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来茵：钱锺书与杜甫
在钱钟书先生数百万言著作中，谈得最多的作家是杜甫；在数以千计的中国作家中，钱先生评价最高的是杜甫；影响钱先生诗歌创作最大的也是杜甫。两年前我得知钱先生住院信息后，即着手《钱钟书与杜甫》的写作，并把这一信息向近二十年来一直支持、关心我的《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及中国杜甫研究学会、四川杜甫研究学会有关专家、朋友作了交流，得到了他们极大的鼓励。如今，书稿尚未完成，钱先生已跨鹤仙逝，仅从书稿中抽出几节，敷演成此文，来表达我对杜甫、钱钟书两位历史人物深深的敬意，并提出一些学术问题供学者们思索。 一、中国诗尊子美——钱钟书诗学观总纲
钱先生对自己深思熟虑的一些观点，会在某些著作中反复强调。吾国“诗尊子美”，至少见于两部著作：《谈艺录》与《七缀集》。《谈艺录》（修订版）第106页：“余作《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 说吾国诗画标准相反；画推摩诘，而诗尊子美，子美之于诗，则吴道子之于画而已。”《七缀集》虽于1985年出版，其中《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其写作时间约于1948年（参《七缀集》附录《旧文四篇》原序），正是钱先生学术思想成熟，诗歌、小说以及《
谈艺录》写作处于巅峰状态期内。《中国诗与中国画》认为，中国绘画的正宗、正统南宗画的创始人是大诗人王维，他“坐着第一把交椅。然而旧诗传统里排起坐位来，首席是轮不到王维的。中唐以后，众望所归的最大诗人一直是杜甫。借用克罗齐的名词，王维和杜甫相比，只能算‘小的大诗人’，而他的并肩者韦应物可以说是‘大的小诗人’。”接着钱先生举出下列论据，来证明杜甫代表中国诗的正统，为省篇幅，只提出处及论点： 元稹《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称杜甫“能兼综古今之长”；
宋祁《新唐书·杜甫传》与元稹一致；
孙何《文箴》“杜统其众”论，“统”即“兼综”；
秦观《韩愈论》比杜甫于“集大成”的儒宗孔子；
晁说之《和陶引辩》比曹、刘、鲍、谢、李、杜之诗为“五经”，“天下之大中正”；致命游客
吴可《藏海诗话》“以杜为正经”；
朱熹《语类》称李、杜为学诗者的“本经”；
方舟子打假林志颖
陈善《扪虱新语》“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
吴乔《围炉诗话》卷二有“杜《六经》”之称；
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潘德舆《作诗本经序》“诗足绍《三百篇》者，莫若李、杜”；潘氏另一书《李杜诗话》，李、杜好比儒家孔、孟，一个“至圣”，一个“亚圣”“还是杜甫居上的。”
最后，钱先生总结：“因此，旧诗的‘正宗’、‘正统’以杜甫为代表。神韵派当然有异议，但不敢公开抗议，而且还口不应心地附议。”全文结尾的总结是极为冷静的：
总结起来，在中国文艺批评的传统里，相当于南宗画风的诗不是诗中高品或正宗，而相当于神韵派诗风的画却是画中高品或正宗。旧诗和旧画的标准分歧是批评史里的事实。我们首先得承认这个事实，然后寻解释、鞭辟入里的解释，而不是举行授与空洞头衔的仪式。 《中国诗与中国画》是钱先生一篇著名的论文，《谈艺录》又经历近半个世纪的考验，作
了补订修正，钱先生一以贯之，始终认为杜甫代表了中国诗的传统。请注意结尾“我们首先得承认这个事实”，这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结晶，是五千年间民族文化发展自然而然形成的传统，这里没有任何个人的偏好的因素。请别把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又与八十年代一度聚讼纷纭的“李杜优劣论”混为一谈。学术研究本以理性为主，理性的精神就是应尊重客观存在的“事实”。一旦夹杂个人的主观偏爱，就易失去理性，偏离事实，坠入幻想梦境，至多只是个人的感受而已。至于何谓传统，《中国诗与中国画》开头就指出：“一时期的风气经过长时期而能持续，没有根本的变动，那就是传统。”传统形成文艺风气，“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就是抗拒或背弃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可见传统几乎对所有的人有重大的影响力。我们从闻一多、钱钟书、冯至、老舍等受欧风美雨洗礼的人，无不受杜甫的巨大影响，便容易理解这一理论。当然，风气首先与时代大环境有关。闻一多、钱钟书、冯至等自国外返回中国，都恰逢抗日战争。多灾多难的国运民生，成为一股强劲的东风，使这些受过欧风美雨洗礼的文人自然而然地亲近杜甫，闻一多、冯至在杜甫研究上作出了重大贡献，老舍的创作也转向现实主义（详参《杜甫研究学刊》总第五十期廖仲安教授《记抗战时期三位热爱杜诗的现代作家和学者》一文，廖先生记及冯至、老舍、萧涤非；廖先生多次和我交
谈中，还提及闻一多）；至于钱钟书先生的诗学观念变化、诗歌创作变化，则更能证明杜甫作为中国诗歌正统代表的巨大影响。
二、“涉少陵之庭”写忧患之诗
钱钟书的诗学历程，《槐聚诗存·序》只说了启蒙阶段、自学清诗：“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独索冥行，渐解声律对偶，又发家藏清代名家诗集泛览焉。及毕业中学，居然自信成章，实则如鹦鹉猩猩之学人语，所谓‘不离鸟兽’者也。”其实，钱钟书先伯父、先君均不善诗甚至不会做诗，即使钱基博这样的大学者，也基本不做诗，以致送章士钊的应酬之作，要钱钟书捉刀。《唐诗三百首》原本是清代无锡人蘅塘退士编，辛亥之后，上海各类书局曾大量印行，无锡则是上海出版中心最核心的辐射圈内，市面上大量有各种版式的《唐诗三百首》。钱钟书天资聪颖，心好唐诗，苦读苦学，“渐解声律对偶”，无师自通。所以钱先生学诗，自唐切入，由唐入清，掌握了作诗诀窍，尤以近体为主。这篇《序》作于“大病”之后，写得过分简略。倒是钱先生中年一段话，说出了自己的诗学历程。
十九岁始学为韵语，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曾刻一小册
子。其后游欧洲，涉少陵、遗山之庭，眷怀家国，所作亦往往似之。归国以来，一变旧格，炼意炼格，尤所经意。字字有出处而不尚运典，人遂以宋诗目我。实则予与古今诗家，初无偏嗜，所作亦与为同光体以入西江者迥异。倘于宋贤有几微之似，毋亦曰唯其有之耳。自谓于少陵、东野、柳州、东坡、荆公、山谷、简斋、遗山、仲则诸集，用力较劬（1984·《随笔》第4期， 吴忠匡《记钱钟书先生》）
父母教会我吴忠匡与钱钟书同事蓝田，搜集抄录过钱钟书的诗。吴是钱基博指导的助教，年龄与钱钟书相仿，常在一起聊天。他记录下这一段话，大体上与钱钟书创作、研究的经历都能合拍，可信度大。简而言之，在《唐诗三百首》启蒙后，他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才子诗，学习对象为李商隐、黄仲则。江南地区的老诗人——年龄略大于钱先生者，多数均知道钱钟书少年时代写过李商隐式的诗，如今这些少作均遗佚了。这一传说，大体上符合钱先生的自述。第二，学习杜甫，写忧国忧民之诗（详见下）。学习对象为杜甫、元好问。正好，其时之国，正受日本侵略者蹂躏，诗人在欧洲“眷怀家国，所作亦往往似之”。第三，写宋诗。学习对象以黄庭坚为主。钱钟书对《山谷内外集》下过苦功夫，《谈艺录》留下大量记录。由于黄庭坚是东坡门生，故这一阶段对东坡诗也钻研更深。第四，以宋诗为功底，泛览百家，自成一家。《谈艺录》云“唐诗多以半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
见胜”，从《槐聚诗存》总体风貌来看，钱先生诗作受宋诗影响更大些。“人遂以宋诗目我”，众人眼光没有看偏；钱先生自己也承认更像“宋贤”；后来郑振铎因此借调他到文学所编《宋诗选注》；等等，这些与此有关。当然，像钱先生这样的大才，他有极强的理解力、记忆力，能融汇百家，自成一家，也不难。只是由于种种原因，1949年后，他极少写诗。诗歌的成就远比不上学术、小说、散文。
应该指出，在上述四个阶段中影响钱钟书诗学观的中国古典诗人中，李商隐、王安石、黄庭坚、元好问等都是深受杜甫影响的诗人。即如李商隐，虽是“风华绮丽”的艳情大家，但他是被王安石推许为学习杜甫登堂入室的人物。所以即便是学习李商隐，实际也与“涉少陵之庭”有关。
钱钟书的照相机式的记忆力，帮助他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中国诗的正统代表是杜甫。没有纵观全局的眼光，没有客观公正的态度，就不敢作出这种结论。近些年来的学者，总爱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用高倍放大镜放大，拔高，以显示自己研究的重要性。对具有这种胸襟的人而言，往往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法接受客观存在的事实。或者在貌似辩证的幌子下，这也重要，那也重要，却实际上在否定主次。对这些学者而言，钱先生《中国诗与中国画》是尤为重要的论文。
爪形手
钱先生“涉少陵之庭”，写“眷怀家国”之诗，这在《槐聚诗存》中例证很多。诗人在英国的牛津公园，在法国的塞纳河畔，眼睛都注视着多灾多难的故国。现据《槐聚诗存》顺序，选录几例如下：
1936·《新岁感怀适闻故都寇氛》：上海电视大学浦东分校
海国新年雾雨凄，茫茫愁绝失端倪。
直须今昨分生死，自有悲欢异笑啼。
无恙别来春似旧，其亡归去梦都迷。
萦青积翠西山道，与汝何时得共携。
海国雾雨，指雾中伦敦。“茫茫愁绝”者，钱钟书与杨绛；“西山”指无锡城西的风景区惠山；“汝”指杨绛。题中“寇”即日寇，全诗都因此字而发。
1936·《牛津春事》之一：
不见花须柳眼，未闻语燕啼莺。
开户濛濛细雨，故园何日清明。
牛津多雾，故乡无锡又不多雾，诗人为何盼“清明”，自然与面临战争有关。
1937·《读杜诗》：
何处南山许傍边，茫茫欲问亦无天。
输渠托命长熸者，犹有桑麻杜曲田。
漫将填壑怨儒冠，无事残年得饱餐。
饿死万方今一概，杖藜何处过苏端！
1938·《哀望》：
白骨堆山满白城，败亡鬼哭亦吞声。
熟知重死胜轻死，纵卜他生惜此生。
身即化灰尚赍恨，天为积气本无情。
艾芝玉石归同尽，哀望江南赋不成。
陈宜国此诗写日军残暴，遣词造句全从杜诗学来。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