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教学⽬的：树⽴公民的国防意识，同时也为⼤家提供理解当前政治军事问题的⼀个⾓度。（《司马法》：“国虽⼤，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孔夫⼦⽈：“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北宋何去⾮的《何博⼠备论·汉武帝论》：“兵有所⽤……有所不⽤。”）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基本内涵
1.定义：
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的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们长期从事军事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军事思想研究的是武装⼒量建设和使⽤的原则和原理。⼤致包括：战争观（对战争的基本看法）；国防思想；作战思想；建军思想；军事哲学（对军事和战争研究的⽅法论问题）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中国古代各阶级、各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关于战争、军队等⼀系列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不同历史时期⼈们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 我国是⼀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拥有⾃⼰独特⽂化的⽂明古国，我国传统的军事⽂化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的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积累了⼤量的的战争经验，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军事家和军
事思想家，这就为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产⽣和发展准备了必要的主客观条件。同时，我国⼤⼀统、中央集权的政治传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活，以及独特的民族⽂化⼼理、道德理念等都对我国的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着重要的影响，形成了⾃⼰独特和鲜明的特点。 时间：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到1840年鸦⽚战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萌芽于夏商，形成于西周，成熟于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丰富发展于秦汉⾄明清时期。作为观念形态的军事思想，它的起源和发展⾄少有三个前提条件：⼀是⼀定数量战争经验的积累；⼆是⼈类思维能⼒达到⼀定的⽔平；三是⽂字的产⽣。思想只有以⽂字作为载体才能流传下来，有了⽂字之后，⼈类才进⼊了历史时期。中国现存最早的⽂字是商代的甲⾻⽂。⽬前还没有发现系统的商代军事著作，我们对这⼀时期军事思想的了解主要源于甲⾻⽂的记载，可以说它们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开始。
载体: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载体主要是兵书，也包括其他典籍中⼤量的论兵篇章，史书中关于军事⼈物、战争、军事制度等⽅⾯的记载。在古代，“兵”字的意思⾮常宽泛。它有兵器、军队、⼠卒、战争、军事、战⽃、战法等含义，“武事之总名也”，中国古代常常将与军事相关的知识称之为兵法等，包括治兵、⽤兵的基本原理、原则和⽅法等，所以⼈们很早就把记录有关军事和战争内容的图书称为兵书。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代兵书多达3380部，23500卷；⽬前尚存兵书2308部，18567卷。代表作：《武经七书》。最早的兵书有西周时期的《军志》、《军政》等，现存最早的是《孙⼦兵法》。
2.研究古代军事思想的现实意义2000导航
（1）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提⽰了战争的⼀般规律和⼀般指导原则，可以为我国的军事思想研究提供养料。现在我们认为军事是⼀门科学，既然是科学，它就有规律，就能为我们所认识。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有助于我们对三代领导⼈的军事思想的进⼀步理解，也可以为研究现实军事问题提供历史的材料。
（2）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造就杰出军事⼈才的必由之路。吴下阿蒙。范仲淹：“为将者不知古今，匹夫之勇”。
（3）开拓视野，⼴学益智，古为今⽤。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个智慧的宝库。管理学。⼀些⽇常⽤语，如“有备⽆患”，“知⼰知彼、百战不殆”。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由于时代与传统的因素，⼀⽅⾯仍然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另⼀⽅⾯也不可讳⾔它的历史局限性，需要我们去继承、批判、扬弃与发展。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产⽣与发展
军事思想史是军事史的⼀个部分，其任务是研究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下军事⾏动的形态以及军事思想的沿⾰和发展，提⽰过去发展的规律，探索未来的发展⽅向。马克思说，⽣产⼒决定⽣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托夫勒指出，我们制造战争的⽅式反映了我们创造财富的⽅式。恩格斯《反杜林论》。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致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见课件）。从军事史的发展分期来讲，前三阶段处于冷兵器时代，宋元以后出现了⽕器，才进⼊了冷并⽤时代。
（⼀）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8世纪（夏商西周）——产⽣时期
由⽯器时代进⼊到⾦属时代。原始社会向奴⾪社会转化。甲⾻⽂出现。⽂字的出现，代表⼈类进⼊了历史时期。
在此前的史前时代，也发⽣了⼀些战争。神农⽒伐斧燧之战，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之战，⼤禹伐三苗等等。通过这些战争，以炎黄部落为主体的华夏民族逐渐成形。军事活动需要对双⽅⼒量作客观冷静的估计，同时也需要严密的组织和计划，国家机器的雏形在战争中逐渐建⽴起来了，加速了部落联盟向国家的转化。建⽴国家，也就是建⽴国家机器，⽽军队是国家暴⼒机器最为重要的⼀部分。所以古⼈说：“国之⼤事，惟祀与戎。”
这⼀时期的主要战争有夏后启伐有扈⽒的⽢之战，商汤攻夏的鸣条之战，周武王伐商的牧野之战等。
军事上的特点：
（1）开始使⽤⾦属武器。以青铜器为主，后期开始出现铁器。从考古学的⾓度看，夏代逐渐由新⽯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夏代青铜武器还⽐较少，⼆⾥头发现了⼀些⼩⼯具和兵器，有⽮镞及⼽、戚
等。商代是我国青铜时代的⿍盛时期，全国各地都发现过商代的青铜的冶炼遗址和青铜器。在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中发掘出⼤量的青铜武器，形制已经⾮常齐全。西周已经开始向铁器时代过渡，1972年河北藁城台商代遗址铁刃铜钺。
（2）车战逐渐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恩格斯说：“起初马匹⼤概仅⽤于驾车，⾄少在军
雾霾污染
在甲⾻⽂和西周⾦⽂中，就已经有了军队编组和队形，甚⾄作战命令的记载。⼤约在公元前8世纪，我国出现了最早的军事著作《军志》、《军政》等。从其引⽂来看，其内容⼤致归纳、总结、记载了⼀些军事规律和指挥原则，类似今天的战⽃条令。如“视不相见，故为旌旗；⾔不相闻，故为⾦⿎”（指挥系统）（《孙⼦》引《军政》）。“先⼈有夺⼈之⼼，后⼈有待其
衰”（先发制⼈与后发制⼈的战术原则）（《左传》引《军志》）。
（⼆）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3世纪末（春秋战国）——迅速发展时期
春秋（BC770周平王东迁⾄BC453三家分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个⼤变化的时代，传统的史学观点，这时正是奴⾪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个⼤发展时期。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也进⼊了⼀个⼤发展时期。表现：《武经七书》中有五部在先秦。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法，
“百⼋⼗⼆家”，《汉书?艺⽂志》著录53家。时代特点：变。“春秋之中，弑君三⼗六，亡国五⼗⼆。诸侯奔⾛，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周初1800个诸侯国，春秋初尚有1200个，见于《春秋》经传者170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发展的原因：
1．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制⽣产关系出现。标志：铁器的⼤量应⽤。铁制⼯具⼤量使⽤。铁兵器的制造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平。“铸铜既难，求铁甚易”。铜铁兵器并⽤。
2.频繁的战争、技战术的进步和各国军事改⾰的兴起。
战争频繁，春秋⼤约有600多次，《左传》记载有483次。
军事改⾰。管仲、吴起、商鞅。共同的特点，注重耕战，扩⼤兵员来源，“作丘甲”。适应封建主义的步、骑作战代替了车战，军队规模扩⼤。战国七雄各有兵“名师数⼗百万”，秦有“奋击”百万，楚“带甲”百万。步兵。BC541年，晋国荀吴在与狄⼈作战时采纳魏舒的建议，“毁车以为⾏”。《左传》：“郑不车战”。BC505吴楚柏举之战，吴选“利趾”三千⼈作为前锋部队。
骑兵。BC307年，赵武陵王胡服骑射。但其实在殷墟遗址中已经发现过原始的马具，这时可能出现过⼀些个别的武装骑⼠，但成建制的骑兵部队还没有。战国的骑兵数⽬⽐较少，BC244年，李牧在编组
部队对抗匈奴时，选战车⼀千三百乘，骑⼀万三千匹，步兵五万⼈，⼸箭⼿⼗万⼈，骑兵占8%。秦军号称百万之众，但只有骑万匹。没有马鞍和马镫，骑兵的主要作战兵器是⼸弩，（快速步兵？）。
魏国武卒：1、全⾝披甲，能操作⼗⼆⽯的弩。2、⾝背五⼗⽀箭和⼀⽀⼽，头戴铁盔，腰佩短剑，带三天粮⾷，半天⾛⼀百⾥。武骑⼠：⾝⾼七尺五⼨（1.73），能在马上射箭，敢于以少击众。武车⼠：四⼗以下，⾝⾼七尺五⼨，跑步能追及快马，在奔驰中跳上战车，⼒能在车上掌握⼤旗，拉满⼋⽯⼸。
军事技术也有了很⼤的提⾼。弩，韩国的弩可射击600步。筑城和攻城技术，秦赵等国筑北⽅的长城；攻守⽤的器械增多，⽐如云梯的使⽤等，使得城市的攻防战术发展起来。
战争的规模扩⼤。BC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军动⽤兵车700乘，⼠兵21000或52500⼈；BC484年，吴齐艾陵之战，吴军四军有众⼗余万，齐军⼀战损失兵车800乘，24000⼈；
⾄春秋末期，⽤兵⼗余万⼈已属正常，《孙⼦》中屡次提到“带甲⼗万”等语。战争的时空扩⼤。以前的战争，⼀战就解决问题，到后来有打⼏个⽉的甚⾄经年不息的。赵武灵王“以20万之众攻中⼭，5年乃还”。齐相孟尝君攻楚，5年乃罢，继⽽⼜⽤兵西困秦3年。柏举之战。
3.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逐步形成。以国王为中⼼的封建集权的郡县制度代替了分封制（春秋），以
军功爵制为基础的官僚制度代替了世官世禄制。春秋时晋国已设县，后⼜在边境设郡。赵鞅：克敌者上⼤夫授县，下⼤夫授郡。
4.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繁荣。儒、道、法、墨、杂、阴阳等家皆论兵，为当时军事思想的繁荣提供了思想基础。
（1）以初步否定“天命理论”为中⼼的唯物主义思潮勃兴⽽起。孔⼦⽈：“未知⽣，焉知死”。荀⼦：“天⾏有常，不以桀存，不以纣亡。”《尉缭⼦》：“先神先⿁，我稽我智。谓之天官，⼈事⽽已。”
（2）以努⼒揭⽰事物运动特性为宗旨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崛起。兵家与道家之间的特殊关系。⽼⼦：“反者道之动”；“有⽆相漫友商城
⽣，难易相成，长短相形，⾼下相倾。”
先秦兵家认为，要造成有利的作战态势，掌握战场主动权，在作战指挥上⾸先要解决战术上的奇正变化运⽤问题，“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败者，奇正是也”（《孙⼦·势篇》）。既重视正确地配置和使⽤兵⼒，“以正合，以奇胜”（同上）；“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尉缭⼦·勒卒令》）。更重视⾼明地选择和运⽤战术，“奇正相⽣”、“奇正相变”。其次是要贯彻“避实击虚”的原则。表现为在对攻击⽬标、攻击⽅向的选择上，是要避开敌⼈的强点，攻击敌⼈虚弱但却是性命攸关
的关键部位，从根本上调动和制服敌⼈。这⽤孙⼦的话说，是“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必固者，守其所不攻
也”（《孙⼦·虚实篇》）；⽤《吴⼦》话讲，是“⽤兵必须审敌虚实⽽趋其危”（《料敌》）；⽤《孙膑兵法》话说，是“必攻不守”（《威王问》）；⽤《管⼦》话说，则是“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制分》）。在对攻击时机的把握上，是要避免马上同强敌作正⾯交锋，待运⽤各种⼿段使敌⼠⽓⽡解后，再乘虚蹈隙，⼀举破敌，“善⽤兵者，避其锐⽓，击其惰归”（《孙⼦·军争篇》）；“凡战，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倦劳，避其闲窕；击其⼤惧，避其⼩惧”（《司马法·严位》）。
（3）以重民尚德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有发展。孟⼦：“民为贵、君为轻。”民本主义思想。
军事思想：主观与客观，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主要兵书。军事思想的主要特点：
（1）形成较完整的战争观。儒家倡导“义战”，“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墨家主张兼爱⾮攻，区分诛⽆道与攻⽆罪；道家认为兵凶战危，“兵者不祥之器”等等。兵家作为与诸⼦百家并列的⼀个思想流派，既看到了战争带来的破坏，“⾃古兵家⾮好战”，同时也看到了战争的进步意义。《六韬》：“天下⾮⼀⼈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尉缭⼦》：“兵者，所以诛禁不义也。”
（2）提出了若⼲普遍的战争指导原则。《孙⼦》：反对不可知论；注重⼈事，反对“取于
⿁神”、“象于事”、“验于度”，“胜可知也”。注重从总体上、联系上、多⽅⾯地观察战争，体悟到军事领域中许多⽭盾对⽴及转化的现象，提出了虚实、奇正、形名等⼀系列反映军事理论认识对象的性质、范围和内容的范畴。
（3）军事⽃争与政治⽃争、外交⽃争的结合。
晋、楚城濮之战。激怒楚国，诱其决战。前锋后退诱敌，奇兵横击敌阵。
（三）公元前3世纪末⾄13世纪——丰富和提⾼时期
时代特点：
1.⼤⼀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和巩固。随着国家的统⼀，⼤⼀统意识深⼊⼈⼼。与春秋战国时期的不同，此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在思考军事问题时的⽬光⽇渐开扩。
孔融《崇国防疏》。秦汉时期的国防观是⼀种⼤国防观。是关于“治安”的问题，也就是关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战略思想有了很⼤的发展。
北⽅游牧部落成为主要威胁。因此，在维持国内安全的同时，注重对外部威胁特别是北⽅游牧部落的防御。
2.普遍使⽤铁制兵器，各兵种在战争中的地位发⽣新的变化。
车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唐代房绾“⽤春秋车战之法”驱使⼆千辆⽜车作战，结果遭到惨败。在与北⽅游牧民族对抗时⽤车形成车城。步兵仍是战场上的主要兵种。由于需要横渡江河作战，⽔军得到⼤规模运⽤，成为南⽅军队的主要兵种。“南船北马”。
mgs1骑兵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兵种。秦以前，有鞯⽆鞍。西汉后期出现马鞍，西晋出现马镫，出现了重甲骑兵（突击能⼒、防护能⼒增强，机动性下降），唐代的骑兵主要是轻骑兵（胸甲骑兵）。BC205年楚汉彭城之战，刘邦乘项⽻与⽥横相持于城阳（今⼭东莒县）之时，率诸侯军约56万⼈攻克彭城，项⽻得知彭城失陷，率精骑三万还救彭城，乘刘邦在城中尽情欢乐之时，从早上开始由西向东进攻，中午便⼤破汉军，汉军被压迫于彭城以东的泗⽔⾕地，死者⼗余万⼈。汉军向南溃退，楚军追击到灵壁以东的雎⽔，⼜歼灭数⼗万⼈，刘邦率数⼗骑冲出重围，逃回荥阳。这⼀仗显⽰了骑兵机动性的重要性，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机动性和⾏进间发动攻击的能⼒使之成为不可替代的战略性兵种。马政（官⽅养马）也因此成为重要的战略产业，汉唐两代都是马政发达的朝代。汉初在战乱之后，经济凋疲，“⾃天⼦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车”，为了对抗北⽅匈奴的威胁，汉朝⼤⼒推进马政，武帝时官有马匹
已达四⼗万匹。汉武帝时与匈奴的战争主要是⼤规模骑兵集团对抗，胜负主要取决于骑兵的优势，后期由于汉军马匹损失渐⼤，因此经常失利。蒙古对花剌⼦模的战争被视为古代的信息化战争。
军事思想的特点
（1）由创造学派向综合各家之长转化，对军事思想进⾏了整理。西汉⼤规模整理兵书：第⼀次汉初的张良、韩信；第⼆次汉武帝时的杨仆；第三次汉成帝时步兵校尉任宏。形成了⼀个较完整的军事学术体系。四⼤流派。
（2）对先秦所提出来的⼀些军事思想有所发展
深化了先秦某些⽤兵原则的内涵，发展了速决与持久、虚实、奇正、攻守、形神的辩证关系。如《孙⼦》“兵之情主速”、“兵贵胜、不贵久”。《通典?兵七?卫公李靖兵法》：“兵之情
虽主速，乘⼈之不及。然敌将多谋，戎卒辑睦，令⾏禁⽌，兵利甲坚，⽓锐⽽严，⼒全⽽劲，岂可速⽽犯之耶？”“若此，则当卷迹藏⾝，蓄盈待竭，避其锋势与之持久。”李世民：“⽤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册府元龟》卷125）。对强敌“坚营蓄锐以挫其锋”，持久敝敌，断其粮饷，改变⼒量对⽐，创造反击机会；对弱敌，突然袭击，穷追猛打，⼒求速决、全歼。（他在柏壁击败宋⾦刚后，有⼈劝他待部队休整后再追击敌⼈，他认为“功难成⽽易败，机难得⽽易失，必乘此势取之”，⼀直追敌
⾄雀⿏⾕，⼀⽇⼋战。他本⼈两天没吃饭，三⽇没解甲，终于将其歼灭，体现了速战速决、务求全歼的作战指导思想。）
《孙⼦》提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关于奇正，⼀直有不同的解释，如曹操就说，先出为正，后出为奇，即以第⼀梯队为正兵，以第⼆梯队或预备队为奇兵。《唐李问对》进⼀步指出，“奇正相变”是奇正理论的精髓。奇正的运⽤，必须根据敌情和地形，“临时制变”，“善⽤兵者，⽆不正，⽆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将“奇正”与“虚实”、“⽰形”、“分合”等联系起来阐明“奇正相变”的道理。以正兵对敌之实，以奇兵击敌之虚；利⽤“⽰形”，制象，隐蔽奇正之变，达到“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的⽬的，把握作战的主动权。李世民：“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不致于⼈”。睢阳遭敌围困，城中⽆箭，张巡令制作1000多草⼈，蒙上⿊⾐，于夜间缒城⽽下，叛军见后争相射之，张巡因此得箭数⼗万。时间长了，敌⽅知是草⼈，此后再见夜间城上往下缒⼈时，笑不设备。张巡然后令500敢死之⼠由城缒下，猛烈袭击敌营，取得胜利。
开创了结合战例探讨兵法的风⽓。《问对》继承和发展了《左传》⽤战例来阐述战略战术原则的⽅法，把军事学术研究⽅法从哲学推理发展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总结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发展战略战术原则。例如在论述“奇正”关系时，就以李世民亲⾃参加的霍⾢之战为例加以说明，同时还引证了曹操、吴起等⼈对此问题的看法。
（3）战略思想趋向于完善和成熟。诸葛亮《隆中对》。李渊占有关中，争夺天下。
（四）14世纪⾄19世纪40年代——⾰新与守旧的⽭盾中发展与前进
1．进⼊封建社会的后期。
2．战争特点：⽕器逐渐普遍使⽤，战争进⼊了冷、时代。
唐代末期发明⽕药，北宋时期正式⽤于军事。宋朝有了突⽕，⾄少在14世纪时我国已有了管形⽕器。南宋陈规守德安，发明⽵制管形⽕器，这是世界上第⼀次出现的管形⽕器。明代的管形⽕器发展最快，同时吸收了西⽅的先进技术，⽆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显著提⾼，制造出带有瞄准具和击发装置的炮，有的甚⾄能够多管连发，宁远⼤捷“凭坚城⽤⼤炮”。从宋到明末，军队使⽤⽕器的⼈数逐渐增多到约⼀半，到清中叶时，已超过60%。明代对抗北⽅游牧民族，⾮常依赖长城（边墙）和⽕器。明、清时专门组建了神机营、⽕器营等炮兵部队。清代前期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骑射乃满洲之根本”，⼈为抑制了⽕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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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经理制⽕药、⽕器⼤量使⽤和装备于军队，军队编制由单⼀兵种逐渐趋向于步、骑、炮、⼯、辎诸兵种合成军队的编组。
3．出现了新的外来威胁
以辽、⾦、满清为代表的东北半游牧民族。海上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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