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在1922年的北京⼤学讲义风潮，只是北⼤校史上不⼤不⼩的⼀个插曲，它所牵涉到的，却是中国现代史上颇为重要的⼀些⼈物：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李⼤钊、鲁迅、周作⼈、钱⽞同、顾孟余、谭熙鸿、陈惺农、杨廉、黄⽇葵、冯省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沧桑，回过头来对这⼀事件进⾏重新解读和再度还原，依然有着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北⼤讲义风潮的爆发
1917年1⽉9⽇，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学校长之演说》中，专门谈到了讲义问题：“予到校视事仅数⽇，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事：⼀⽈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深学问，⾃与中学、⾼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提纲，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授，或⾃⾏参考学有⼼得，能裨实⽤。⼆⽈添购书籍。……”（2） 1918年9⽉20⽇，时任北京⼤学⽂科学长的陈独秀，在开学典礼上更加明确地提出“废讲义”的建议，理由是：“讲义本不⾜以尽学理，⽽学者恃有讲义，或者惰于听讲。”只是由于北⼤当时的⽋薪⽋费现象并不严重，“废讲义”之事才没有被列⼊议事⽇程。
有关资料显⽰：由于北京⼤学是全国第⼀所也是当时唯⼀的⼀所综合性国⽴⼤学，北京政府教育部每⽉
⾜额拨付经费75万元，校⽅对学⽣也尽量补贴，当年的北⼤学⽣每⼈每学期只缴纳10元钱学费，⽐其它私⽴⼤学和教会⼤学——如燕京⼤学学费55元——要低得多。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等教育从北京⼤学开始⾛向平民化，⽆论学⽣来⾃天南海北、和城市乡村，只要考试合格就可以被录取，北⼤校园⾥也因此出现了许多穷学⽣。1917年蔡元培任校长后，⼜极⼒提倡“教授治校”的民主理念，学校重⼤事务⼀概由教授会和评议会投票决定。兼容并包的北京⼤学⼀时间⽣机勃勃、蒸蒸⽇上。
只可惜好景不长，到了1922年，北⼤各⾼校的⽋费⽋薪现象已经⾮常严重，国⽴⼋校教职员为此专门选举代表组成联席会议，负责向中央政府交涉索薪事宜。1922年9⽉11⽇，国⽴⼋校校长因教育经费没有着落，共同发表辞职宣⾔，北⼤校长蔡元培还以个⼈名义另⾏发表《蔡元培启事》：“⾃九⽉⼗⼀⽇起，元培与国⽴北京⼤学脱离关系，凡北⼤⼀时不能停⽌之事务，概请蒋梦麟总务长酌量办理，俟政府派定继任校长，即由蒋总务长克期交代。”（3）胃蝇
李宝健北⼤教务长胡适，在1922年9⽉11⽇的⽇记中，记录了⾃⼰的所见所闻：“今天上午⼋校校长会议，多数还是要和学校脱离关系。蔡先⽣劝阻不住，就全体辞职了。王家驹（法专）、李建勋（北⾼）主张最⼒；他们⼤概还想唱唱戏，我们也只好洗⽿等着！”（4）
1922年9⽉21⽇，蔡元培领衔与许寿裳、李建勋、周颂声、王家驹、吴宗栻、俞同奎、郑锦联名发表《北京国⽴⼋校校务讨论会启事》：“前因教育经费积⽋五个⽉以上，迭经呼吁，未有效果，除呈请辞
职外，曾宣⾔不负责任，兹已由政府拨给两个⽉费，并允于本⽉三⼗号以前，再发半个⽉，敞会同⼈为尊重学⽣学业起见，不得不勉⼒维持，亟图开学。⾃本⽉⼆⼗⼀⽇起，已照常到校供职。”（5）
⼀场牵涉到整个北京学界的⼤风潮，⾄此告⼀段落。
1922年10⽉12⽇，北京⼤学新学年开学，由评议会通过的征收讲义费决议付诸实施。10⽉18⽇出版的《北京⼤学⽇刊》，还刊登有朱希祖、王世杰、沈⼠远、丁西林、李书华、沈兼⼠、周鲠⽣等评议会成员联名写给蔡元培的来信连同蔡元培的回信。前者建议：“本校讲义印刷费，岁达⼀万余元；然图书扩充费，为数极微。现在学校既决定收纳讲义费，我们为学校计，为学⽣计，谨向先⽣提议，将所收讲义费，尽数拨归图书馆⽀出，……将来学校图书充⾜，学⽣外国⽂程度增⾼，即可完全废除讲义。”后者表⽰：“此次征收讲义费，⼀⽅⾯为学⽣恃有讲义，往往有听讲时全不注意，及平时竟不⽤功，但于考试时急读讲义等流弊，故特令费由⼰出，以⽰限制。⼀⽅⾯则因购书⽆费，于讲义未废以前，即以所收讲义费为补助购书之款。⾄所印⼩券，不照他校之规定每学期讲义费若⼲者，取其有购否⾃由之⽅便。彼等若能笔记，尽可舍讲义⽽不购也。”
有道是⼀波未平⼀波⼜起，这份《⽇刊》还没有来得及与读者见⾯，新的学潮就突然爆发，从⽽引起蔡元培的再度辞职。据蔡元培在“辞职呈⽂”中介绍：“本⽉⼗七⽇下午，有学⽣数⼗⼈拥⾄会计课，对于职员肆⼝谩骂，并加恫吓。及元培闻风到校，该⽣等业已散去。⼗⼋⽇晨复有学⽣数⼗⼈，拥
⾄校长室，要求⽴将讲义费废⽌，复经详为解释，⽽该⽣等始终不受理喻。复有教职员多⼈出⽽劝解，该⽣等威迫狂号，秩序荡然。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学府学⽣，殊可惋惜。废置讲义费事⼩，⽽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涓涓之⽔，将成江河，风⽓所⾄，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念及此，实为痛⼼。……”（6）
另据蒋梦麟事后回忆，蔡元培“在红楼门⼝挥拳作势，怒⽬⼤声说：‘我给你们决⽃’！包围先⽣的学⽣们纷纷后退。
”（7）
蔡元培于10⽉18⽇辞职离校后，北⼤教务会议在教务长胡适缺席的情况下形成三项决议：⼀、学⽣冯省三唆使在场外学⽣⼊室殴打，按照校章第四⼗六条规定，应即除名。⼆、相关教员继续授课。三、要求本校全体学⽣于本星期内各以书⾯向系主任声明曾否与闻。
10⽉19⽇，北⼤最⾼决策机构校务评议会正式承认教务会议形成的三项决议。北⼤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远、图书馆主任李⼤钊、出版部主任李⾟⽩、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分别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离校。北⼤全体职员发布《暂时停⽌职务宣⾔》，《北京⼤学⽇刊》也于当⽇宣告⾃明⽇起停⽌出版。
蔡元培的断然辞职，令北⼤学⽣⼤为震惊。据《京报》报道，10⽉19⽇，北⼤“遂陷于停课状态之中。除预科由主任丁燮林之布告及第⼆院理本科各系要求教员照常上课外，其余第⼀、三两院⽂理本科各系学⽣均因职员停⽌办公，教室锁闭，未得受课。”上千名北⼤学⽣于上午九时在第三院⼤讲堂开全体⼤会，讨论维持办法。“⼀时主张挽留蔡⽒者与反对挽留蔡⽒者争辩颇烈。”反对派学⽣“极认蔡校长毫⽆辞职之必要，极认吾等⽆表⽰挽留之必要。且蔡⽒即辞，对于课务亦[不]应⽴即恝置不理，任职员宣告停公，⽽置吾辈学业于不顾。”
⾯对突发事件，北⼤学⽣中的中共地下党员杨廉、黄⽇葵等⼈发挥了很⼤的影响⼒。他们先是以学⽣代表⾝份与教员代表何基鸿教授⼀同到蔡元培住宅表⽰挽留。在蔡元培已经离家前往西⼭的情况下，他们⼜赶赴教育部谒见教育次长马叙伦，并把“前⽇暴烈举动之发难者⼆⼈姓名开⽰马⽒”。杨廉等⼈从教育部回校后，从何基鸿教授处得知，教育部长汤尔和会同北⼤总务长蒋梦麟，已经通过电话劝说蔡元培当晚回城，便于下午四时再次召开学⽣⼤会并发表《学⽣挽留蔡校长宣⾔》：“北⼤是最⾼的学府，蔡先⽣是教育界的领袖，他的道德学问，⼤为中外⼈⼠所推许，我们也是⼀致爱戴的。这次征收讲义费，系经评议会议决，取消讲义费也须⽤适当的⼿续。……我们⼤多数固然赞成废⽌讲义费，然⽽激烈⾏为，却绝对不能承认。……为保存最⾼学府计，⼀致决议挽留我们平⽇所信仰的蔡校长，如有再⾏捣乱者，誓当全体⼀致驱逐败类。”（8）
⼆、平息讲义风潮的胡适
讲义风潮爆发时，北⼤教务长胡适正在济南参加第⼋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据1922年10⽉18⽇胡适⽇记介绍：“回寓得两电报，……⼀是教务处来的，‘为讲义费哄闹，校长以下皆辞职，请速回京。’我本不预备明天⾛，现在出了这个⼤岔⼦，只好收拾⾏李，明天⾛了。”（9）
在10⽉20⽇⽇记中，胡适记录了⾃⼰为平息学潮所做的种种努⼒：
昨晚阅各种关于北⼤学潮的⽂件，略知风潮的⼤概。今早孟余来谈；孟余为当⽇在场解围之⼈，谈此事很清楚。蔡先⽣辞呈中，说此事只有数⼗⼈；其实当⽇为⾸者虽⼏⼗⼈，⽽附和者实有⼏百⼈；其中虽有多数是来看热闹的，然⼤家拥护不肯⾛散，遂使当⽇秩序⼤乱。孟余从第三院赶来，签字担任讲义费事，⼤家⽅才散去。（蔡先⽣先已允签字，说三⽇内不收费，如评议会议决仍须收费，则此三⽇的费，由他担任。学⽣仍不散去，定要他⽴即答应废⽌。蔡先⽣⼤怒，遂把字条撕了。孟余不知蔡先⽣担任的只是三⽇的费，遂答应签字，允为提出评议会，如评议会仍须征费，则以后的讲义费由孟余担任。）……
我于⼗⼆点到校，校中⽆⼈。遂到梦麟处吃饭。
我于⼗⼆点到校，校中⽆⼈。遂到梦麟处吃饭。
⼀时半到校，见着学⽣⼲事会代表黄⽇葵、杨廉；见着抚五、幼渔、罗惠侨、孟和。
四时，开教务、总务联席会议，到者⼗余⼈，我主席。我本是抱了许多调解的希望来的；开会之后，始知⼤家意见趋于极端；……
对于北⼤学⽣来说，最不能够接受的是“于本星期内各以书⾯向系主任声明”曾否与闻的⼈⼈过关。胡适对此也是不予赞成的，他⼀⽅⾯和陈惺农合作，在《教务会议布告》中对这⼀条款进⾏补充解释，同时⼜在双⽅当事⼈之间进⾏调和劝解：“散会后，我⼀⼈独留，与⾕锡五办布告事。学⽣⼲事杨廉、来焕⽂、黄⽇葵、张维周等来见，我⼜告诉他们，‘⼤学的危机，悬于⼀发；此⼀条若不能执⾏，则⼤学必致破坏不可收拾。⼤学只有此⼀条⽣路，⽽这⼀条⽣路全在你们的⾝上。’他们也明⽩此意了，遂在教务长室谈话，讨论办法。我到蔡先⽣家吃饭，孟余也在，谈了很久。教务处书记陈政有电话来，说学⽣⼲事会明天⼋点开会，要我出席演说，我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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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0⽉22⽇是星期⽇，胡适不仅⾃⼰为平息学潮奔⾛忙碌，⽽且动员妻⼦江冬秀与⾃⼰⼀起⾏动：“与冬秀到⼥⽣宿舍访舍临钟先⽣，不遇，访李泰棻。下午，学⽣代表五⼈，把签名簿送来，已签得⼆千四百⼋⼗七⼈。内有重复的，⼤概已有⼆千⼈。我打电话给蔡先⽣，他说，‘如果明天评议会认为满意，我也认为满意了。’”（10）
正是在教务长胡适与诸多教授、学⽣的精诚合作和积极斡旋下，学校当局与学⽣之间各有让步并达成妥协：蔡元培收回辞呈，讲义费暂缓收取。
1922年10⽉25⽇下午4时，回校复职的蔡元培在师⽣⼤会上发表演说：“我这⼀回的辞职，有多数的⼈都说我‘⼩题⼤做’。但是我对于⼗⼋⽇的暴举，实在看得很重⼤。……我还记得⼆⼗年前⾰命主义宣传最盛的时候，学⽣都怀着⾰命的思想，跃跃欲试，就在学校⾥⾯试验起来。……他的导⽕线都很简单，⼤半为记分不公平或饭菜不好等⼩问题，反对⼀个教员或⼀个庶务员，后来迁于全体教职员，闹到散学。……现在政治上的失望与改⾰的热诚，激动⼈的神经，⼜与⼆三⼗年前差不多了。学⽣在学校⾥⾯要试验⾰命的⼿段⼜有点开端了。我希望有知识的⼤学⽣，狠要细⼼检点。
”（11）
胡适继蔡元培之后第⼆个发表演说，说是“清末学⽣颇喜闹风潮，但彼时之风潮，⽐现在光荣得多，盖其时闹风潮之学⽣，不徒破坏，⽽能建设，如中国公学，震旦⼤学，南洋公学等等风潮皆是。……劝告诸君从学校建设⽅⾯着想，慎勿因细⼩事故不便于⾃⼰，便尔骚动，则学校基础愈见稳固。”
继胡适之后，北⼤校内的国民党要员蒋梦麟和共产党领袖⼈物谭熙鸿、李⼤钊等⼈也各有演说。李⼤钊在演说中“⾸述幼在天津北洋法政学校闹过‘酱油风潮之历史’，结果学⽣得胜，学校规则遂成具⽂。今次北⼤风潮不然，马上闹成，马上解决，不特校风未因此破坏，反⽽因此振作起来。”（12）
到了1923年12⽉30⽇，李⼤钊在母校直⾪法政专门学校18周年纪念⽇庆祝会上发表演说《⼗⼋年来的回顾》，再⼀次谈到“酱油风潮”：“这个风潮是因甚么所起呢？……有浙江同学杨君，年纪很轻，都
在⾷堂上⽤饭的时候，他要⽤点酱油，唤厨⼦不答应，他就⽤筷⼦敲饭桶。斋务长李先⽣把杨君责斥了⼏句，杨君年纪本⼩就哭起来了。……斋务长看见学⽣开会，恐怕有政治上运动，⾛告黎监督，黎监督也不问所以，往藩台臬衙门去报告，带来许多的兵把学校围住。……风潮影响于我校是很⼤的，是很恶的！早先斋舍整理的很好，秩序很整齐，经了这次风潮以后，都变坏了。……希望我们的同学，以后不要以⼩故⽽起绝⼤的争端。倘若遇见这样事情，务请和平解决才对。”（13）
胡适是当⾯批评蔡元培“⼩题⼤做”的代表⼈物。理由很简单，他在美国留学时接受过民主议事程序的正规训练，掌握了最为⽂明也最为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议事程序和谈判规则。早在这⼀年的5⽉13⽇，刚刚担任北⼤教务长15天的胡适，就成功地平息过⼀次类似学潮：“为不缴费不准考试事，有不良分⼦的煽动，要去和代总务长沈⼠远为难，有许多⼈乱喊‘打沈⼠远！’（今⽇墙上遍贴谩骂⼠远的条⼦。）我恰在教务长室，出去招呼他们，向他们演说⼏分钟，把昨⽇教务处决议调停的办法告诉他们，准他们先考，但⽉底不缴费者，成绩⽆效。他们认为满意，才渐渐散去。其实我昨晚曾⼒劝⼠远于今早布告，他⼀定要等到下午，故⼏乎闹出事来。若我不在校园，他们万⼀闹出事来，就不容易收拾了。”（14）
在1922年10⽉23⽇的胡适⽇记中，还记录有他与蔡元培、蒋梦麟、沈⼠远、李⼤钊等⼈的严重分歧：
到六味斋，蔡先⽣邀吃饭。席上是梦麟、⼠远、守常、⾟⽩、汉叔诸⼈，都是辞职的。蔡先⽣劝他们
⼀齐复职，因为今天下午四时评议会（我没有到）认学⽣签名为满意，推举代表五⼈去请校长复职，校长已允了。
我主张学⽣应组织⾃治会，以各班代表为众议院；以每系⼀⼈（⼗三系，甲⼄部预科，共⼗五⼈）及每年级⼀⼈（六年），共21⼈组织参议院。梦麟反对此议，怕学⽣被⼈利⽤，⼜怕学⽣捣乱。他说，“⽆论如何，请你这个时候不要谈学⽣会，过了年再说罢！”这种⼼理，我真不懂得。
学⽣会，过了年再说罢！”这种⼼理，我真不懂得。
他们总相信此次风潮有外⼈煽动：有疑杨度的，有疑⾼师或法专的。我最反对这种“疑⼼⽣暗⿁”的话。今晚席上，他们⼜谈及此话。我问，“你们有什么证据？”蔡先⽣说，“有⼈报告，当⽇（19⽇）操场分队表决时，反对挽留校长的⼀派只有七⼋⼗⼈，其中多有⼤家不认得的⼈，有认得其中有⾼师学⽣的。⼜开会时，有学⽣裤腿上有长线的；有⼈问他们那⼀系，那⼈竟不知什么叫做系。除⾮这种报告不可靠，我们就不得不疑⼼了。”我说，第⼀要问报告的⼈是否可靠。第⼆，学⽣不认得本校同学，是平常的事；昨⽇冯省三在我家，⽽学⽣⼲事会代表汪翰等竟不认得他。第三，裤腿上有线，那也许是穷学⽣穿着中学时代的制服。总之，这种证据是不充分的，我们不当轻信这种谣⾔，以⾃宽解。（15）
胡适毕竟是回国不久且⽆党⽆派的⾃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社会的党派之争并不⼗分了解。他的这番话，
只能有部分的道理。事实上，当年的北京学界特别是北京⼤学，⼀直是各党各派展开没有硝烟的较量⽃争的重要战场。早在五四运动发⽣后不久，孙中⼭就亲⾃给北⼤代理校长蒋梦麟写信，要他“率领三千⼦弟，助我⾰命”。北⼤教授中的蔡元培、蒋梦麟、顾孟余、陈惺农、马叙伦、沈尹默、沈⼠远、马幼渔等⼈，都是国民党的⾼层⼈物。北⼤师⽣中的李⼤钊、谭熙鸿、杨廉、黄⽇葵等⼈，更是中国共产党创始期的地下党员。直到事过境迁的1931年3⽉31⽇，胡适才明⽩⾃⼰在平息北⼤讲义风潮的过程中，已经与还没有实现国共合作的中共党员之间，进⾏过⼀次精诚合作：“杨四穆来谈。四穆名廉，在北⼤时曾作学⽣领袖。⼗⼀⼆年之间，他是共产党员。⼗⼀年⼗⽉的北⼤‘讲义风潮’，他很出⼒帮我收拾风潮。那时候共产党是爱护学校的。⼗⼆年蔡先⽣为彭允彝事去职，共产党便欲借此⼤举，⼀⾯要五路⼯⼈罢⼯，⼀⾯在第三院请客，谭熙鸿与四穆皆在座，共产党中⾸领便提议国民政府如何组织法了！他说⼗五年‘三⼀⼋’⼀案也是共产党故意闹出来的。段宅卫兵开，适中其计。”（16）
在平息讲义风潮过程中⽴下头功的胡适，还是学校当局中最能体察学⽣中的不满情绪和合理诉求的⼀位。在他的⽇记⾥，就记录有⼀封学⽣来信，其中介绍了流传在学⽣中间的两⾸歌谣。第⼀⾸是：“前！前！前！前！勿摇旗呐喊！牺牲了多少光阴和⾦钱，究竟谁露脸？⼤学⼤学，请愿罢教是‘铺拉匪⾊’的密诀。话⼉总说的是不错，但谁管那⼀⽇⼗年，挑挞城阙？”第⼆⾸是：“许你们遍⼭放⽕，不许咱们夜⾥点灯。岂知⼩妹便是穿着⼤鞋！培之载之，培者倾。
”（17）
三、讲义风潮中的冯省三
关于讲义风潮中被校⽅除名的冯省三，胡适在1922年10⽉22⽇⽇记中另有记录：“因此次⽽被开除的学⽣冯省三来；他是⼭东⼈，世界语学会的⼲事，是⼀个⽆政府党。他⾃认当⽇确曾说‘⼤家到会计课去把讲义券烧了！’⼜曾
说，‘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件事解决了！’但到了末了，他要求我准他回校作旁听⽣！我劝他作好汉要作到底，不要对我们作什么请求了。”
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还收录有冯省三于1922年11⽉25⽇写给胡适的⼀封信，抄录如下：
适之先⽣：随行夹具
这次北⼤的学潮⾄今⽇算已完全结束了。但我盼望北⼤全体勿以此次治标的、暂时的⽽且是表⾯的结束便认为⼼满意⾜：原来还得要着眼到那治本的、永远的、实质上的改⾰——not reform，but revolution[不是改良，⽽是⾰命]。……中国的普通⼀般⼈的习惯：看惯了温良恭让的⼈，⼀见那刚毅⽊讷者便觉得他⽪[脾]⽓不好，⼀见那热⾎满腔的，勇敢的，敢⼲的，牺牲的⼈便觉得他是，捣乱，甚⽽讥他是有神经病，诋他是有其他的作⽤。……听说蔡先⽣⼜回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我盼
望北⼤当局，是后要研究……那天（⼗⼋）请愿是否、捣乱？如真是者，则研究为什么学校给他们以、捣乱的机会？——如社会上之饥寒交迫⽽以性命作孤注之强盗，政府幸勿专恃法律之威权⽽监禁之，毙之，要探究其作强盗之真因。⽽把这真因设法铲除之（治本），不必凶凶然作威作福的惩罚⼈（治标）。……最后我要求⼀件事，我要⼊⼈艺社戏剧专校，或明年考⾼师，转⼤学，北⼤可否将我的预科毕业⽂凭发下？……但盼望胡先⽣帮助我，恤怜我，不然我因除名于北⼤，遂连其他的学校也失掉进去的资格，那未免太可怜了。（18）
冯省三当时是预科法⽂班的学⽣。没有毕业却偏要领取毕业证，本⾝就是颇为典型的⽆政府主义⾔⾏。他把所谓“治本的、永远的、实质上的改⾰”也就极端意义上的暴⼒⾰命奉为唯⼀正确的绝对真理，正是当年极其时髦的⽆政府主义⾰命理论。然⽽，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苏联社会主义的彻底⽡解和中国社会的改⾰开放，充分说明“治本的、永远的、实质上的改⾰”是根本不存在的，⼀个正常状态下的国家社会，所需要的是循序渐进且永⽆⽌境的建设性变改，⽽不是⼀次⼜⼀次极具破坏性的暴⼒⾰命。
从根本上说，⽆论是学⽣还是强盗，都是精神⽣命体的主体个⼈，应该也必须⾃⼰为⾃⼰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学校和政府⽆⾮是主体个⼈或异化个⼈的衍⽣体和集合体，是每⼀位个⼈联合起来造就了学校和政府，⽽不是学校和政府造就了每⼀位个⼈。学⽣或强盗因“凶凶然”的“、捣乱”⽽受到“凶凶然”的“惩罚”，正是学校或政府的正当作为。即使是⼀个坏的学校和坏的政府，也应该由负责任的个
⼈联合起来采取负责任的⽅式予以改造，⽽不是由不负责任或不知道承担责任的异化个⼈，采取“凶凶然”的“、捣乱”予以“根本”性的败坏。冯省三恰恰就是这样⼀个不知道承担责任的北⼤学⽣，他的提问显然是⼀种损害了对⽅还要让对⽅低头认罪并承担责任的强词夺理。通过这种本末倒置的强词夺理，冯省三所表现出来的，其实是被⽯头绊倒却偏要骂⽯头绊⼈的学步稚童的低智商。
三所表现出来的，其实是被⽯头绊倒却偏要骂⽯头绊⼈的学步稚童的低智商。
在这次讲义风潮中，周作⼈是⼀个很重要的见证⼈。据他事后在《讲义风潮》⼀⽂中回忆，⾃⼰与冯省三认识，得益于蔡元培于1922年聘请俄国盲诗⼈到北京⼤学讲授世界语课程。在此之前的1921年6⽉⾄9⽉，周作⼈在⾹⼭碧云寺养病期间⾃学了世界语。爱罗先诃经蔡元培安排住进鲁迅、周作⼈的⼋道湾家中后，周作⼈⾃然⽽然地充当起爱罗先诃的中⽂翻译。冯省三当时是北⼤学⽣中最热衷于学习世界语并且取得较好成绩的⼀位，他也因此与周⽒兄弟建⽴了联系。关于冯省三与讲义风潮，周作⼈写道：
他是北⼤法⽂系的学⽣，对于世界语却⽐法⽂还要热⼼，不久居然能写能说，是⽼师的得意弟⼦。他是⼭东⼈，个⼦很⼤，性情直爽，⼀点事便嚷起来，可是⼏句话说服了，⼜会得哭出来，爱罗先珂常⼤声说，唉唉，省三这⼤孩⼦真是没法⼦。⼤概在民国⼗四年吧，我在北⼤做讲师，有⼀回在上第四⼩时的课，看见省三也混在那⾥偷听，⼗⼀时五⼗分下课回家，次晨翻看《北⼤⽇刊》来看，说昨⽇
学⽣闹讲义风潮，为头的是冯省三，开除学籍。原来有些学⽣因为征收讲义费，准备抗争，与事务主任和校长争论甚烈，省三下课⾛去看热闹，参加说话，后来⼤家看看形势不佳，陆续退后，只剩他在最前线，成了为头的了。我觉得这事很冤枉，与教务长谈及，他也同意，但是那时他确是挤在前头，学校只能认他为⾸。不久⼴州中⼭⼤学要请世界语教员，我荐他前去，他也很愿意，可惜去了不到⼀年，就⽣猩红热死在那⾥了。（19）
这⾥的“民国⼗四年”，显然是民国⼗⼀年即1922年的误写。所谓“与教务长谈及，他也同意”，⾃然是与胡适⾯谈这件事。只是《胡适⽇记》中并没有留下与周作⼈⾯谈的记录。
查《周作⼈⽇记》，在讲义风潮爆发的前⼀天即1922年10⽉17⽇项下，有“⼗七⽇阴，学校放假，上午寄省三函”的记录。10⽉18⽇当天⼜有“上午往北⼤，……下午往燕⼤”的记录。10⽉20⽇⼜有“上午往北⼤，因讲义风潮未定不上课，午返。下午得⽞同函，夜省三、⼀鸣来”（20）的记录。
与此相印证，《吴虞⽇记》在10⽉20⽇项下写道：“午餐后，过北⼤上课，则沈尹默、沈兼⼠、马幼渔、朱希祖、周作⼈、张凤举、刘⼦庚、郑介⽯、陈某均在教授会同学⽣集议，主张暂时停课，诸⼈均署名赞成，予亦当然署名。”
在10⽉19⽇项下，吴虞另有“七时过西⽼胡同，始知昨⽇因讲义费事，风潮扩⼤，校长及各系主任，均停⽌办公。……北⼤来通告，明⽇上课”的记录。
上海
节流阀体
到了10⽉23⽇即星期⼀，吴虞⼜在⽇记中写道：“马幼渔令⼈来⾔：国⽂系教员均未上课。……⾄⼀院晤朱希祖，见⼀启云：‘迳启者：今⽇开评议会，检查学⽣声明书（学⽣⼆千四百余⼈），评议会认为满意，已派代表挽留蔡先⽣，同⼈等若⽆事实上之障碍（如讲义等），⾃明⽇起，当然照常执⾏职务，此上。敬颂⼤安。朱希祖、马裕藻上。⼆⽉⼆⼗三⽇。’”（21）
由此可知，在胡适等⼈努⼒平息学潮的同时，在教授评议会中占有明显优势并且有“某籍某系”之称的沈尹默、马幼渔等⼈，实际上是站在另⼀极端的。⽽胡适等⼈平息学潮的种种努⼒，到头来也是需要沈尹默、马幼渔等⼈来验收通过的。
四、讲义风潮的后续故事
就现有⽂献资料来看，当时正兼任北⼤讲师的教育佥事周树⼈即鲁迅，并没有直接介⼊讲义风潮。到了事情平息⼀个⽉后的1922年11⽉18⽇，他才在同乡兼学⽣孙伏园负责编辑的《晨报副刊》上发表短⽂《以⼩见⼤》，说是“北京⼤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芒硝⽕焰似的起来，⼜芒硝⽕焰似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个学⽣冯省三。这事很奇特，⼀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个⼈。倘使诚然如此，则⼀个⼈的魄⼒何其太⼤，⽽许多⼈的魄⼒⼜何其太⽆呢。”
到了1925年5⽉18⽇，与许⼴平双双卷⼊⼥师⼤风潮的鲁迅，在写给许⼴平的私⼈信件中旧事重提：“提起牺牲，就使我记起前两三年被北⼤开除的冯省三。他是闹讲义风潮之⼀⼈，后来讲义费撤去
了，却没有⼀个同学提起他。我那时曾在《晨报副刊》上做过⼀则杂感，意思是牺牲为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众就分了他的⾁，散胙。”（22）
冯省三被北京⼤学开除后，受到鲁迅、周作⼈兄弟的多⽅关照。查1923年1⽉20⽇鲁迅⽇记，有“晚爱罗先诃君与⼆弟招饮今村、井上、清⽔、丸⼭四君及我，省三亦来”的记载。1923年5⽉10⽇，鲁迅⽇记中另有“省三将出京，以五元赠⾏”的记载。5⽉25⽇，周作⼈为冯省三编写的《世界语读本》写作序⾔，于6⽉5⽇在《晨报副刊》公开发表。6⽉7⽇下午，鲁迅参加由陈空三、陈声树、冯省三等⼈发起的世界语学校筹款游艺会，鲁迅、蔡元培、爱罗先诃、周作⼈、钱⽞同连同陈空三、陈声树、冯省三等⼗⼀⼈，共同组成该校董事会。由此来看，⾝为北⼤讲义风潮的主要当事⼈，冯省三与蔡元培之间并没有因此结下私⼈仇怨。鲁迅之所以要替冯省三喊冤，⼀⽅⾯是他与冯省三较为熟识，另⼀⽅⾯是他与冯省三⼀样具有强烈的⽆政府主义倾向。借⽤鲁迅早年在《⽂化偏⾄论》中所提供的说法，他所崇拜和神往的，⼀直是不惜“⽤庸众为牺牲”，更不惜于采⽤“是⾮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的暗箱操作的既超⼈救世⼜超⼈专制的尼采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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