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的绿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思想
作者：李晓寒
来源：《理论与现代化》2021年第04期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从卫生公平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工人阶级深受传染病侵害的社会原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通过社会革命，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工人生命健康安全。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公平正义，让每个人成为自己的主人，保障包括人的生命健康在内的人的幸福。当下，最重要的还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坚持以民为本、生命至上，用好制度法宝、战胜疫情，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为社会公正和人类幸福作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命健康 安全性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1）04-0078-08
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与病毒和疾病抗争的历史。但是，在一个社会里，是否存在一个容易感染疾病的阶层，以及患者能否得到充分救治，取决于特定的生
产方式、卫生条件和治理效能。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身心不健康、生活不卫生，最易受传染病侵害。正是基于对工人处境的深切同情，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运而生。恩格斯指出，包括工人阶级卫生状况在内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1]为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探讨工人健康问题的表现、根源及趋势。概括起来，主要是三个方面的观点：第一，疾病、传染病肆虐暴露卫生公平问题;第二，工人阶级饱受传染病侵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三，保障工人阶级生命健康的根本途径是通过社会革命，建立新的社会制度。 一、疾病、传染病肆虐暴露卫生公平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不是流行病学家，没有对流行病进行病理学的分析，他们主要是发现并透过工人阶级易受传染病侵害的现象，挖掘这一卫生不公平背后的经济社会因素。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英国，英国工人的处境就是工人阶级命运真实而典型的写照。1844年，恩格斯详尽考察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通过“描述英国无产阶级穷苦状况的最确实最惊人的情景”，展开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极严厉的控诉”[2]。
恩格斯发现，在英国一切大城市和工业区，工人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很不健康。他们“住的是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吃的食物是劣质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3]。特别是在伦敦，由于竞争激烈，尽管人们想尽办法，工人只能“吃土豆皮、菜帮和烂水果，贪婪地抓起一切即使只含有一丝一毫养料的东西”[4]。而这种生活方式，以及由这种生活方式引起的剧烈情绪波动，造成工人身体普遍衰弱。在他们当中，“很少看到强壮的、体格好的和健康的人……他们几乎全都身体衰弱，骨瘦如柴，毫无气力，面苍白……几乎所有的人都消化不良，因而都或多或少地患着忧郁症，总是愁眉苦脸，郁郁寡欢。他们的衰弱的身体无力抵抗疾病，因而随时都会病倒。所以他们老得快，死得早”[3]418。
压路机功率 棉纺厂工人就是一个典型体。棉纺织业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领头羊，棉纺织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的英国构筑起广泛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联系，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恩格斯本身就是棉纺厂主的儿子，为了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更是亲自跑到棉纺厂工作，参加工人集会斗争。19世纪下半叶，英国棉纺织业历经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的周期性更替，于1861年前后陷入棉荒。不景气的时期，资本家要缩减棉纱成本、以次充好，用成本低、纤维短、卫生状况差的苏拉特棉，代替美棉和埃及棉，从而榨取更多的
北京铁路医院相对剩余价值。然而，这样缩减下来的成本，是以“牺牲工人的全部五官为代价”的。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引用工厂视察员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的报告指出，棉厂“难忍的臭味熏得人恶心……在混棉间、清棉间和梳棉间里，棉屑和尘埃飞扬，刺激人的七窍，弄得人咳嗽和呼吸困难……因为灰尘多，支气管炎、咽喉炎十分流行;其次，由于苏拉特棉里的脏东西刺激皮肤，皮肤病也很流行。”[5]因此，传染病上门来。恩格斯在伦敦、曼彻斯特等城市考察时注意到，、猩红热等传染病首先是从工人体中暴发，工人住宅区成了百病丛生的根源。但是，还有一种比、猩红热更具毁灭性的传染病——伤寒。经过医学界的考察，这种病最先也是从工人体中散播出来。英国的艾利生博士发现，“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在商业危机或歉收所造成的每一个匮乏时期都有伤寒病流行，而且这种病几乎专在工人阶级中间肆虐。”[3]414
此外，、斑疹伤寒、天花以及其他灾难性的疾病，也时常从工人体中首先暴发传播。19世纪英国在1831年至1866年间，共有四次大的暴发。因为第二次的暴发，英国议会推动出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公共卫生法案——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6]。马克思、恩格斯也经历过这场，并在一些信件和时事评论里讨论了伦敦、哥本哈根等城市和地区的疫情。恩格斯指出，这些传染病的传播路径与伤寒如出一辙，“总是
通过工人区的被污染的空气和混有毒素的水来传播病原菌;这些疾病在那里几乎从未绝迹，条件适宜时就发展成为普遍蔓延的流行病，越出原来的发源地传播到资本家先生们居住的空气清新的合乎卫生的城区去。资本家政权对工人阶级中间发生流行病幸灾乐祸，为此却不能不受到惩罚;后果总会落到资本家自己头上来，而死神在他们中间也像在工人中间一样逞凶肆虐。”[7]
为什么“零号病人”从工人阶级中产生，又总是暴发于经济不景气的时期，恩格斯归纳了三个原因。其一，伤寒之所以上工人阶级，首先是因为工人住宅的通风、排水和卫生状况十分恶劣。“如果回想一下，工人是生活在什么样的件下，如果考虑一下，他们的住宅是怎样拥挤，每一个角落都塞满了人，病人和健康人睡在一间屋子里，睡在一张床上，那么，人们还会对于这样一种容易传染的热病竟没有更广泛地蔓延而感到惊奇”[3]414。二是因为饮食。工人吃的是很难消化的食物，“土豆多半都是质量很差的，蔬菜也不新鲜，干酪是质量很坏的陈货，猪板油是发臭的，肉又瘦，又陈，又硬，都是老畜的肉，甚至常常是病畜或死畜的肉，往往已经半腐烂了”[4]351。因此，几乎所有的工人都不同程度地消化不良，但还是不得不继续吃那种使他们消化不良的食物。而酗酒也使工人们身体衰弱。在这样潮湿阴冷又肮脏的住宅内，加上令人筋疲力尽的工作，工人迫切需要消遣，“必须有点
什么东西使他感到还值得工作，感到明天的苦日子还能忍受”[3]415。但是酗酒本身必然要给它的牺牲者的精神和肉体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还助长了肺病和下腹部疾病的传播以及伤寒的发生和蔓延。其三，生病后得不到救治，让上述境况雪上加霜。对英国工人来说，“生了病不可能请高明的医生来诊治……英国医生收费很高，工人是出不起这笔费用的。因此，他们只好根本不看病，或者不得不求助于收费低廉的江湖医生，服用那些从长远看来弊大于利的假药”[3]416-417。概括起来，资本主义社会破坏了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卫生，使他们成为传染病的首要目标，并且“在自己的成员最需要它援助的时候抛弃了他们，让他们去受命运的摆布。”[4]357这个社会明明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却一点也不设法去改变。对于这种明知故犯的行为，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谋杀”。
二、造成工人健康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传染病肆虐之下，资产阶级先坐不住了。对病源的思考，实际上始于资产阶级。恩格斯说，流行病一来，“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全都惊慌起来。他们忽然想起了穷人的那些不卫生的住宅，而且一想到每一个贫民窟都会成为传染病的大本营，瘟疫会从那里向四面八方传播，会侵入有产阶级的住宅，就吓得发起抖来。”[4]346欧洲资产阶级开始分析，为什么会在工人体中暴发大规模的传染病。
一种思路认为，是相关法律的缺失致使工人住宅卫生状况恶劣，应从立法入手，改善穷困人口的居住环境，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就是这种思路的产物。但是，法律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一社会弊病。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的恣意横行。”[8]立法不仅没有改变资本主义轻视工人生命的现实，反而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其本质来说，只要超过一定的限度就拒绝任何合理的改良。”[5]499另一种思路是诉诸规章制度、加强管理。这种思路认为，传染病肆虐是规章制度缺失、城市管理不健全引起的，应成立相关机构、出台卫生措施、改善市容市貌。英国中央政府为此新设一个负责公共卫生的部门，修建完善下水道、拓宽工人住宅区街道、拆除曼城爱尔兰工人的聚居点“小爱尔兰”。但是，这些措施只是表面功夫，它们无非表明，“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进了一步”。尽管当局接二连三地出台各类管理措施，“但它们只能把工人的穷困状况包藏起来，而不能把这种状况消除。”[9]只要能够维持工人的劳动能力，“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实现其劳动能力所必需的体力、健康、一般生活能力”[10]就足够应付了事。这就是两种思路的实质。
无产阶级也曾积极争取健康权。法国里昂丝织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
亚纺织工人起义，这三大工人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首次独立登上历史舞台，其意义影响深远。然而，这些斗争最后无一例外都失败了。经过短暂的调整，工人们很快发现自己又陷入了被剥削、被“谋杀”的境地。究其根源，是因为在资本家延长工作日和工人争取健康权之间，“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5]230但是资本不会妥协，终于，革命爆发了。从1845年起，欧洲连续三年农业歉收，马铃薯晚疫病肆虐，工人阶级失去赖以维生的生活资料，生活难以为继。1847年又恰逢工业危机席卷欧洲大陆，大量工人失业，这种情况点燃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人民首举义旗，击败国王的军队，建立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临时政府。法国、奥地利的工人起义者走上大街，以街垒巷战对抗镇压他们的政府军大炮。普鲁士的工人、市民和大学生连续举行示威游行，同政府军展开战斗。在一系列斗争中，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力军，为争取工人权益而战，表现出致力于改善工人阶级生命健康的彻底的革命性。
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投身革命。他们通过新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广泛联
系各国工人团体，机关报《新莱茵报》的编辑部实际上成了欧洲工人斗争的指挥部。恩格斯甚至加入志愿军，亲临前线，作为司令官奥·维利希的副官多次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军的战斗。革命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充分肯定无产阶级的贡献，科学总结革命经验，揭示一系列原理。马克思指出，虽然这场革命失败了，“但是，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不愧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11]。无产阶级成为革命主力军的事实表明，对历史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人民众。像拿破仑三世这样的历史人物，能够利用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骗取广大农民的信任，这虽然在某些历史事件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历史人物只是起到加速或者延缓的作用。“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1]121从长远来看，只有人民众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源泉和动力。
必須准问题的根源。实践证明，资产阶级不可能从真正意义上改善工人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无产阶级自发的、零散的、阶段性的斗争也无法达到最终目标。一切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
越南京族
上海通用景程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7]547
所谓“时代的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12]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是通过两种途径创造的，一是延长工作日，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所谓延长工作日，就是必要劳动时间不变，增加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创造绝对剩余价值，多见于资本主义初期。随着18世纪产业革命的兴起，资本家转而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相对剩余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量的比例来创造相对剩余价值，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常见的手段。但是，无论哪种手段，剩余价值的本质并没有改变，都是工人在剩余劳动中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那一部分价值。资本增殖的本性，要求资本家“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以至于“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12]306工人阶级也曾为反抗延长工作日而斗争，发动罢工、游行甚至，砸毁机器，与厂主谈判。资本支配劳动、资本家盘剥工人，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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