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敦仁年谱_下_许世荣

杜甫研究学刊二○一三年第二期总第116期
白敦仁年谱(下)
许世荣
作者:
许世荣,原成都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原《杜甫研究学刊》副主编,原四川
省杜甫学会副会长,610072。
一九七九年(己未),六十二岁。四月,成都师范高师班并入成都大学,白先生即调入成大,继解放前华大任教、一九五六年波兰华沙大学任教以后,重新执教于大专院校。在成都师范和成都大学任教,并任成大师范部中文科主任。教授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课程。
七月,到成都教师进修学院讲“唐诗
”、“宋词”。二十八日,大女儿白璧因心脏病在医院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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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宋诗选注》
。认为:“钱(钟书)先生此选,别开蹊径,其例则前言具之。然过份排斥使事用典,且似深恶‘派性’者,故无论西昆、江西、四灵、江湖之较具特征者,皆弃去不录。特别是选黄诗,失之过严。总之,这部书题作‘不像宋诗的宋诗选’
,更恰当些。”九月,在市图书馆查阅《学衡》
,录得庞石帚先生诗三十余首,备撰写《养晴室遗集》用。继续编撰《简斋年谱》
。编写《简斋诗笺》
。十二月初受邀到成都市文联讲古代
散文。
二十日赴北京,为新建学校购买图书,图书馆顾友林同行。在北京琉璃厂选购《皇清经解》
、《嘉业堂丛书》等古籍八十余种。书店同意给学校代购《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四库珍本》等典籍。
在京期间两访钱钟书先生,探讨学术问题。此事被详细记入日记。今录如下:二十二日访钱钟书
“钱先生谈到的问题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点:1.乾嘉诸老讲训诂,由字到句、篇,应肯定。但有局限性,还应该从篇的角度来看字。不特篇,还应从作者的人、时代,作品的体裁角度来看。总之,语言问题,既要从个别到整体看,又要由整体的观点来看个别—
——这是一种辩证关系。戴东原不解此,所以一谈到‘常道’就弄不清了。2.中国文艺理论,诗话、词话之类可取者极少。应钻一下周秦诸子,其中有不少精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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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汉注唐疏”未可尽然。但要懂一点西方理论,以资启发。后者的好处是概念清晰。目前的文学批评史应该重写。3.今人著书,好像编教科书,不懂得著述与编讲义不同。学问忌取巧,要笨些,当然没有对笨人永远安全的科学,如同没有对坏人永远安全的法律一样。”
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再访钱钟书。谈话的内容很广泛:“1.简斋诗漂亮,宋人学杜得其皮毛的只此一家。学杜学到恰好,不像前后七子的空泛,也不像江西派贪图用典故,造成生涩难读。简斋诗使人琅琅上口,靖康以后诗内容较广阔,这不仅和生活经历有关,还有吸收生活的能力,简单说就是有才。严沧浪所谓似江西而小异,不小异就不成其为简斋了。当苏黄诗风风靡一时时,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
简斋所受黄的影响更多于苏。五律近后山,七绝如邓州西轩书事,全学山谷荆江亭。七古非简斋所长。江西诗派的提出,目的是壮大声势,这类事文学史上是常见的,就像今天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一样。大作家是不以宗派自居的。2.刘彦和不知庄子、史迁、陶渊明。他的文学见解并未跳出当时的窠臼,也谈不上什么完整体系,事实是原道、宗经之类是装上去的,和全书并无内在联系。小说在当时已很发达,刘勰连公文之类的东西都谈到了,却一字未提到小说,怎能说无体不包呢?又当时佛经已大量译出,彦和自己很懂佛经,而不及佛教文学。总之他对文学的认识水平是不高的。要说尊经,征圣,要说真正造成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他远不如韩愈,把庄骚太史列入文学,这是刘彦和所达不到的。刘彦和也有优点,就是‘不拍马’。例如,陶渊明尽管被昭明太子喜欢,他并不迎合。我们对古文决不能‘拍马’。3.文气之说,西方无之,但他们也谈‘力’。中国古代常把文学比做人,如说骨、肉、神、气之类,这是很有道理的。黑格尔说,人是内容形式的最好的统一。4.比兴只是形象思维的一种,不等于形象思维。比和兴不同,在《管锥篇》里已经谈到了。西方也讲兴,把它比作运动前的准备动作。5.中国古代无希腊式的叙事史诗,这并不奇怪,也用不着歉然,在西方法国也没有史诗。中国也有自己的史诗,那就是戏剧。———这一点,杨绛同志的文章谈过了。”“钱先生是很热情的。他再一次谈到先秦诸子、汉唐注疏值得研究,特别是当他们‘谈言微中’的地方,常常有精辟的美学内容。”
在京期间,还在北京图书馆查阅了几种陈简斋诗集版本,以校订《简斋集》,为以后的《陈简斋诗集校笺》作了基础性工作。
作《北京访钱钟书先生》诗。
替谁说话一九八○年(庚申),六十三岁。
在成都大学师范部中文科任教。教授古典文学课程。受聘继续在文联讲授古典文学。
尝读《拉奥孔》。第四章谈到索福克勒斯所写悲剧人物“菲罗克忒忒斯的哀怨不能使人变得软弱”一节,有如下分析:“他的哀怨是人的哀怨,他的行为却是英雄的行为。二者结合在一起,才形成一个有人气的英雄。有人气的英雄既不软弱,也不倔强。但是在服从自我的要求时显得软弱,在服从原则和职责的要求时就显得倔强。这种人是智慧所能造就的最高产品,也是艺术所能摹仿的最高对象。”白敦仁先生以为,“这段话,用来理解项羽垓下之泣一节是很合适的。”
又谈苏联小说《逆风起飞》,评曰:“满纸夸夸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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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市政协、市人大会议。
四月,去杜甫草堂参加“成都杜甫学会”成立大会。
八月在锦江宾馆与西德《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中国语言所》汉学家马汉茂夫妇座谈。
九月相继邀请山东大学殷孟伦、华中师范学院张舜徽教授给学生作学术报告。
十月邀请四川师范学院郭君恕教授给学生讲声韵学。受省文化局邀请到川剧编导培训班讲川剧《柴市节》。
十一月,邀请四川大学缪钺教授到校作学术报告。
十二月,读《钟山》(1980年4期)补白处载《高尔基论文学三要素》:“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它和各种事实、生活现象一起,构成文学的材料。文学的第二个要素是主题。主题是从作者经验中产生,由生活指示给他的一种思想,可是它聚集在他的印象里还未形成。当它要求用形象来体现时,它会在作者心中唤起一种欲望———赋予它一个形式。文学的第三个要素是情节,即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白先生认为“颇有用”。
继续撰写《陈与义年谱》、《陈与义诗集笺注》。
是年被市人民政府授予“成都市先进生产(工作)者”称号。
一九八一年(辛酉),六十四岁。
在成都大学师范部中文科任教,教授中国古代文学课程。
读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云:“陈氏此书,可谓胜义纷披,不胜枚举。其学问,诚如所言,大抵着重在中古文化史之研究。其论清据学,为什么史学不如经学一段,最是表明陈氏治学之宗旨。清儒之所以趋于治经,原因有二:1.材料少;2.异说多。由于这两点,所以易于‘画鬼魅’。其结果,‘谨愿者’止于解释字句,‘荒诞者’易于凿空妄谈。而别人亦难于驳正他。陈氏虽只说了经学一方面,言外之意,也从反面说明了史学。他自称‘不敢读三代两汉之书’,实际上是不愿意‘画鬼魅’的另一种说法。他提倡‘新宋学’,实际上也就是提倡史学。———当然,他已批评了近人治史中‘画鬼魅’一派。以上是陈氏治学的基本方向,很足以启发人。”
四月,参加成都杜甫学会第一次学术年会。
六月,请四川师范学院刘君惠教授给学生作学术报告。
九月参加市政协、市人大会议。
十一月,请四川大学杨明照教授给学生讲“我怎样研究文心雕龙”。
十二月,请四川师范学院屈守元教授给学生讲“四川近代学风”。
继续撰写《简斋集校笺》、《养晴室遗集》。《简斋年谱》完稿,寄至中华书局,书局决定出版。
一九八二年(壬戌),六十五岁。金果实业
在成都大学中文科任科主任,授古典文学课。被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授予一九八一年度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四月,参加在草堂召开的纪念杜甫诞生1270周年大会及第二届杜甫学会学术年会。
六月,在四川师范学院参加南充师院研究生钟德恒、常健的毕业论文答辩。月末,参加成都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八月赴杜甫草堂参加座谈会,研究学会会刊《草堂》的发展问题。
十二月主持中文科第一届学术年会。
继续撰写《陈与义集校笺》、《养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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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遗集》。作论文《评所谓“抑屈扬宋”———读杜杂记之一》(《草堂》1982年第1期)。
1978年12月发生了什么大事一九八三年(癸亥),六十六岁。
成都大学师范部中文科改为中文系,白敦仁任新建的成都大学中文系首任系主任,并担任古典文学课
教学工作。
三月,受聘于省高教局,为高级职称评审组成员。参加省社科联组织召开的“全省重点科研规划会”。出席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
五月,在杜甫草堂讲《咏怀古迹》五首,听众百余人。
十月,参加成都市第十届人大会议。
所著《陈简斋年谱》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继续撰写《陈与义集校笺》、《陈与义集拾遗》等著作。田中雅美
一九八四年(甲子),六十七岁。
在成都大学中文系任系主任,并担任古典文学课教学工作。
一月主持召开成都大学中文系第二届学术年会。后,参加在锦江宾馆召开的四川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会。
二月,读钱基博文学史。云:“其书体例之善,时下所未见也。如能以此意创为古代文学史,于后学当
更有裨益,不同于今之数种书也。”又云:“此老于白话文部分实在是无知妄作,反而成了全书之累。若叙至章士钊即止,就完满得多。”
三月底至四月初,参加四川省劳动模范大会。先得到学校通知被评为省劳模决定,并要求准备发言材料。白先生在日记中云:“学校通知我,已被评选为劳模,叫我写发言材料。我的天,这类名不副实的事,哪天才摆脱得了!下决心如实反映情况,就自己信得过的说一点,不管够不够格。总之,不要勉强去‘适应上面的要求!’说些空、假、大。要紧要紧。”
四月,参加成都杜甫研究会第三届学术年会。请天津大学王达津教授给学生作学术报告。
五月,到四川师范学院参加全国屈原问题学术研讨会。请辽宁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所所长张震泽教授给学生作学术报告。
八月参加成都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
十月,主持召开中文系第三届学术年会。后,与钟树梁、王仲镛、王文才、陈昌渠等赴江油参加李白研究会。
十一月去新都桂湖参加由巴蜀书社主持召开的《杨升庵丛书》审稿会。
十二月,挚友川师雷履平去世。
作《江油访太白遗迹》、《登窦圌山绝顶置酒示文才、昌渠》诗。
《略论屈原赋的崇高美》(《成都大学学报》84年第2期)、《周邦彦评传》、《陈与义评传》、《张元干评传》、《顾炎武评传》等载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三卷)。继续撰写《陈与义集校笺》、《草堂诗余》。
一九八五年(乙丑),六十八岁。
四月,参加七中八十周年校庆。参加成都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
五月,应西南师范学院邀请,为其研究生班讲授“宋诗研究”专题。辑为《宋诗论稿》十几万字。
九月,参加由四川大学、成都大学、《文学遗产》编辑部、巴蜀书社联合举办的“宋代文学讨论会”。白先生致开幕词。参加会议的有杨明照、缪钺、程千帆、姜书阁、吴调公、张展、郭预衡、劳洪、廖永祥等全国著名学者。
《陈简斋诗集校笺》完稿。继续撰写《草堂诗余》,开始《巢经巢诗集》校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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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一九八六年(丙寅),六十九岁。
四月,参加成都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又,参加杜甫学会第四届学术年会。
杭电学报
十月,参加在成都饭店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研究会。杨明照、邓广铭、周祖谟等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白先生日记云:“邓的发言很好,大意是应教育青年学者用战略眼光安排自己的前途,应担起承先启后的重任,应看到文化传统的丰富多彩和源远流长。他说国际上有不少对中国文化的奇谈怪论,但也有不少正论。他批判了‘静止’、‘封闭’、‘小农经济’等谬论;批判了对文化的狭碍观点,指出只宣传‘三大发明’的片面性,号召青年要能坐冷板凳。他的发言给人印象很深。周祖谟介绍了日本研究生的读书会。”
发表论文《为开展宋诗研究进一言》(《文史杂志》第二期);《宋初诗坛及“三体”》(《文学遗产》第三期);《从“石角皆北向”谈起》(《草堂》1986年第2期);《论黄庭坚诗》(《成都大学学报》第一期)。
所著《陈与义集校笺》已排版,《清真词赏析集》已完成辑集工作。
受巴蜀书社之托代出版社评审傅平骧《苏子美集编年笺注》和黄万几《郑子尹评传》。
一九八七年(丁卯),七十岁。
一月,参加校评审委员会,评审学校高级职称。参加系第五届学术年会。
七月,参加在四川师范学院召开的《宋代文学辞典》编纂工作会,在巴蜀书社召开的《全宋文》编纂工作会。
十二月,参加市人大十届六次会议。
发表论文:《柳永〈凤栖梧〉、〈玉蝴蝶〉词赏析》(巴蜀书社《柳永词赏析集》1987年)
李白《渡荆门送别》诗赏析(巴蜀书社:《李白诗歌赏析集》1987年2月)
司马光《和邵尧夫安乐窝中职事吟》,苏轼《出颖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捕蝗至浮云岺,山行疲苶有怀子由》第二首、《司马君实独乐园》、《和子由逍遥堂诗并序》、《壶中九华诗并引》、《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曾几《食笋》、《伤春》,杨万里《次日醉归》、《暮热游荷池上五首》诗赏析(上海辞书出版社《宋诗鉴赏辞典》1987年12月)
《论东坡诗的“新”与“妙”》(《成都大学学报》1987年2期)、《关于陆游的所谓“晚节”问题》(《成都大学学报》1987年第3、4期)
一九八八年(戊辰),七十一岁。
四月赴湖南平江参加由湖南省社科院、岳阳市文化局、平江县政府为纪念杜甫入湘一千二百二十周年,杜甫湖湘诗研讨会暨学会第五届学术年会。二十七日起程经重庆、出三峡,五月一日抵达岳阳。登岳阳楼、游君山,五月四日到平江。四日下午至七日上午,举行学术会议。除参加学术会议外,白敦仁计划在湖南长沙与兄弟相会,并在湖南省图书馆查阅研究郑珍的有关材料。以后转道贵州继续考察郑珍遗迹和收集有关材料。七日下午至长沙。遂与胞弟白诚仁相会,住其家。兄弟相别数十年后,能重聚作彻夜谈,十分快意。
在长沙期间,游岳麓山,桔子洲,参观湖南省博物馆。至湖南省图书馆,查阅《沅湘耆旧集》、《辰溪府志》、《辰溪县志》、《道州志》、《祁阳县志》。
五月十四日转道抵贵州遵义,受到市志纂修办公室傅伦俊主任热情接待。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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