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藏有一件绿地寸蟒妆花缎匹料，缎面织小团龙纹和骨朵云纹，缎尾署“杭州织造臣书正”楷书款。该幅藏品长322厘米，宽78厘米，折合市尺约长3.22丈，宽2.3尺。机边组织为平纹，头尾两端毛边，可见一根根丝线纹理。图案纹饰别具特，织造工艺复杂，机头款识信息明确。尽管已逾百年，但缎料和纹样仍旧光泽亮丽，清代杭州官营织造的工艺技术之精湛可见一斑。 藏品妆花缎虽不能言语，但其纹饰、工艺、款识等方面蕴藏着丰富的信息、故事，具有重要价值，待人解码和鉴考。本文拟以绿地寸蟒妆花缎为个案，赏鉴其纹饰与工艺特，考述杭州织造书正任期及履历，系统梳理清代杭州织造局的历史沿革、职官设置等问题。不妥之处，还请方家校正。
1.绿地寸蟒妆花缎的纹饰与工艺赏析
1.1 “寸蟒妆花缎”释义
寸蟒缎是将一段小团龙和一段巧云相间排列、中间
从绿地寸蟒妆花缎看清代杭州织造
樊孝林
留有空路的妆花缎，当地（南京）又根据巧云的外形称
为“鱼妆”。[1]
小团龙直径相对较小，径长仅约3至4厘米，
故名“寸蟒”，亦称“寸龙”。巧云又称骨朵云，纹样外观轮廓似“鱼”形，也称“鱼妆”。
关于寸蟒妆花缎的名称，档案资料里不乏记载。如康熙二年（1662年）三月，杭州织造哈士恭进上用缎匹，清单中有“寸龙蟒水袍”“圆金寸龙妆缎”等名目。[2]孙佩《苏州织造局志》中也有“风云地寸龙蟒水袍”“四则巧云寸龙装”“六则巧云寸龙装”“八则巧云寸龙装”等名称。[3]又如，雍正九年（1731年）三月二十八日，
内务府总管海望奉上谕：“尔照朕指示将黑地仗、酱地仗织圆金龙五彩云蟒袍样画样看，下不用画水，不要像大蟒袍样，亦不要像寸蟒妆缎花样。”[4]明确有寸蟒
妆花缎之名称。除了文献档案资料记载，一些博物馆也收藏有寸蟒缎和寸蟒纹实物。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康熙大红寸蟒妆花缎绵行服袍、雍正寸蟒纹妆花缎。[5]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杭州织造文达”款绿寸蟒妆花缎、“杭州织造诚全”款“绿五彩寸蟒缎”。[6]云南省博物馆藏清大红寸蟒妆花缎。[7]江西省博物馆藏清明黄缎绣梧桐鹤竹万寿挂片，挂片四周用明黄寸蟒妆花缎镶边。[8]
1.2 构图形式与纹饰特点
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藏绿地寸蟒妆花缎，构图形式特殊。横向上，每个门幅均由8个小团龙纹和8个巧云纹构成。小团龙为升龙，外观呈椭圆形，最小径长4.5厘米，最大径长6厘米。巧云似鱼形，纵长6厘米，宽3厘米。各个小团龙和巧云尺寸均相同，图案外空白部分的尺寸也各相等。同一门幅的小团龙和巧云左右间隔，循环排列。1个小团龙和1个巧云组成一个纹样单位，
即为一则花纹单位，循环几次就代表几则。通常有一则、二则、四则、八则之分。该件寸蟒妆花缎门幅内横向并列有八个连续花纹单位，所以是八则花纹单位。每则花纹单位的图案完全一样，但单位内小团龙和巧云的花纹
摘 要
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藏清代绿地寸蟒妆花缎，缎面织小团龙纹和巧云纹，缎尾署“杭州织造臣书正”楷书款识。本文以藏品赏析切入，赏鉴其寸蟒纹饰与妆花工艺特。根据款识，考证出书正系满洲镶黄旗人，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二十四日以内务府奉宸苑员外郎简放杭州织造，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十六日差满离任。其先后担任过笔帖式、苑丞、员外郎、郎中和奉宸苑卿等官职。清代杭州织造局经历恢复重建、规制扩建、改址调整和乱后重修四个阶段，其职官设置也不断调整变化。
关键词
清代；寸蟒妆花缎；杭州织造；书正
配不尽相同。云分五，配各异。
纵向上，整块匹料共有27个门幅，小团龙和巧云上下门幅间隔排列。其中，14个门幅以巧云开始，13个门幅由小团龙开始。巧云和小团龙尺寸各自相同，配各异。纵向上14个巧云配各不相同，13个小团龙配各异。整块匹料的图案章法和构图样式严谨庄重，配五彩缤纷，变化丰富，极富韵律感和节奏美。
1.3 妆花织造工艺与用途
寸蟒缎属于妆花缎品种之一，属于重纬织物。织造方法上，吸收和继承了缂丝通经断纬的挖花工艺，在原有地纬组织基础上，在两根纬线之间植入彩纬，植入的彩纬一般比地纬稍粗，变换颜时再从另一根的空当处植入，彩纬可以在经线之间随意返回，回纬也可在织物背面所需处任意抛梭，形成长短不一的抛线。为了显花明显，当植入的彩纬浮出布匹表面时，每隔几根经线需将彩纬固定一次。妆花工艺复杂，通常要由两名机工在花楼提花机上织造。提花和投纬要上下默契配合，即使技术娴熟的织工，一天也只能织两寸左右。这种工艺因地组织不同，有妆花缎、妆花绢、妆花罗、妆花纱等之分。
小团龙纹由于循环间距较短，彩纬介入减少，面料上空白较多，构图形式比行龙纹节省工时，相应地
减少了生产成本。“无论年代早晚，都大同小异，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彩随着年代的变化而不同。一般年代较早的，植入的彩纬较细，纹样的细节较为清晰，晚期使用的彩纬较粗，纹样的线条轮廓相对模糊。因为空白较多，循环也比较简单和规律。”[9]妆花在织造方法上采用各彩绒，对图案局部的彩没有限制，一件织物上可以配二三十种颜，形成“逐花异”的缤纷效果，图案边缘通常还加织金线勾勒，具有极强的立体感。该件匹
料小团龙纹采用圆金线和彩绒线织成，巧云纹则采用各绒线织出。
妆花缎是清代最流行的妆花织物，“尤其是宫中所用的提花面料中，妆花缎占有主导地位。皇帝和皇后所用的礼服、吉服大部分都是妆花缎，且纹样富丽堂
皇”。[10]
妆花缎还用于作衣料、铺垫、帷幔和佛经经面
的装潢等，一般多织成匹料，经裁剪后使用。
2.“杭州织造臣书正”款识考述
2.1 款识与物勒工名
绿地寸蟒妆花缎尾端织有“杭州织造臣书正”款识，位于匹头正中。七字均为正楷，用绿纬线浮织而成。古代的官营作坊制器，往往要在成品上刻上铸造时间、器物规格以及主管官吏、监造者、工师及工匠的姓名，即物勒工名制度。物勒工名制度最早出现于先秦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礼记·月令》有“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的记载，目的是检查产品的质量。
作为重要的手工业生产管理制度，物勒工名制度为历朝历代所承袭，“杭州织造臣书正”款识，即是这一制度的例证。款识文字虽然只占整匹面料很小的一部分，却蕴涵着丰富的信息，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不仅是鉴定织物年代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杭州织造局、织造工艺及织造官等问题的珍贵实物资料。
2.2 杭州织造书正任期考
关于杭州织造书正的任职期限，据王云英《清历届江南织造官员任期年表》一文，书正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担任杭州织造[11]。
图
1 全图图
2 局部图
3 背面
图4 款识
赵丰主编的《中国丝绸通史》附录四《清历届江南织造官员任期年表》由王云英整理，持同样观点。[12]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附录《各关专差官员一览表》考证，书正以杭州织造兼管北新关的
时间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至光绪二十三年。[13]两种观点都认为书正于光绪二十三年离任，但何时就任则有歧义，一说是光绪二十一年，另一说是光绪二十年。究其任期如何，有必要考证清楚。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全宗呈稿《奉宸苑为呈报简放杭州织造之员外郎书正差满回京当差事致堂月官处》[14]档案记载：
呈报
奉宸苑为呈报事，本苑员外郎书正于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简放杭州织造，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六日差满，回京当差，为此呈报。
右呈报
堂月官处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四日从呈稿中可知，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二十四日书正以内务府奉宸苑员外郎简放杭州织造，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十六日差满离任。因此，藏品妆花缎应是于这四年间织造。
2.3 书正出身及履历考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为咨明奉宸苑镶黄旗笔帖式常清病故遗缺将镶黄旗候补笔帖式书正补放该员等所食俸禄米石照例添裁事致内务府》记载，[15]书正乃镶黄旗人。镶黄旗与正黄旗、正白旗统称上三旗，由皇帝亲领。上三旗旗人与皇帝之间是主仆关系。如档案“奴才谨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祗领任事，伏念奴才内府世仆，知识庸愚，深惭渥荷。恩施未效，涓埃之报，兹复忝膺宠命，倍增感惕之忱。”[16]
书正内务府包衣出身，由奉宸苑候补笔帖式步入仕途。简放杭州织造前，先后担任过内务府奉宸苑的笔帖式、掌稿笔帖式、先蚕坛苑丞、钓鱼台苑丞、员外郎等职。离任杭州织造回京后，书正仍官内务府奉宸苑员外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升任奉宸苑郎中。[17]翌年（1903年）五月，书正被补授为奉宸苑卿。[18]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奉宸苑卿书正病未痊愈，呈请管理奉宸苑事务奕劻代奏，请旨开缺，调理身体。[19]当月，吏部发文，准其开缺。至此，书正数十年仕宦生涯结束。
3.从绿地寸蟒妆花缎看清代杭州织造
3.1 清代杭州织造历史沿革
清廷初定江南，遂承袭明制，在丝织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恢复官营织造，建立了江宁、苏州和杭州织造局，统称“江南三织造”。杭州织造局通常分为织造衙门和织造官局两部分。“织造衙门是织造官吏驻劄及管理织造行政事务的官署；织造局是经营管理生产的官局作场，生产组织各有一定的编制。”[20]清
代杭州织造局的恢复、发展和衰落，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从顺治三年(1646年)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为恢复重建阶段。顺治三年，工部右侍郎陈有明督理苏、杭等处织造，在明代杭州织染局旧址涌金门内太平坊重建织造局。“共计新造织染局东西二府并总织局机库等房屋三百又二间，修理旧机房九十五间，新筑围墙一十八丈，开沟一带长四十二丈，业于本年四月内，次第告成，俱已铺机织造。”[21]织造局有东府、西府、总织局三处。东府为织造官员办公议事之处，西府和总织局专设机张为织造工场。
从康熙四十五年至乾隆十六年（1751年）为规制扩建阶段。康熙四十五年，杭州织造官孙文成捐资修葺织造局东府，备作康熙皇帝南巡驻跸。“复于大门之外购买民地，开濬城河，以达涌金门。府之外复有织染、总织、西府三局。”[22]由此，杭州织造局下设四局：“曰内造织局，曰外造织局，曰纺局，曰染局”。内造织局是织造署，称东府，亦称红门局，为织造衙门。染局亦称西府局，在涌金门；纺局、外造织局在回回新桥东；三处皆织造工场。雍正八年（1730年），杭州织造官徐梦闳捐赀重葺。
从乾隆十六年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是改址调整阶段。乾隆十六年，改织造署为南巡行宫，移织造署于南关厂前，其址“在芝松二图，宗阳宫之东北，旧为巡盐察院署。”[23]改址后的织造局，规模制度与旧相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专设两浙盐政兼管织造，织造署即为盐院署。嘉庆五年（1800年），盐院归巡抚兼
任，杭州专设织造。
从咸丰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为乱后重修阶段。咸丰十一年，“太平军攻占杭州城时，外造织局、纺局俱毁于战事；内造织局（红门局）、染局经乱尚存。”[24]同治三年（1864年），杭州织造鹤昶“奏请将已毁的外造织局并入染局，”[25]并对两局进行修建。同治十一年，重建织造衙门房屋400余间，司库、库使和笔帖式各署也一律修缮。光绪四年（1878年），重新进行修缮。宣统三年十一月五日，杭州新军起义，杭州织造联荣被逮捕，杭州织造局由此告终。
3.2 清代杭州织造的职官设置
有清一代，杭州织造官的设置不断变化。顺治二年（1645年）十月，“杭州织造太监卢九德具疏进御用袍服。以内监已分隶六部，九德仍妄行具疏。切责之。”[26]从实录记载内容中，可知清初因袭明制，仍派遣织造太监监督杭州织造。顺治三年（1646年）三月，“罢织造太监。”[27]五月，“升工部启心郎陈有明为本部侍郎，督理苏杭织造事务。”[28]杭州织造官开始改由工部派员督任。十一年（1654年）正月，顺治皇帝谕令工部，“江宁苏杭等处地方连年水旱……念织造衙门原供服御赏赉之用，前此未能遽罢。……嗣后织造，除祝帛诰敕等项著巡抚布政织解外，其余暂停二年……”[29]停差杭州织造官。十三年（1656年），“复差官督理织造”。[30]康熙二年（1663年），“停差江宁、苏州、杭州织造工部，拣选内务府官各一员，久任监造。”[31]自此，杭州织造局官员归属内务府管理，成为其下属部门，杭州织造局职官制度亦基本确立。
织造官于内务府郎中、员外郎内选派，带原衔管理，品秩一般五品或从五品。官阶虽不高，但系钦差，可专折奏事，具有特殊地位。如康熙二十二年（1682年），礼部等衙门会议外任满汉文武各官排班行礼次序，织造官可与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同班，“加都督同知总兵官以下总兵官、协领、参领、巡盐御史、织造府郎中、关税郎中、布按两司在一班。”[32]雍正十年谕令，“织造本非大员，而在外体统，任意僭越。至于司库、笔帖式官职尤卑，乃以钦差为名妄自尊大，与督抚拜帖称呼，俱用平行礼。”[33]雍正皇帝斥责织造僭越官阶礼制。于是，乾隆六年（1741年）规定：“织造系钦差之员，与地方官虽无统属，论其体制，不特地方交涉事件各官不得牵制，即平时往来文移，亦不容以藐视。今详加酌议：凡钦差官员，俱论衙门体制，嗣后织造与督抚相见，仍照先前举行宾主礼，文移俱用咨。与道运司相见，俱平行。府厅州县见织造，仍于大门外下轿，马由角门进，将此载入则例，行文督抚并各织造一体遵行。”[34]尽管如此，其钦差身份，地位仍显特殊。乾隆五十八年（1797年），取消杭州织造官，以浙江盐政兼管织造事务。道光元年（1821年），盐政不再兼管织造，恢复设置杭州织造官。此后及至清亡，始终设置杭州织造官。
本文系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清代杭州织造文献类辑与考释”（编号：Z21JC067）成果。
注释：
[1]赵丰：《中国丝绸通史》，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24页。
[2]袁宣萍等编著：《浙江丝绸文化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年，138页。
[3]钱止庵等编著：《苏州织造局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第526-530页。
[4]朱家溍：《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1辑）雍正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13年，第288页。
[5]严勇等编著：《天朝衣冠：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服饰精品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第102页。
[6]黄晓萍：《清代的江南织造及丝织特点》，见铁玉钦主编：《沈阳故宫文集——纪念沈阳故宫建成355周年暨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六十五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专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3-131页。
[7]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省博物馆馆藏精品全集：工艺品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0页。.
[8]江西省博物馆编：《清宫撷珍：清代帝王生活侧影展》，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2年，第61页。
[9]李雨来等编著：《明清织物》，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8页。
[10]赵丰：《中国丝绸通史》，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6页。
[11]王云英：《清历届江南织造官员任期年表》,《苏州丝绸工学院学报》（美术专刊）1984年第1期。
[12]赵丰：《中国丝绸通史》，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27页。
[13]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5页。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奉宸苑为呈报简放杭州织造之员外郎
书正差满回京当差事致堂月官处，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四日，档号：05-13-002-000946-0057。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奉宸苑为咨明奉宸苑镶黄旗笔帖式常清病故遗缺将镶黄旗候补笔帖式书正补放该员等所食俸禄米石照例添裁事致内务府，同治十三年十一月，档号：05-13-002-000830-0024。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杭州织造书正奏报接印任事日期并谢恩事，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日，档号：04-01-12-0565-056。[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奉堂谕郎中书正员外郎承慧协理事务由文封，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十日，档号：05-08-032-000035-0034。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为著书正补授奉宸苑卿事，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三日，档号：03-18-009-000124-0002-0013。[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管理奉宸苑事务奕劻奏为奉宸苑卿书正呈请代奏病未痊请开缺调理事，宣统三年五月初三日，档号：03-7454-013。
[20]彭泽益：《清代前期江南织造的研究》，《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
[21]陈璚：《民国杭州府志》卷十八。
[22]陈璚：《民国杭州府志》卷十八。
[23]陈璚：《民国杭州府志》卷十八。
[24]程长松等编著：《杭州的官府织造》，见吴京华主编：《浙江文史资料第70 辑民国轶事摭拾》，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197 页。
[25]程长松等编著：《杭州的官府织造》，见吴京华主编：《浙江文史资料第70 辑民国轶事摭拾》，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197 页。
[26]《清世祖实录》，卷二二，顺治二年十月。
[27]《清世祖实录》，卷二五，顺治三年三月。
[28]《清世祖实录》，卷二六，顺治三年五月。
[29]《清世祖实录》，卷八十，顺治十一年正月。
[30]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二十“职官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935页。
[31]《清圣祖实录》，卷八，康熙二年二月。
[32]《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九，康熙二十二年五月。
[33]《清世宗实录》，卷一百十八，雍正十年五月。
[34]《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卷二。
樊孝林 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文保研究部文博馆员
研究员会议并致辞
2020年12月11日，2020国际公共艺术研究员会议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行。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享美好生活》的致辞。
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书法研究所所长、建设部园林学会公共艺术委员会主任杜大恺；国际公共艺术协会副主席，发起人，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美术学院教授汪大伟；国际公共艺术协会(IPA)顾问、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金江波；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中国美术家协会平面设计委员会副主任赵健；中国美术家协会平面设计委员会副主任赵健，梅高（中国）董事长高峻；上海现代城市更新研究院理事长，上海市建筑学会监事长，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理事长俞斯佳；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张君；青岛出版集团总编辑刘永贵；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青岛西海岸新区副区长张磊娜等专家、领导出席开幕式。
潘鲁生在致辞中强调，中国的建设发展步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建设和乡村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将公共空间环境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发展中的中国的国情，也是目标和愿景，更是理念和方略，其中包含公共空间环境、民众主体意识与生活品质的关系，阐释了实现“美好生活”之美的内涵与路径。这也是本次国际公共艺术研究员会议的出发点。站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在青岛这个充满发展活力的城市，通过公共艺术话题进行学术研讨和在地创作，进一步探索“地方重塑”与“艺术融入生活”的主题；通过社区改造、空间转换、艺术活动等空
间审美的艺术形式，进一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参与社区建建设、与民众互动交流、参与城乡教育提升、参与文化产业发展；致力形成公共艺术的最新创作成果，汇聚城市发展新动能和创新活力；致力传播艺术精神和文化理念，展开以艺术服务民生的创作实践。
本届会议由国际公共艺术协会（IPA）、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上海美术学院主办，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会、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产教融合青岛基地、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公共艺术研究院承办，青岛西海岸新区文化和旅游局、青岛西海岸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协办。
受疫情影响，本届会议采取线上线下、平行会议的形式同步进行。邀请了来自全球的公共艺术研究员30余人以及国内的20多位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空间设计、公共艺术、乡村建设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围绕滨水空间与城市更新、公共艺术运作机制、公共艺术教育、社区营造、公共艺术与乡村振兴、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六个主题展开探讨，分享最新的实践经验与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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