中国学术史的全部传统”。不过，王夫之的思想体系，并没有超越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他虽然有着“道莫盛于趋变”的思变思想，但这种“变”最终还是停留在“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为而为之”，“人非不欲自贵，而必有奉以为尊，人之公也”[5]的基础上，主张尊君爱国；他的“事随势迁而法必变”的思想，触及的仅仅是施政之法的技术性层面，并没有涉及到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改革的工具性层面，更不要说是对其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质疑的本质性层面了。在治国理念方面，王夫之认为“尊卑等秩，各安其所，正所谓政也”[6]。他心目中的政治，就是“政者，所以治也。立政之志，本期乎治，以是而治之”[7]；“以实治者，仁义是已，非便利也。以名治者，纲维于心，莫之易而人纪定，非徇尚称于口耳之谓也”[8]。即在现实生活中要维持封建等级秩序，在思想上要以封建纲纪维系人心，这就是“政治”。王夫之还认为，“在人为心，在天为理，故天地之间，四海之内，古今之外，幽明上下，治教政刑，因革损益，无非此理之著而已矣”[9]，把维系天理和人心视为政治的根本。因此，在他看来，治国平天下唯一能够采用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纠正纪纲和伦理，而这只有君主(天子)才能够做到。他进一步阐述了“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非治之资”[10]；“人君一念之烦苛，而四海之心瓦解”[11]。他认为君主之心是决定天下人心向背的关键。在这一点上，他与传统的儒家们并没有什么差异。关于人治与法治的关系，王夫之认为“慎求治人，而政无不举”，人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人主而为国计无疆之体，任贤而矣；大臣而为君建有道之长，进贤而已矣”[12]。在王夫之眼中，法律大约也就是一张废纸，“以
为可使民之亲睦而劝于善邪？则非纸尺木之能使然矣”[13]。因此，王夫之主张圣人治国，“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伪者愈于无，况崛起于厌乱之余，以乂安四海者哉”[7]！王夫之身上体现了湖湘文化精神中积极进取和敢于与时俱进的一面，但是湖湘地域之封闭禁锢以及湖湘文化中之精英文化层面沉淀厚重的忧“君国”之忧的正统观念，也使得他始终未能走出传统。
三曾国藩与近代湖湘文化
曾国藩（1811-1872），清朝大臣，湘军首领。湖南湘乡人，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道光进士。曾任两江总督，统辖苏、皖、浙、赣四省军务，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同治三年（1864年）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受封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次年任钦差大臣，镇压捻军，战败去职，仍任两江总督。曾与李鸿章一道倡办江南制造总局和派遣留美学生，成为洋务派首领。一生标榜程朱理学，著有《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家书》等。
太平天国运动是湖湘文化兴起的契机。谈到太平天国就会提及湘军，而说到湘军就离不开曾国藩。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籍人物正是通过这一历史契机，以传统卫道者的身份，在传统政治体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一席。湖南从此以一个内陆省份而逐渐显山露水，而近代湖南人士也由此开始逐渐以天下自任。正如杨毓麟所言：“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
曾国藩可以说是晚清湖湘文化的化身，在他身上既有着湖湘文化的精华，也集中了湖湘文化的糟粕。一方面，他摒弃了一般理学家空谈心性、义理的通病，有着儒家敢为天下先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以及经世致用的政治思想。曾国藩秉着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理学信条，建立了一支“朝出鏖战，暮归讲道”，张扬“忠义血性”的湘军，从湖南一直打到石头城，镇压了被他视为异教邪说的太平天国运动。钱基博先生曾说他：“游心如老庄之虚境，治身如禹墨之勤生，齐民如管商之严整，而持之以不自是之心。虚心实做，庶几乎道矣”[14]。曾国藩博取众家之长，并用于实践，力求解决当时清廷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重大政治问题。身为晚清理学大家，他本能地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舍礼无所谓政事”，因而立下了“以礼自治，以礼治人”的信条，并以此作为他治军的核心思想。在曾国藩身上还有着湖湘文化坚韧、蛮霸的文化基因。他之所以能“扎硬寨、打死战”，以至“打脱牙和血吞”，就是因为深受湖湘士风民俗的影响，有着一股蛮劲，认死理，一路走到底，“虽九死其犹未悔”，粉身碎骨，在所不惜。曾国藩正是以理学为核心，以湖湘文化为载体，并对传统文化兼收并蓄，重视经世致用，从而获得了卓越的政治才干和丰富的军事经验，并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面前，肩负起最高封建统治者赋予的卫道重任，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在这一过程中，他主张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仿西洋之法”改革军事，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建立近代军工企业，是“师夷长技”的实践者，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从本质上看，曾国藩是一个传统儒家思想和正统庙堂文化的忠实维护者，“士不能诵孔子之经，
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荆，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15]。曾国藩兴办洋务、学习西方并没有跳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畴，主要是服务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挽救没落的封建统治。他受王夫之的思想影响较深，称王船山为“命世独立之君子”。在攻占石头城后不久，就迫不及待地大肆刊刻《船山遗书》，使船山之思想在湖南得以广为传播。而曾国藩和湘军的胜利，更加坚定了湖南人对理学的笃信，认为这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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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对西教的胜利，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传统文化中保守的一面。这样，恪守封建忠义，护卫传统圣道，就成了一些湖湘人士笃信的教条。这时期的湖湘文化，对尊礼重道等消极思想的过分渲染，使湖南成为一个维护纲常名教的顽固堡垒。
四湖湘文化精华的集大成者——
（1893-1976），湖南湘潭人，字润芝，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与发展，为中国
无生老母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虽然，在晚年曾犯了严重错误并造成了重大损失，但就其一生来看，是功大于过的。
无疑是湖湘文化精华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将湖湘文化的优秀特质展现得最为充分的人物。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他对中国历史、哲学、思想文化的精通甚至超过了许多专门的研究者。不像王夫之、曾国藩那样出身于书香门第，而是出身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深知民众疾苦，备受湖湘文化积极因素的熏陶，自幼就养成吃苦耐劳、不屈服于邪恶势力和敢于抗争的品德及心忧天下、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青年时期的，曾受过王夫之和曾国藩思想的影响。他在长沙求学期间的听课笔记、读书札记《讲堂录》以及当时与朋友往返的诸多书札中，多次流露出对曾国藩的钦佩。如他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身上不仅有着湖湘文化的务实践履思想，更有着湖湘文化心忧天下、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还有着湖湘人士那股为实现理想信念而奋不顾身，勇于赴汤蹈火的蛮劲。陈独秀曾说：“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孙中山在评论辛亥革命
历次起义时说过：“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象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还是你们湖南人做出来的”。而正是秉着湖湘文化铸造的这种敢于斗争的精神，带着不足一千人的部队走上了井冈山，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经过二十多年的浴血奋战，最后又一次攻破了历尽沧桑的石头城——南京，并于1949年10月1日，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湖湘文化那种开拓进取、勇于斗争的特质，在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如此，受湖湘文化的熏陶，还善于博取众长，兼收并蓄。1918年至1920年间，他曾在湖南和北京亲自组织了大批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而自己却没有出国，这不能不令人感到诧异。其实，这是因为当时已有自己单独的学习和工作计划。认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然后再到西洋学习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他觉得只有充分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吸收和借鉴外来的先进文化。正是在深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后来又进一步研究了西方文化。他把中西文化科学地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用以指导中国革命，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也使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事实，深刻地反映了湖湘文化博取众长的巨大威力。
在考察湖湘文化对的影响时，我们也应注意，文化思想对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优秀部分能促使人进步，而其糟粕部分也能使人受到消极影响，就连也不能例外。湖湘文化中封闭保守的
文化基因，对的经世治国理念就曾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从在新中国建立后对资本主义先进文化和对知识分子所采取的态度与做法中，我们虽然不难看出他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努力的初衷，但也可看到湖湘文化封闭保守的文化基因对他产生的消极影响。如果没有受到这种负面影响，他必然会更主动地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用以发展我国的经济文化；必然会更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作用。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研究传统文化和区域文化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注意其正面的积极影响，也应注意其负面的消极影响，取其精华，剔其糟粕，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不断发扬光大，世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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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王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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