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１６４０年爆发的英国⾰命既是该过程中的重要⼀环，也是思考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切⼊点。⾃英国⾰命爆发⾄今三百多年，英国⼈不断寻⼀种对⾰命与资本主义问题的合理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式于２０世纪初传⼊英国，为英国⼈理解和解释英国⾰命与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崭新的视⾓。从英国⼈（尤其是英国左派）的百年探索来看，整体主义是审视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基础性视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式是基本⼿段，将资本主义兴起从单纯的经济学范畴扩展到社会范畴是必要的突破，以史为鉴和连接传统与现实是基本⽬的。 图⽚ | ⽹络
⽂转 | 《浙江⼯商⼤学学报》2016年3⽉刊
蒲公英的遗产李勇|⼭西⼤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直以来是学术界⾮常重要的⼀个议题，尤其是在历史学，马克思主义以及经济学等领域。对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时间、成因、过程、影响等⽅⾯的看法⼀直存在着争议，但是有⼀点可以确定的是对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研究必须以１７世纪英国⾰命为突破⼝和切⼊点。长期以来，这场⾰
命的性质在西⽅学术界是⼀个有争议的问题。马克思称这场⾰命是 “资产阶级⾰命”，⽽传统英国社会称之为“清教⾰命”。所以，在弄清英国资本主义兴起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英国⾰命前的社会状况，更需厘清英国资产阶级最初有什么特征，⼜从何处得到这种特征。由此，我们须带着对这样的⼀些问题开始：１６４０年⾄１６６０年英国⾰命的本质是什么？是⼀场以宗教为主要特征的⾰命，还是⼀场英国宪政体制内派别间的冲突？抑或是⼀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权⼒从⼀个阶级转移到另⼀个阶级的资产阶级⾰命？宗教在１６、１７世纪的英国社会以及英国⾰命中扮演了什么⾓⾊……
⼀、“清教⾰命”理论的困境
直到２０世纪中叶，英国的历史教科书对英国⾰命的定性⼀般沿⽤的是戴维斯“⽜津英国史”的标准说法。这种说法⾸先认定１７世纪的英国⾰命是⼀场宗教⾰命，同时宪政问题也是⾰命中的⼀个重要问题。加德纳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对这种观点加以提炼并将“清教⾰命”概念⾸次推向了历史舞台。截⽌到２０世纪五六⼗年代，“清教⾰命”的概念⼏乎统治着英国所有学校的历史教科书。“清教⾰命”的阐释基于“⼈对传统制度的捍卫”。加德纳认为英国内战并不是⼀场阶级冲突，引导⼈们去战⽃的不是阶级利益，⽽是根深于英国传统的美好理念。加德纳式的解读最⼤的缺陷在于严重低估了⾰命的社会与经济维度。并且，这种阐释理论的前提是：宗教意识是⼀个⾃给⾃⾜的系统。这种理论前提来⾃经验，同时⼜很容易被经验证伪。
从２０世纪早期开始，英语学术界对这套阐释理论的抵触情绪“与⽇俱增”［２］，尤其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国⾰命的阐释理论被引⼊英语世界后。在这种背景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降，英语学术界陆续出现了⼀些与正统观点相左的学术成果。最早在１９１５年，厄舍在“加德纳的历史分析⽅式”⼀⽂中指出加德纳的历史阐释存在着⽅法论上的不⾜。芝加哥⼤学的内夫教授认为早在１６４０年前的⼀个世纪⾥，英国就已经发⽣“⼯业⾰命”，这场⼯业⾰命对英国社会产⽣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并认为这场⾰命是加德纳完全没有意识到的①。陶内教授在详细分析⼟地拥有阶级分裂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封建的”与“资本主义的”因素进⾏了区分。这种分裂在１６４０年前的⼏⼗年间迅速发展，分裂后的双⽅最后演变成了英国内战敌对双⽅。传统阐释理论的前提宗教意识是⼀个⾃给⾃⾜的系统。以陶内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不仅证明了这种前提的伪科学性，还阐述了清教主义与资本主义兴起间的联系。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英国历史学家认识到多铎王朝的君主制是⼀种具有英国特有形式的君主制，它建⽴在各阶级的联合之上。国家与⼟地所有阶级联合挣脱了英国君主制的中世纪封建主义的束缚，挣脱束缚后的国家与⼟地所有阶级⼜与新兴的资本主义相对⽴。
传统阐释理论在整个２０世纪上半叶遭到严重批判，最为诟病的是这种套阐释理论对导致⾰命以及⾰命中表现出来的经济与社会冲突的“视⽽不见”。在众多的反对声中，⼈们也逐渐认识到以前所谓的意识形态的⽃争其实与阶级冲突存在着必然联系。虽然到２０世纪中期，很少有历史学家还将英国⾰命定性为“清教⾰命”，但是⼜没法提供⼀种可替代的综合分析与解释的⽅法。
⼆、马克思对英国资产阶级⾰命的勾勒
从上⾯历史学家对英国传统解释理论的批判中，我们能看到对经济与社会等因素的忽略是传统阐释理论的最⼤缺陷。马克思将１７世纪的英国⾰命解释成资产阶级⾰命。这种解释可以看成是⼀种可替代的模式。马克思的资产阶级解释模式囊括了所有新要素，并给予了它们存在的合理性。在城乡兴起的资产阶级与旧有统治阶级及其国家形式发⽣了冲突；同时，新阶级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教会的意识形态之间也产⽣了冲突。英国的资本主义主要集中在⼴袤的农村地区。在这些诗歌的特点
时，新阶级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教会的意识形态之间也产⽣了冲突。英国的资本主义主要集中在⼴袤的农村地区。在这些地区，⼀部分乡绅转变了⼟地的⽣产与经营模式，这种最早的农村资本主义与城市资本主义联合起来，把旧有的封建议会机制变成了他们表达与推动新阶级意愿的主要⼯具。到了１６４２年，下议院的多数议员与上议院的部分议员联合起来反对国王及其旧有的封建⽀持者。１６４０—１６４２年间，农场与城市联合的资产阶级便有能⼒领导⼀个⼏乎由所有社会阶级组成的联盟，国会成了联盟的最⾼权⼒机构，但这种议会形式的联盟存在着分裂的风险。在对国王的战争取得胜利后，这种联盟便分崩离析了，分裂后的联盟⽤“阶级⽃争”续写了１６４５年⾄１６６０年间的英国历史。“宗教宽容”在这个时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历史⾓⾊，它让下层阶级有了组织与⾔论的⾃由，“长⽼会”与“独⽴⼈⼠”间的⽃争⼜超出了宗教冲突的范围，他们的冲突直指推翻封建主义的⼿段问题以及对军队的控制问题。⽽“独⽴⼈⼠”、平等派、深耕派间的冲突则完全是社会性的，他们间的⽃争表明了
⾰命性的⼩资产阶级和丧失⼟地的半⽆产阶级性质的农民等⼈借着⾰命在英国社会与历史中兴起。⼤资产阶级不得不⾯对这种改变了的现实。
马克思提供的阶级分析⽅式成了⼀种将所有⾰命因素放置进去的框架，这为⽇后英国⼈对１６、１７世纪英国历史进⾏重新阐释打下了基础。２０世纪上半叶以来，英语世界出现了许多关于英国内战的优秀的史学著作，它们都在某些⽅⾯受到马克思主义⽅式的影响并且在某些⽅⾯挑战了传统的阐释理论。然⽽，他们有⼀个共同的问题，即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法的接受是⼀种折中主义的接受，除了英国新左派。郝迪
三、英国新左派的贡献
英语世界⾥，对１６、１７世纪的英国史进⾏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阐释最早出现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１９３８年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很少⽤英⽂来撰写１６、１７世纪英国历史，⽽主要以俄语完成著作。另⼀⽅⾯，马克恩、恩格斯的相关作品被译成英⽂的时间相对较晚。恩格斯的《德国农民的战争》⼀⽂直到１９２６年才有了英⽂版。早期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巴克斯曾在１９世纪末介绍过恩格斯的这种阐释⽅式，但由于巴克斯对学术界的影响甚微，他的介绍⼏乎没有引起多少⼈的注意。
在英国资本主义兴起这个问题的考证上，英国⼈需要⼀种全新的综合性的⽅式，即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式。对马克思主义分析⽅式的直接继承者与创新者是英国新左派的史学家。英国新左派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在英国兴起的旨在将马克思主义本⼟化的⼀批英国马克思主义者［７］。１９５６年苏联⼊侵匈⽛利，由于对英国共产党关于该事件态度的不满，许多史学家退出了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组（１９４６—１９５６），甚⾄退出了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组随即解散。这些退出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组的史学家成了后来的新左派史学学派的主体，他们与法国的年鉴历史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历史学派并称为世界三⼤史学学派。
刚度系数
英国新左派史学在历史学领域取得了许多重⼤的成就，在英国资本主义兴起这⼀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种有别于且有能⼒取代传统的阐释理论。虽然他们开端于对苏联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反抗，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式⾸先还是来⾃于苏联，且早在新左派形成之前，他们就在这⽅⾯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正是早期的这些成就为新左派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了基本原则。第⼀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英国史是莫尔顿的《⼈民的英国史》（１９３８年第⼀次出版，中⽂版于１９６２年出版）。该书⽤⼤量篇幅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式审视了１６、１７世纪的英国历史，第⼀次正式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式介绍到了英国。同时期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还有林赛的《约翰·班扬》⼀书，该书勾勒了班扬与⾰命间的联系，尤其是他与平等派间的联系。另外，《平等派与英国⾰命》（１９３９）是英国历史上第⼀次以马克思主义的视⾓全⾯考察平等派运动的专著。为纪念英国⾰命爆发３００年，论⽂集《１６４０年英国⾰命》在１９４０年得到出版。该论⽂集开篇就由希尔简述了马克思主义⾰命观；第⼆篇⽂章题
为“英国⾰命中的当代唯物主义阐释”，该⽂章是⼀篇主要研究温斯坦利、哈林顿与深耕派等⼈物与派别的作品；第三篇⽂章题为“弥尔顿：⾰命的知识分⼦”。这本论⽂集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开启了研究英国⾰命很多未解决问题的先河。在这些研究基础之上，⼈们开始认识到英国⾰命不仅是⼀场资产阶级的⾰命，也是⼀场⼈民⼤众的⾰命。换⾔之，与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相伴随的是英国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第⼆次世界⼤战⼀度使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的写作陷⼊停滞，但还是产⽣了⼀些影响较⼤的作品，如《伊丽莎⽩时期的⾷品政策与军事⼒量》让读者开始重新理解多铎王朝。１９４４年，汉密尔顿编辑并出版⼀本论⽂集，这本集⼦以温斯坦利为研究对象。从该论⽂集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温斯坦利是１７世纪的⼀名乌托邦式共产主义者、深耕派领袖，他在１６４９⾄１６５０年间，曾尝试在伦敦郊外圣·乔治⼭腰的⼀块荒地上建⽴⼀个共产主义社区，他出版过⼀些⼩册⼦来阐释他的历史与经济理论，还有他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政治学。
迄今为⽌，与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直接相关的、最好的、专题性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是多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１９４６）。多布将英国⾰命放到⼤的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环境下来考察，认为英国⾰命爆发的最根本原因是经济与社会的，⽽这些原因⼜集中体现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多布指出，商业资本者完全可以在封建社会的缝隙中⽣存，他们不具有积极的⾰命意愿，他们对现存经济政治秩序的反抗是被动的。他们被动反抗的外⼒来⾃于新的⽣产模式，即资本主义⽣产模式在⼯业
与农业领域的兴起。但从资本主义⽣产模式来讲，真正的⾰命开始于⼟地转让与新的外交与帝国政策的实施。尤其是在１６５１年《航海条例》颁布之后，英国开始使⽤国家⼒量来抢夺市场，这⼀举措极⼤地刺激了英国的资本积累，这种积累为１８世纪的⼯业与农业⾰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刘锦信
多布的著作受到了⼴泛的关注，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圈内引起了⼴泛⽽持久的讨论，并带动了⼀系列的研究。希尔正是在多布研究的影响下专⽂研究了１６、１７世纪英国的⼟地所有制与英国⾰命间的关系。莫森专⽂研究了《航海条例》对
多布研究的影响下专⽂研究了１６、１７世纪英国的⼟地所有制与英国⾰命间的关系。莫森专⽂研究了《航海条例》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英帝国的重要意义。另外，多布对商业资本的分析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圈内形成了关于都铎王朝君主制本质的热烈讨论，最终形成了对１７世纪英国君主制的全新认识。１６４０年前，英国的君主制属于⼤陆式的绝对君主制，在这种君主制下，封建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到了多铎王朝与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这种君主制因其所依存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的变化也具有了独特形式。１９４９年英国⾰命３００年纪，莫尔顿等⼈编辑出版了论⽂集《英国⾰命的故事》，这本论⽂集论及的范围相当⼴，涉及⾰命对国家形式的影响，对帝国的影响，对教育的影响，对科学的影响，等等。
四、具体的研究理念
纵观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对英国⾰命以及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等问题的认识过程，我们既要注意到他们的错误，也需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中吸取精华，尤其要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那⾥发掘如何研究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法。
第⼀，必须要⽤⼀种整体性的分析⽅式来审视英国资本主义兴起这⼀问题。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为研究１６、１７世纪的英国历史提供⼀种整体性的研究⽅式。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不是⼀个阶级的事情，⽽是整个社会的事情；不是⼗年或⼏⼗年就完成了的事情，⽽是英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不是英国独有的现象，⽽是应将其⾄于整个欧洲或全球环境下来审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解读视⾓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年的发展给我们留下的最为珍贵的遗产。多布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希尔总结了这⼀时期的农业法规的变化过程；莫尔顿的《⼈民的英国史》与《１６４０年英国⾰命》早已将马克思主义历史阐释声誉远播；《共产主义评论》上刊登的“多铎王朝与斯图亚特王朝下英格兰的国家与⾰命”以及《现代季刊》所做英国⾰命三百年纪的活动都充分显⽰了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时期经济变化与国家变化间的联系有很清晰的认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对英国历史的阐释模式直⾄今⽇仍然是不可替代的有效阐释，其阐释明晰度也是其他学派所⽆法⽐拟的。
第⼆，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分析⽅式是我们研究英国资本主义兴起这⼀问题的重要⼿段，也是分析这个问题的⽅法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致认同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早期集体成果的前提。如果没有统⼀的⽅法论，那些零散的知识就不能被综合起来。例如，最早在《共
产主义评论》上刊登的“多铎王朝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国家与⾰命”⼀⽂就是集体讨论的结果；莫尔顿的《英国⼈民史》也是在集体讨论后于１９４９年出了⼀次修订版，该修订版的出版为⽇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研讨奠定了基础。随着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数增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果也实现了数量和质量上的显著增长。
第三，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不仅是⼀个经济学概念，更是⼀个社会概念。我们必须将这个问题放到英国的社会⽣活中去考量，从社会⽣活的各个层⾯出发来阐释这⼀问题。英国马克思者将整体性带⼊历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种将１６、１７世纪英国社会⽣活的⽅⽅⾯⾯融汇成⼀幅图景的可能性。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讨论了查理⼀世与克伦威尔，也重新检审了莎⼠⽐亚、弥尔顿、霍布斯、班扬等社会名流；他们不仅研究⼯业、农业与贸易等领域的变化与发展，⽽且还研究教育、科学、哲学等重要议题；他们不仅指出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与经济变化有关，⽽且宣称意识形态的变化也与经济变化息息相关。此外，他们还将注意⼒投到了１７世纪的⽂学、⾳乐、建筑等领域，将这些领域的变化发展与整个１７世纪英国的经济社会背景相联系，并且在这⽅⾯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成果。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多维度的⼯作和思考⽅式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项整体性的⼯作。当然，除了上述的这些问题，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进⼀步研究。例如，１６、１７世纪英国的⼟地保有状况以及保有条件、⼟地转让状况早期的劳动⼯资形式、城乡的阶级⽃争等，我们对这些⽅⾯仍然知之甚少。不仅如此，财政史、宪政史、⼯业史、教会史等也需要重新考量。历史学家不能再囵于⾃⼰“⼀亩
三分地”，马克思主义将整体性带⼊历史，乃是因为它能将真实的、鲜活的、努⼒着的、受难着的个⼈带到历史事件的中⼼，⽽不是仅强调作为观念与理性的抽象的⼈。
强卫任江西省委书记第四，始于⽂献，以史为鉴，将过去与现实连接起来。对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研究与思考绝不是单纯地还原历史，⽽是需要以史为鉴，反观现实。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个重要宗旨就是“以史为鉴”。《过去与现实》杂志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阵地。“过去与现在”的意思就是：既在写过去，也在写现实。这是汤普森与希尔等⼈⼀直坚守的原则。希尔曾说：“我们所有的⼯作既是关乎过去，也是关乎现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命的概念使１６４０年英国⾰命处于英国史的中⼼地位。对英国⾰命的正确认识可以解释英国社会的诸多现象，如：君主制与上院的存在、英国特有的议会主义思想、激进运动的英国和平传统等。这些都可以从英国⾰命那⾥到合理的解释，⽽不是简单地将之归为神秘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
最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式是为了回传统，⽽不是否定传统。从英国⼈对待本民族历史上的⾰命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态度的转变可以看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法才能让英国⼈回⾃⼰的传统。⽐较起来，１７８９年的法国⾰命对法国意义深远，然⽽１６４０年英国⾰命却似乎对英国并⽆影响。雅各宾派⾄今仍然存在，⽽平等派却早已消失。清教主义理论只强调１７世纪的英国⼈与现今英国⼈间的区别，将⼆者的政治⽃争区别对待。马克思主义通过展现社会的整体性，再次鲜活地重现了政治的阶级基础与意识形态间的⽃争历史。克伦威尔成了⼒量的联合体，令他的敌⼈⽑⾻悚然；弥尔
顿是⼀个为弑君者辩护的伟⼤诗⼈；平等派第⼀次宣⽰了⼈民⼤众的最⾼权⼒；深耕派第⼀次将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项政治运动，等等。⼀⾔以蔽之，英国共产党在１９４９年第⼀次唤醒了英国⾰命沉睡了３００年的丰功伟绩，⽽马克思主义则将英国⼈的过去带到了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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