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度交互与场域激活:北京大栅栏历史街区更新在地性研究

维度交互与场域激活:北京大栅栏历史街区更新在地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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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公共艺术》2018年第03期
        摘要:本文从公共艺术研究方法的角度解析了由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PACC)与《公共艺术》杂志联合发起的“国际公共艺术研究工作营”开营调研“北京大栅栏历史街区更新在地性研究”。研究发现,工作营针对公共艺术经典案例构建起的跨文化、跨学科、教研一体的多维交互平台及场域激活的模式,或为公共艺术的科研与教学体系探索出一条新路。
        关键词:跨文化;学科共建;维度交互;公共艺术场域激活;城市更新
        2017年3月,最新一届的国际公共艺术奖(IAPA)大奖名单揭晓,共有来自亚洲、中西亚&南亚、太平洋&东南亚、欧洲、非洲、北美及中南美洲的七个案例获此殊荣。于2011年由中国《公共艺术》杂志和美国《公共艺术评论》杂志共同创立的国际公共艺术奖至此已举办三届,共征集到四百零七件全球优秀公共艺术案例,涵盖了装置、建筑、雕塑、壁画、行为
国际问题研究
表演、活动等多种类型,而每一届能脱颖而出的大奖案例皆寥寥数件。那么,这些经国际评委层层选拔出的世界各地代表性案例又可以转换成怎样的学术资源?
        公共艺术仍是一个方兴未艾的学科领域。因此,无论在公共艺术实践还是理论层面都依然留有很多空白。对此,公共艺术案例则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交汇点,存在诸多学术探索与探讨的空间,而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无疑更富有学术价值。然而,该如何研究一个公共艺术案例?是否能够建构起一个复合型的视角?公共艺术何以介入当下的城市更新、助力地方重塑?怎样借鉴国际经验启发我国的公共艺术理论与实践,同时让世界听到中国学界的声音,了解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公共艺术教学又怎样结合实践与科研?基于上述考量,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PACC)与《公共艺术》杂志联台发起了“国际公共艺术研究工作营”,试图为以上课题求解。人道王国
        “国际公共艺术研究工作营”是一个长期的、持续性的研究活动,旨在创造性地构建起一个跨国跨文化的科研平台机制,以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合作。力求从全球性的视野出发,以多元开放的眼光、前沿的学术水准,推动国际公共艺术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工作营拟先期围绕历年国际公共艺术奖的获奖成果依次展开在地性研究。具体将采取轮换制,
每年在全球选取案例进行研究,由所在地参与研究的大学担任组织方,以此展开全球性的公共艺术研究、推广和传播。工作营的主要参与者为国际机构、高校的公共艺术理论研究团队、公共艺术策展人、艺术家以及被研究案例的投资方、组织者等。该工作蓠由上海美术学院执行院长、国际公共艺术协会(IPA)首席顾问、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汪大伟教授担任总策划,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国际公共艺术协会(IPA)副主席、中华艺术宫副馆长金江波教授任艺术总监,由上海美术学院公共艺术理论与国际交流工作室执行承办。
        聚集“大栅栏”
        此次“国际公共艺术研究工作营”的开营学术活动选择了本届IAPA亚洲区的大奖得主——北京“大栅栏更新计划”(Dashilar Project)为研究对象。大栅栏位于天安门西南侧,据“大栅栏更新计划”官方媒体显示,这片区域是“离天安门最近、保留最完好、规模最大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大栅栏文化保护区属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大栅栏地区历史长达六百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生长”出不同风貌的当地建筑,而这些明朝、清朝、民国等不同历史风格的建筑也见证了这一地区的兴衰沉浮,尤其是那些至今保存完好的历史建筑,俨然成为“记录当年老北京生活史的活化石”。大栅栏是明清北京城最重要的市井商业中心,也是京城文化的缩影。
        然而,甚至在五十多年前还是京城最繁华的商业文娱中心的大栅栏,却在新世纪碰到了尴尬。年久失修的建筑、狭小逼仄的胡同、老旧的生活设施,这一切都困扰着当地居民的生活,也脱节于时代的发展。那么,如何将保护文化历史建筑、保护原有社区风貌与城市现代化发展统一起来?
阈值分割        于2011年由大栅栏跨界中心发起的“大栅栏更新计划”正试图破解这一难题。该计划由政府主导,实行市场化运作,基于微循环改造,试图探索城市有机更新与文化软性发展的新模式。而在这些“微循环”与“软性”改造中,公共艺术的参与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计划启动以来,在艺术家、城市规划师、建筑师、设计师与当地政府、商家、居民的合作互动中,“微胡同”“微杂院”“内盒院”“花草堂”等一系列创意改造和社区营造项目陆续诞生。
        针对这一案例,“国际公共艺术研究工作营”开营学术活动“北京大栅栏历史街区更新在地性研究”于2017年11月及12月间分两期成功举办。共邀请了十多位来自德国、尼日利亚、奥地利、美国等国家的高等艺术院校公共艺术理论研究团队成员以及知名艺术家、策展人,近三十位由上海美术学院、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青年教师、博士、硕士研究生、本科生组成的研究团队,以及“大栅栏更新计划”的实施主体、城市规划师、建筑师、相关专家、社区居民等共同参与。
        由中外学者及学生组成的研究团队分成若干小组,通过前期对大栅栏更新计划相关资料的熟悉与思考,带着研究思路和问题意识汇集工作营。活动期间,通过小组研讨、集体研讨、实地考察调研、提问采访、提纲总结等形式,营员们不仅为各自预设的研究方向到了诸多一手资料,经整理后明确了学术议题,更在日常的走访交流中不断交换着视角。在不同国籍、身份、学术背景乃至语言的碰撞下,顿悟、惊奇、错位、辩论、认同时有发生,而在这“大体缓和,时而激烈、总是学术”的氛围中,固有观念遭到挑战,原有的认知体系在反思中不断修正。比如,对于大栅栏的改造,国人惯用“慢更新”来加以描述,但来自德国明斯特大学及明斯特LWL艺术与文化博物馆的团队却多次强调,在他们看来,这样的更新速度事实上已经“很快”了;又如我国学者在谈论海外公共艺术时喜欢使用的“西方”一词,在研究员、美国迈阿密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访问教授泰奥菲洛·维多利亚(Assoc.Prof.Teofilo Victoria)看来也是值得商榷的。他认为在这方面“西方是个不太准确的词”,因为美国的公共艺术发展其实和欧洲有着很大的差别。有些问题虽尚待进一步论证,诸如:“公共艺术的边界在哪里?”“在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大栅栏地区,历史文化风貌的复兴究竟应指哪一阶段?”等,但討论本身亦是一种探索。
        文化、方法及身份的多维交互
        这种多元碰撞的实现正得益于“国际公共艺术研究工作营”多维交互的设计初衷。其一是文化多维。远道而来的德、尼、奥、美的外籍研究员,与我国本地的专家学者、在华的海外留学生及采访对象一同构建起一个跨文化交际场域。然而,仅仅是国籍要素还远远无法概括工作营的多维文化特质。细致说来,该场域中除了国别文化的丰富性外,还可以另分为: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甚至是首次来华的外籍学者;多次来华、甚至多次走访过大栅栏的外籍学者;在华留学并且能用中文简单交流的外籍学者;自幼生长在海外只掌握有限中文的华裔学者;长期旅居海外熟练掌握中文和至少一门外语的华侨学者;有海外留学背景熟练掌握中文和至少一门外语的本地学者及采访对象;有海外短期访学经验外语尚可,但对外部文化有深入体认和研究的本地学者;无海外学习工作经验外语尚不熟练,但对外部文化有一定体认的本地学者;无海外学习工作经验完全不懂外语且对外部文化体认甚少的采访对象等等。在由这些细腻纷繁的文化身份构成的跨文化交际场域中,文化“新鲜感”伴随着考察的推进,伴随着不同公共艺术议题的展开而始终存在。
        首先,不同文化语境下富有地域特的公共艺术实践经验分享,开阔了各方的视野。其次在观点方面,在场者相互观看,相互“交锋”,进而移步他人立场反观自身,取长补短。这种“取长补短”未必是在“认同”的时候实现,也可在“错位”之时发生。由于文化语境的
差异会导致话语体系的错位,这不仅产生于不同国籍的研究员之间,亦发生在华裔学者和本地学者之间,比如在对大栅栏本土文化的体认、对其历史演变及现实问题由来的理解上,本地学者明显更“接地气”,但此语境下的信息却在跨文化层级的交流中不免出现丢失和转译。然而,这种“转译”本身及“转译”出的信息对本地学者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新的启示,再者,不同文化语境下所面临的相似课题则引来研究者们的共鸣和经验教训分享,如谈到历史文化建筑保护的问题时,德国明斯特大学艺术史系教授、Sculpture Projects Archive项目负责人之一的乌苏拉·弗罗内(Prof.Dr.Ursula Frohne)就对采访对象、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所所长冯菲菲教授所讲到的北京历史街区保护改造中所做的努力和面临的问题很感兴趣。她在提问交流之余也与大家分享了德国相关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弗罗内教授表示:“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城市更新中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即忽略了历史街区、建筑原本的文化风貌,取而用混凝土通过“现代化”的城市规划建造出一座新城,可在十五年后人们都后悔了。”她强调,对于细节的记录存档十分必要,比如对老的建筑结构、材料的记录,这些将是日后修复的重要研究材料和依据。我们应该从存档中出历史街区建筑更新的一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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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是研究方法多维。介于公共艺术的跨学科属性,“国际公共艺术研究工作营”总策
划汪大伟教授强调:“不同的研究方法会产生不同的研究结论,而我们正需要不一样的结果,这样才能从多维度去思考公共艺术的内涵与外延。”是故本届工作营邀请的研究员有着多样的学科背景,如:公共艺术与数码艺术、公共艺术与新媒体艺术、艺术史论及批评、建筑、环艺设计、景观设计、社会设计(Social Design)、策展等。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从自身的专长及研究方法出发,分别切入调研——大栅栏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信息呈现问题、公共艺术的定位与人文的评价尺度、公共艺术与大栅栏地区公共设施的结合、怎样处理现代化与文化遗产的关系、公共艺术该如何介入流动人口密集的社区、助力社区营造等等,或偏重理论、或倚重实践。与此同时,整個团队又彼此合作,共同就相互间提出的各种跨学科的问题分享自己的专业见解,形成一股学科共建的合力。
单子论        在关注点上,海内外学者也不尽相同。比如,海外学者普遍比较关心青少年社、老年社的活动空间、代际沟通、人际沟通等方面的社区营造问题,而在中国文化中,或许因为集体活动、沟通交流如:广场舞、圆桌聚餐、家庭聚会等形式较为常见,因此本地学者对社区营造的关注点往往在于安全治理、邻里关系、传统文化传承等方面。
        而对于研究员的选题,工作营艺术总监金江波教授表示:“我方对此不设定任何条条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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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欢迎大家从自己的专业背景和研究兴趣出发自行选题,开展学术探索。”的确,开放性是工作营的一大特点。除了内容外,工作营的研讨形式也不拘一格,除了在会议室中开展活动,考察地、火车大巴、饭店、宾馆休息室都能随时随地成为研讨现场。甚至在行走途中,有些研究员也会因沉浸于某个学术问题的讨论而不知不觉停下脚步。尽管冬季室外的北京已是零下七八度的严寒,但却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为此还有过营员掉队的情况。
        其三是研究身份多维。本届工作营中,国内外专家教授、青年教师、青年学者、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共同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教学科研梯队。其中,专家教授人数占比约百分之二十九,青年教师、青年学者人数占比约百分之二十一,在读博士研究生人数占比约百分之二十六,在读硕士研究生人数占比约百分之十七,在读本科生人数占比约百分之七。不同身份维度的研究员对同一个公共艺术案例一起进行走访剖析,既是一种科研上的立体探索,更是一种教学上的创新尝试。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中曾撰文表示:“公共艺术在中国国内的整体教学模式还处在比较初级的摸索阶段。”在公共艺术案例研究方面,以往的教学很多只是停留在书本和多媒体教案阶段,由教师带队前往现场考察的比较少,而如此大规模、多维度的集体考察更不多见。

本文发布于:2024-09-20 19:35:34,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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