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海琴
【摘 要】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不仅是对世界性文化思潮的热烈回应，而且也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日益政治化倾向的有力反拨。“重写文学史”专栏提出以“审美的”“历史的”标准去评价作家作品，虽然在实践中并没有完全实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给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同时对现当代文学学科常态化发展仍有积极的推动作用。%The idea of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which was flourishing in the 1980s', is not only a warm re-sponse to the world cultural ideological trend , but also a powerful blow to the increasing politicized tendenc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column proposes that the evaluation of writers be based on “aesthetic beauty” and“historic standard”.It is no denying that this idea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and positively promotes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l arts . 风湿骨痛宁胶囊【期刊名称】《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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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卷),期】2015(000)004
【总页数】4页(P49-52)
孙黄田
【关键词】重写文学史;历史语境;审美的;历史的;学科建制
【作 者】毛海琴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安 710062
【正文语种】轻骑兵m7中 文
【中图分类】I209
20世纪80年代末期，“重写文学史”思潮一度成为学术热点。作为一个极有冲击力的学术命题，牵涉到文学、历史，尤其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等若干问题的重新认识，也牵涉到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的走向与重新定位。现在我们重新反观“重写文学史”这一话题提出时的文化语境及相关问题，会发现“重写文学史”并没有因专栏及讨论的结束而终结，因而仍然应当成为我们当今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历史语境下的“重写文学史”
1988年，《上海文论》推出“重写文学史”专栏，其倡导者陈思和、王晓明提出:“开设这个专栏，是为了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目的在于探讨文学史研究多元化的可能性。”［1］专栏发表了四十多篇对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流派及思潮的论文，因涉及范围较广，尤其是对十七年文学、“”文学的重评，很大程度上造成对既有秩序的冲击，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
对这一学术思潮的考察必须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重写文学史”的倡导者陈思和认为:“重写文学史确实不是什么理论话题，而是一个历史事件，是在80年代语境中生成发展的。”［2］毋庸置疑，陈思和所指的历史语境，正包含了20世纪末期西方的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二战后，西方文艺界掀起了重新认识及评价文艺作品的浪潮，提倡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平民化”，要求作品“去深度、去历史”，不再热衷于严肃或完整的历史，而是追求“碎片”“拼贴”，表达对既有秩序的不满。在文学思潮方面，自然表达出对文学史某些定论的反感，尤其是期望对通俗文学重新认识的诉求。“重写文学史”专栏对这一命题的提出，自然摆脱不了世界性文化思潮的影响，但是更大程度上是受我国20世纪80年代特殊语境的影响。
“重写文学史”更多的是指“新时期以来人们对于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的再认识”，［3］71也就是说“重写文学史”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不再泛指对于古今中外任何文学史的重写，而是特指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的重写。不可否认，重写文学史的发生，蕴含着当时复杂的社会因素。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在各界展开，学术界早已对日益僵化的文学史表示不满，为“重写文学史”提供了历史的可能。王晓明曾在《刺丛里的求索》中表达了这种不满:“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复写现象就分明越来越多，复写的精度也越来越高，不但文学史的整体框架，就连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也都是大同小异，甚至字句都差不多。”［4］238不只是这一口号的提倡者意识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史亟待修正，可以说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所以，王晓明将重写文学史追溯到1985年万寿寺会议中，陈平原、钱理和黄子平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概念上。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界的解放确实给学术领域带来了宽松活跃的气氛，积弊已久的文学的僵化局面，在新的氛围下有了改革的可能，也出现了新的实绩。 另一方面，虽然学术领域较之以往是相对宽松活跃的气氛，却仍然一时不能完全摆脱人们多年来“左”的思维模式，于是倡导者极力为这一极具颠覆性的主张寻合理依据。在“重写文学史”的提倡者那里，否定原来的文学史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但是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
他们采用了非常具有策略性的提法，以减轻各方面尤其是政治上的压力。
首先，他们认为对文学史的“重写”具有必然性、恒常性。“从道理上讲，我们自己每天都有变化，对人生也好，对文学也好，我们的认识都会发展，只要你的思维尚未终止，你对世界，包括过去的文学，就总会有新的理解，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5］这样的论述淡去了浓重的意识形态彩，为文学史的重写到了适合的土壤。其次，在历史观的认同上，倾向于“今胜于昔”的观念，同时也试图调和当代性与历史性的矛盾。“因为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在发展变化的，人们总是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历史，这本来就是符合历史主义的，关键只在于人们在时间上离历史事件的具体愈远，往往对历史事件的真实面目看得更客观，更全面……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性与历史性是不矛盾的。”［5］事实上，真相并不一定会因为远离历史而浮出水面，却会因历史的久远而更加模糊。然而试图通过当代性也同样包含着历史的客观与历史意识，自然为重写文学史提供了新的合法性。最后，在“重写文学史”的重评过程中，虽然倡导者宣称这种重写“希望能够在以下两个方面多作努力，一是以切实的材料补充或者纠正前人的疏漏或错误，二是从新的理论视角提出对新文学史的个人创见”。［1］但从重写的实绩来看，重评者似乎并不去追求对原有成果进行查缺补漏，而是试图推翻以往的公论。尤其表现在重评的文本主要集中在对左翼文学、十七年文
李克农将军学及文学的反感与否定。究其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及文学理论都是围绕着“文艺服从政治”这条主线进行的，也正是对这一方针的完全贯彻，才导致了人们日益僵化的研究方法与学术思维。而这些在旧格局下的经典作品，如“赵树理方向”“柳青现象”茅盾的《子夜》等，自然已经积累了人们足够的反感，成为了重写文学史的重点重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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