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4-07-23作者简介：李书安(1968-)，男，安徽庐江人，巢湖学院文学与传媒系副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文学。王红丽(1978-)，女，河南新蔡人，巢院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副教授，史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文化史。
nbs摘要：赵树理的小说，历久弥新，备受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民间叙事。小说中的民间叙事深深植根于赵树理金陵大报恩寺
的民间立场。他把自己当作农民的一员，体验着农民生活；他的小说用农民所喜欢的形式，生动逼真地表现农民的生活；他对农民文化表现出自然的亲近和认同。 关键词：赵树理；小说；民间叙事；民间立场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4)11-0049-03
(巢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安徽巢湖
238000)
∗∗∗第34卷第11期
绥化学院学报2014年11月Vol.34
No.11
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
Nov .2014
李书安
王红丽
赵树理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他不但熟悉农民、农村生活，而且关心农民，热爱农村，并把自己看作农民的一员。他始终充当着农村真实生活的书写者和农民代言人，他的小说叙事堪称民间叙事。 一、对农民生活的深刻体验和生动表现抗战时期，我们党提出作家们“必须到众中去，必须和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中去”的工作方针，而此时的赵树理几乎常年住在农村，常年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农民们说:“赵树理早就是农业社的自己人，不是客人，他每次来都是辛辛苦苦地帮助我们搞社会
主义建设。他回到村里，一放下行李，就直奔水库工地，他动手挖土；机器坏了，他帮着技术员修理。他还帮着农业社制订跃进计划。”[1](P 486)他自己也说“不和众在一起共事，众没有义务向我们报告生活情况；要和众在一块做事，自己就变成了众生活中的一个成
员，重要的情况，想不知道也不行。”[2](P 465)
正因如此，赵树理从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到最后一部小说《卖烟叶》，不仅逼真而深刻地记录下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各种农村社会变革，而且他不是从时代政治立场出发，而总是把自己当作农民中的一员，总是从农民的视野、农民的立
场和农民的价值观念出发来写农村，从而使他笔下的农村尽显原生态风貌。小说《三里湾》的叙事，赵树理不是把它放在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政治框架内进行，而是以支部书记王金生、翻身“翻得高”的干部范登高以及富裕中农马多寿和袁天成四个农民家庭为背景展开。用赵树理自己的话说:“《三里湾》这本书，就是叙说那个时候、那个地区、那些人们在那种斗争中的那些表现的。”[4](P 517)小说没有对不愿意走合作化道路的范登高和马多寿任意扣政治帽子，而是围绕个体农民从自私自利的小农意识出发，总是关注其切身利益是否遭受损失来提示他们的内在心理：范登高不愿意入社是怕入社自己不能再做生意，从而影响经 49
. All Rights Reserved.
济收入；马多寿则是怕入社而失去土地。由于赵树始终坚持从农民的思想立场、农民的价值判断出发进行描写，所以在《三里湾》中，他就把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存在的问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社会主义进步思想与农民自身固有的自私重利的落后思想之间矛盾斗争，这样就自然偏离了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政治的主题。为此，有人指责《三里湾》，说“小说没有描写敌我矛盾是个漏洞”，赵树理予以坚决驳斥，他说:“好像凡是写农村的作品，都非写地主捣乱不可”[2](P317),“富农在农村的坏作用，因为我自己见到的不具体就根本没有提。”[2](P283)看见的就写，看不见的就不写，他一再强调“我自己未经过的事情是从不下笔的”。这种完全从农民的视野出发的经验式思维，正是是赵树理小说民间立场的一个重要表现。
二、对农民文化的亲近和认同
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对农民文化的亲近和认同主要表现为顺从农民文化中某些质朴的道德观念和审美意识，赞美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乡土精神，肯定农民对善恶美丑的价值判断，等等。
农民的道德观念和审美意识，有许多封建落后的东西，但也有许多质朴的乡土观念。对前者，赵树理进行了无情的否定和批判，而对后者，赵树理又采取了基本顺从的态度。比如，对三仙姑的描写就是如此，作者首先站在知识分子的启蒙视角，无情地批判和揭露了三仙姑利用迷信迷惑农民、愚弄乡里
的封建行为，同时，又站在农民的审美立场上，对三仙姑在衣着上花里胡哨，不符合普通农村老太太的打扮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cd15……说有个打官司的老婆，四十五了，擦着粉，穿着花鞋。邻近的女人们都跑来看，挤了半院，唧唧哝哝说;“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裤腿!”“看那鞋!”三仙姑半辈子没有脸红过，偏这会儿撑不住气了，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交通员领着小芹来了，故意说:“看什么?人家也是个人吧，没有见过?闪开路!”一伙女人哈哈大笑。
这样的描写，作者是在完全认同当时农民的审美观念的前提下完成的。虽然有美国读者认为,“四十岁左右的女性讲究穿着打扮，那更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正在趋向衰老的中处妇女，逐渐丧失本身的美，就更需要化装”,[3](P47)但这无疑是对赵树理小说文本的误读，因为，赵树理毕竟是赵树理，他有自己独特的表达生活的立场，如果那样写，赵树理也就失去了自己从农民的视角进行描写的特有本。
宿娅勤劳、淳朴、勇敢、豁达是农民文化中具有进步价值和进步意义的乡土精神。赵树理在他的叙事文本中，从对这些乡土精神的基本认同出发，塑造了许多富有浓郁乡土精神的乡村人物形象。比如孟祥英、金桂、潘永福、陈秉正等都是集勤劳朴实与聪明智慧于一身的乡土精神的代表；以李有才为代表的“小字辈”们则浓缩了中国农民不惧艰苦、豁达开朗的乐天性格；而在农村解放和历次变革的过程中，
小二黑、小芹、小福、铁锁、冷元、白狗、金虎、铁蛋等新一代农民身上也凝聚了农民淳朴的驱恶向善、追求自由的本质力量。对这些农民与生俱来的乡土精神的讴歌和赞美，表达了赵树理对农民文化的基本肯定和认同。
农民从个体生产者的视野出发，对善恶美丑的价值判断常以其切身利益是否遭到侵害为标准。赵树理在他的小说中，也认同了农民的这一思维逻辑。如《李有才板话》尽管描写的是在减租减息运动中,“老”“小”字辈逐渐觉醒并团结起来和欺压他们的地主阎恒元作斗争的故事，但小说的重点却放在揭露危害农民利益的各式人物身上：苟延残喘、狡猾无比的地主阎恒元及其爪牙，腐化变质的青年干部陈小元，不深入农民生活、只看表面的主观主义干部章工作员等。这正是赵树理完全自觉地站在农民这一立场上做出的价值判断。
三、对农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自觉追求
赵树理小说之所以深受农民的欢迎主要是他的小说适合农民阅读。他把自己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定为农民，他立志为农民创作。他说他并“不想上文坛”“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步地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向。”[4](P19)他在写作时总是不忘:“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想给农村中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他用农民所喜欢的艺术形式创作小说。于是他对民间传统的艺术形式
进行改造，正如钱理在《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所说:“他对中国以说唱文学为基础的传统小说的结构方式、叙述方式、表现手段进行了扬弃和改造，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现代小说形式。”[5](P485)这种新评书体小说在艺术上我们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特征。
(一)情节完整，故事性强。赵树理小说往往以完整的故事情节吸引读者阅读。小说《求雨》在这方面比较典型。《求
50
. All Rights Reserved.
雨》主旨是破除封建迷信思想。故事的起因是土改后的金斗坪遇上了大旱，封建迷信思想代表——
—老贫农于天佑首先想到的是用传统的方法——
—去龙王庙敲钟“求雨”，而党支部书记于长水则带领众开渠引水，积极抗旱。故事一开始，求雨的钟声回荡在开渠引水的众心头，使开渠引水的众信心有些动摇。于长水带领党团员排除外界干扰，加快引水渠建设工程,“求雨人”看到眼前实实在在的水渠，又回到开渠工地。紧接着，开渠工作受到挫折——
—
龙王庙下的石崖挡住了水渠，这时一部分人又在求雨的钟声里走回龙王庙。关键时候党支书于长水集众智慧，用在石崖半腰架木槽的方法成功地引来渠水，而龙王庙敲钟“求雨”最终不见效果。此时“老迷信”于天佑在事实面前抛弃了封建迷信思想，在对龙王爷说声“请原谅”后离开了龙王庙。这个故事不长，但情节完整，曲折动人。
(二)喜剧性的大团圆。大团圆是中国老百姓传统的欣赏习惯，赵树理深黯此道。除《催粮差》、《刘二和与王继圣》、《金字》等少数作品外，其他小说基本上都满足农民兄弟这一审美愿望。赵树理的小说的“大团圆”契合着时代的脚步，通过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而后迎来一个喜剧性“大团圆”。如赵树理成名作《小二黑结婚》，是这类作品代表。其实《小二黑结婚》的创作原型是一个真实的悲剧事件：左权县一位俊俏村姑智祥英，为争取婚姻自主，与民兵小队长岳东至自由恋爱，遭到村长等人的阻挠、迫害，村长等人以“腐化”为名，斗争岳东至，最后，竟把岳冬至活活打死。赵树理在他的创作理念指导下，毅然将这一悲剧改写为喜剧，让小芹和小二黑在边区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勇敢地冲破一切阻挠，终于摘得了自由恋爱的果实——
—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的结局使小说具有强烈的喜剧彩。
(三)承传统、创规范。中国古代章回小说、民间故事和戏曲等作品中，常给人物取“绰号”。所谓绰号，是给人物在正名之外另取一个最能形象、生动地概括出人物某方面性格或特征，起到画龙点睛效果的
外号。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水浒传》。梁山泊108个好汉，每个人物都有绰号。有些绰号，如“黑旋风李逵”“智多星吴用”“浪里白条张顺”不仅鲜明形象地反映人物的性格，同时已成了具有这些性格的某类人的喻称。赵树理批判地继承了这一手法，在作品中成功地运用“绰号”刻画人物形象，如《三里湾》中,“翻得高”这个绰号，把村长“范登高”利用职权、侵占革命果实而冒尖发财的优越感和得意神态生动地概括了出来;“铁算盘”这个外号，则把中农马有余斤斤计较、处处为自己盘算的性格刻画揭示得入木三分。此外,“二诸葛”“常有理”“小腿疼”“于天佑”等外号的“写意传神”作用都得到较好的体现。
江汉油田
赵树理常说如果作品的语言不为读者接受，很难吸引读者进一步阅读、欣赏。赵树理小说的语言无论句子的结构，词语的选择抑或语言的腔调，他都从农民众的语言习惯出发，以众愿意看、看得明白，听得懂、喜欢听为标准，完全摈弃当时颇流行的欧化句法，避免了文人腔、学生腔。为了使全中国的农民众都看得懂自己的小说，赵树理尽量避免使用生僻的方言词,“地方土话是作品中的‘拦路虎’”,“我一向主张作品尽可能地不用地方土话，如果为了刻画人物性格，非用不可，那时必须作到：不加注释，普通人一看就明白。”[1](P407)赵树理努力运用当时“国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对自己的创作语言进行规范,“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中第一次使用了较为规范的北方农民语言。”[6](P56)并成功地将农民众的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赵树理“驾驭人民大众的口语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步”。[7](P706)
参考文献:
[1]董大中.赵树理年谱[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
[2]赵树理.赵树理全集(第4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
[3]董大中.赵树理研究文集(下卷)[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
[4]黄修已.赵树理研究资料[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5.
[5]钱理.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猴耳环[6]李恒田.赵树理与中国小说观念[J].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4).
[7]赵遐秋.曾庆瑞.中国现代小说史(下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王占峰]
51
. All Rights Reserved.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