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邦华
1840-98年这一时期，西潮东渐中国，既是两个世界和两种文明的第二次激烈撞击，也是世界现代化浪潮对中国的第二次冲击。在这次西潮冲击之下，晚清社会思想观念开始发生了缓慢的嬗变。「变局观」就是在受到西潮影响的开明士大夫中逐渐孕育出的、与传统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新思想观念，一股影响久远的社会思潮，且是洋务思潮和戊戌维新思潮中十分重要的部分。 一
变局观是有关世界与中国形势的一种时局观，是当时的士大夫对中国所处的国际局势的认识和态度。战争──西潮之一，它是国家间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综合国力的较量。十九世纪下半叶，日益衰落的大清帝国不断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武力侵逼，外患频仍，这一方面造成了中国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化（半边缘化）的深渊，另一方面打破了「天朝帝国」与「文明世界的隔绝状态」，促使部分士大夫「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惊醒。变局观首先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产生的。
中国历史上尽管也曾屡次出现过外族入侵的情况，但结果是，这些外族入侵者或被强大的华夏族征服或安抚（如汉、唐等），或被先进的华夏文化所同化（如魏晋、元、清等）。对于这些从海上而来的西方列强，一些先进的士大夫不得不惊呼是中国数千年来从未遇到的强敌，既无法战而胜之，也不能羁縻安抚，便以「变局观」来称呼这样的时代。战争结束后不久，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谈及东南洋时指出：「红夷（即西人──引者注）东驶之舶，遇岸争岸，遇洲据洲，立城埠，设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尽为西洋之都会。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亦随世而变。」如果说魏源还只是朦胧地感觉到西方「红夷」东侵，时局因之而「变」，而与他同时代的徐继畬、黄钧宰则是最先喊出「古今之变局」论的人。徐继畬说：「南洋诸岛国，苇航闽粤、五印度，近连西藏。汉以后、明以前，皆为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秀才黄钧宰也认为：「初不知洋人何状，英法国何方也，乃自中华西北环海而至东南，梯琛航，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非常明确地表述了外敌入侵造成时局的变化这一意蕴。但是，当时士大夫大都将中英《南京条约》视为一纸万年和约，并未真正感觉到来自西方的威胁，「古今之变局」论在战争之后的近20年里犹如空谷足音，没有产生多大的社会影响。
1858-60年发生了第二次战争，外患加深。自60年代起，开明的士大夫再次发出「古
今之变局」论。江南名士冯桂芬说：「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1864年，遁迹香港的王韬指出：
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至，海舶估艘，羽集鳞萃，欧洲诸邦几于国有其人，商居其利。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
时任两江总督的洋务大员李鸿章惊呼：「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清廷中主持洋务事业的恭亲王奕欣也说：「今日外国逼处于中国都城，而又滨海沿江要害之区，节节盘踞，实为创局。」70年代以后，外敌侵略加剧，更多的士大夫把它与变局观联系起来。1874年，湖南巡抚王文韶指出：「窃维中国之有外患，历代皆然，而外洋之为中国患如此之烈，实为亘古所未有。变既出于创见，议论遂无所适从。」1878年，出使英法俄国大臣曾纪泽认为：「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天变人事，会逢其适」。中法战争爆发之后（80年代），中华民族危机加深，变局观再次凸显出来，成为士大夫的共同呼声。1884年，赋闲在籍的郭嵩焘指出：「西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
图像采集系统1886年，朱一新也说：「今日之时势，从古未有之变局。」迄至1898年，洋务派后期领袖张之洞认为：「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
洋务官员是「古今之变局」论的鼓吹者，康有为等维新人士也继承了这一思想。1888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指出：
窃见方今外夷交迫，……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煸乱民于南，以取滇、粤；……近者洋人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硐室爆破
自此至1898年，康有为在历次「上书」及〈殿试策〉、〈变则通通则久论〉等政论文章中，都强调中国面临「古今之变局」的问题。1898年，谭嗣同说：「中国艰危，曾土耳其之不若，真是古今奇变。」同年，南学会会长皮锡瑞也说：「今五大洲通而为一，乃古来未有之奇变。」唐才常、徐勤、刘桢麟等人都曾强调过变局观。此外，王韬掌教的上海格致书院学生在他们的征文中也一再阐述这一论点。如1888年，钱志澄说：「自道光季年，中外通商，帆樯所至，无远弗届。创千古未有之奇局，辟千古未有之奇境。」1890年，俞赞也认为：「今日之势，匪特前古历朝所未有，实开辟来未有之局。」
奇变」、「奇局」、「变局」、「创局」、「奇境」、「世变」、「大变」等词，都是用来表示对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中国之后，所引起的国际局势大变动的一种认识。据王尔敏的统计，1840-1902年间提出变局观之言论的士大夫不下81人。其中，李鸿章等洋务派，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早期维新派，康有为等维新派，生平多次言及变局观，有的不下十次之多。81人中，王公大臣三人，督抚大员八人，上层官员11人，占17%；一般京官九人，地方官和使领参随人员17人，中下层官员占32%；科甲出身的一般文人（举人、秀才、贡生）24人，约占30%。以变局观言论分布的年代来看：40年代三人，占3.7%；1860-82年，28人，占34.6%；1884-98年，49人，占60.5%；1902年一人，占1.2%。由此看来，「古今之变局」观在晚清具有浓厚的社会基础（地方官员和一般文人占据多数），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运动时期，变局观成为一股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在80年代中期的中法战争到百日维新期间，达到高潮。
风雨张居正下载变局观是晚清开明士大夫在西力东渐之后对时局所作出的一种思想反应，但这并不是它兴起的唯一动因。实质上，变局观还蕴含了十分丰富的西学因素。
二
变局观是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的世界观，是「变法自强」的思想基础。但是谈「古今之变局」的人，并不都是赞成洋务自强或维新变法的。如湖湘名士王先谦早在1879年时也就提出了变局观。他说：「及咸丰末，泰西诸国纷至沓来。俄人起交乘要约市。迩来倭国狙伺，日甚一日，合十数国之从以构难中土，实为千古未有创局。」他后来却是极力反对维新变法活动的顽固份子。原因何在？我以为，外敌侵略只是变局观产生的一个原因，而且并不是主要原因，变局观是否会成为「变法自强」的思想基础，主要看他们对西学的认识和态度。换言之，变局观思潮的形成，最重要的是它以晚清输入的西学为知识和理论基础。
土地科学与技术
历史地理知识是世界观中最基本的知识基础。中国传统的变易观是一种以旧的「天下」观这一地理知识为思想基础的。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士大夫逐渐形成了中国即世界、世界亦中国的天下国家观念，《诗经》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便是这种观念的集中概括。迄至明代，当西方早期殖民者开始世界地理大发现的时候，中国的士大夫由于对世界地理知识的缺乏，其天下观变得更加根深柢固。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曾对之作了生动的描绘：「他们的世界仅限于他们的十五个省，在它的四周所绘出的海中，他们放置上几座小岛，取的是他们所曾听说的各个国家的名字。
所有这些岛屿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最小的中国省大。因为知识有限，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天下观既把中国视为地理上的中心，也看成文化、政治中心。当利玛窦把欧洲人绘制出新的世界地图展示在中国士大夫面前时，一开始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但是，这些所谓的以卫道自诩的正统士大夫很快就发现了一个严重问题：「中国当居正中，而〔该〕图置〔中国〕稍西，全属无谓。」因而表示强烈反对。为了避免与中国传统观念的冲突，利氏经过巧妙安排和精心设计，把中国置于地图的「中心」。这样，尽管满足了中国士大夫自大和虚骄的文化心理，但是利氏暗自却对华夏文化中心论的「天下」观念进行了十分尖刻的批判：「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它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则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西方地理学知识第一次东传中国所引起的冲击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此后很长时间里士大夫也就继续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中停滞不前。
到了晚清，伴随西力东渐，西方新的世界地理历史知识再次传入中国，如战争前后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遐迩贯珍》（以上为传教士所办报刊）、《新释地理备考》、《贸易通志》、《美理哥合省国志
略》、《万国地理全集》、《地理全志》等书刊；60-80年代的《中西闻见录》、《格致汇编》、《万国公报》、《西国近事汇编》（以上为传教士所办报刊）、《希腊志略》、《罗马志略》、《万国史记》、《大英国志》、《万国通鉴》等书刊；90年代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中东战纪本末》、《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地理初阶》、《地理初桄》、《地理说略》等等。这些世界史地著作旨在「终言万国建业之始，疆圉之分，沿革变迁之故，山川民物之名，即荒陬僻壤之区，披发赤裸之辈，举全舆所有者，莫不了若指掌，以资后学之人，广其见闻，拓其民志也」，不断为那些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提供了解世界的窗口，并逐渐促使他们在世界观念上发生着变化。譬如，徐继畬利用他当时在福建办理通商事务、与西人交往的便利条件，着意搜求西人所着图书、地图，特别是亲自与西人访谈，由此了解到大量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知识，而撰写出了晚清第一部介绍西方各国历史地理情况的著作《瀛环志略》，成为喊出「古今之变局」论的第一人，朦胧地感到了西力东渐是大势所趋，传统的「天下」观已发生动摇，并表现出即将为一种新的「世界」观所取代的征兆。与魏源相比，徐继畬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师夷」（即学习西方）的口号，但是，魏源并没有走出「天下」旧观念的藩篱，徐继畬则开始突破旧的「天下」秩序观。首先，徐氏在《瀛环志略》中基本上已删去「夷」字，其次，他在书
局部地区有血
名上拋弃过去惯用的「海国」（「海国」是「四夷」的别称），而自创「瀛环」，表称「世界」，并且把中国置于瀛环之中，当作世界的一部分来看待。60、70年代之后，更多的人（如王韬等）从那些记叙域外的地理书刊中知道了「九州之外复有九州」的广阔世界，中国中心观开始发生动摇。如曾经入上海英华书馆从傅兰雅（John Fryer）「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的郑观应，在批评中国中心观时指出：「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戊戌变法期间，皮锡瑞之子皮嘉祜作《醒世歌》一首，云：「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居中央谁四傍？」变局观也就开始被一大批士大夫所津津乐道，早期维新派、维新派由此知悉了泰西、俄罗斯、日本等国因变法而兴盛富强，懂得了「变」是人类公理、世界的普遍现象。
如果说世界史地书刊的面世为变局观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知识基础，那么，国际法知识的传入则是这一新的世界观念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国际法是以西方的习俗惯例和国际条约为基础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和理论，反映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要求和世界一体化的历史趋势，很显然，它是与中国几千年来长期形成的以中国中心观为核心的华夷秩序观念和朝贡体系相根本对立的。尽管中国人对西方国
际法的态度和看法因人因时而不同，但是它对当时比较开明的中国人的固有传统观念的冲击确是无可回避的事实，因为它从理论上回答了洋货、西人、西学的东渐，已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种理论与战争以来西力不断东渐中国的历史事实一起影响了观察世界、盱衡时势的中国人，如王韬认为，「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也」，不能再固守「严中外，控戎狄」的旧观念；董琪也说：「今天下五洲合一，万国联交，开上下五千年未有之风会，创东西九万里莫大之商局。」初步感受到了世界一体化的历史趋势。郑观应从国际公法中进一步懂得中国乃世界中的一国，而非世界的中心，他说：「公法者，彼此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可相维系，而不可相统属之道也。」他也认为中国必须拋弃「内外之辨」、「夷夏之防」的旧观念，并认为中西通商互市是中国的一大变局，「今泰西数十邦叩关互市，与我中国立约通商，入居内地。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余年来未之有也」。陈炽也说：「盖今日万国通商，千古非常之变也。」这些开明的士大夫一致认为中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闭关自守。王韬说：「以时局观之，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终始」；曾纪泽也说：「中西通商互市，交际旁午，开千古未曾有之局，盖天运使然，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亦已明矣。」兵部尚书彭玉麟指出：「当今日之时势，强邻，俨成战国之局，虽孔孟复生，亦不能不因时而变矣。」陈启泰、汤震等人也都曾表达过同样的看法。
西学传播不仅仅指书刊上的精神形态的文化知识，还包括物质形态的西方现代工业产品。因为这些工业品是现代生产力的结晶，是物化了的西方文化。晚清士大夫首先就是从坚船利炮这一先进的军事产品认识西方，由此而产生「师夷长技」、「制洋器」的思想。随着国门被西人的坚船利炮轰开之后，洋货大量涌入。特别是西方的火车轮船、洋洋炮、电报通讯、机械工具、煤气电灯等现代物质文明成果，陆续输入中国之后，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同样有较大的冲击。道光末年，人们对洋货的看法已发生改变，开始以洋货为时尚了。「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洋乎洋乎，盖洋洋乎？」士大夫中，甚至有人将西方铁路、轮船、电报等物质文明与变局观联系起来理解。曾任苏州知府的吴云说：「火轮车路，乘坐者以为安稳快速，极口称扬。此千古未有之奇境，天方启之，人力焉得而遏之。」卢赣章指出：「不谓五十年来，开千古未有之局。以汽舟汽车，联万国为一家，电报新闻，列邦而晤谈于一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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