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与法制建设】
社会科学家
SOCIAL SCIENTIST
20２２年６月
（第６
期，总第３０２期
）Ｊｕｎ.,20２２
（No.６,Ｇeneral No.３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４－１２
基金项目：２０２１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广西专利效率与质量评价研究———以高技术产业为例”（２０２１ＫＹ０６３７）；广西财经学院防城港学院学科团队建设项目（ＦＣＧＸＫ２０１９ＹＢ００４）作者简介：李展儒（１９８２－）
，广西北流人，博士，广西财经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质量与创新管理。中国－东盟知识产权执法合作机制 李展儒
（广西财经学院，广西南宁５３０００７）
摘要：在尊重缔约国现实情况和制度差异的基础上，构建高效、合理、可操作的知识产权执法合作制度是推
进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在中国－东
盟知识产权执法合作不断推进的过程中，细化合作机制、强化知识产权执法国际合作至关重要。作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共同体，欧盟在知识产权区域保护上具有丰富的经验并已构建详尽的合作机制，借鉴欧盟制度能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知识产权合作提供有益的参考样本。尤其是欧盟法科学划分共同体与缔约国在知识产权执法领域的职权并针对不同类型的权利设置差异化合作机制所体现的灵活性是“求同存异”共建区域知识产权执法合作机制的可行路径。关键词：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区域知识产权执法合作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０．４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２２）０６－０１２７－0９
“保护是知识产权工作的核心”[１]
。知识产权执法保护的目的是有效制止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为知识产权权利人提供及时的救济并进一步阻止侵权[２]
。知识产权执法是知识产权法律实现的重要条件与过程，
也是知识产权得以实现的最终保障
[３]
。知识经济时代，在全球化竞争的背景下，知识产权的取得、竞争和保护已经逐步成为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过去的十几年间，中国致力于与美欧国家建立起长效的知识产权合作机制，在政策层面、双边合作和交流方面逐步形成趋于完善的合作机制，多次通过对话机制对知识产权政策、执法及技术援助等２０多个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４]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合作历史久远、合作程度较深、合作机制相对成熟。在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日，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也日益严重，这要求中国不仅要继续保持、维护与发达国家之间业已构建的稳定合作和对话机制，还需要将合作机制推广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与欠发达国家建立有效合作机制，以更好地维护商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尤其是从２０２０年起，东盟已经超过欧盟和美国，成为中国
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５]
。加上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时有发生，使得中国与“山水相连、人文相通”的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显得尤为重要[６]
。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能为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合作提供保障，但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和各国行政、司法体系的差异性使得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知识产权执法合作并非易事。为探析如何进一步加深中国与东盟国家知识产权执法合作的问题，本研究分析执法合作的法律制度基础、合作现状及制约因素并以欧洲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为参照样本提出优化中国与东盟国家知识产权执法机制的建议。
１２７
社会科学家20２２年第０６期
一、知识产权执法及国际合作的理论依据
法的执行是法律实现的重要途径。狭义的执法仅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按照法定程序在法定职权范围内执行法律的活动，称为行政执法；广义的执法不仅包括行政执法还涵盖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司法活动[７]。具体到知识产权执法领域，可以理解为知识产权执法包括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司法裁判两个层面[８]。文章从广义的角度研究中国与东盟国家知识产权执法国际合作问题。
（一）知识产权执法类型
改革开放之初，为开展对外贸易、吸引外资，中国重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９]。从该制度建立之初起，中国知识产权执法类型就包括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１０]。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按照法定程序在法定职权范围内执行法律，避免和阻止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的行为。中国学者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内涵有不同理解。部分学者认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仅指具有法定权限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法定职责，对违反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规章等行为依法进行查处、监督、检查、做出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一系列行为，即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主要体现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相关的行政处罚权[１１]。除此之外，部分学者指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还包括行政制裁和行政调解。即从广义的角度上看，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包括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和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其中，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包括知识产权确认与授权、对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行政处理、对权利归属等知识产权纠纷的审查与裁定、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等；而狭义的知识产权执行执法则主要是由知识产权纠纷的行政裁决、行政调解和行政查处构成[１２]。本文从广义的角度理解知识行政执法。需要指出的是，知识产权是私权利，而行政执法是国家公权力的直接体现。国家公权力对私法领域的直接介入应遵循行政法的一般原理，而无论是根据管理论、控制论还是平衡论、公共利益论都可以逻辑地得出一个结论，即国家公权力直接介入私法领域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１３]。
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涉及民事、刑事和行政司法领域。首先，在民事领域，体现为权利受到侵害的知识产权权利人，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提供的民事救济；其次，在刑事领域，体现为司法机关依法追究严重侵犯知识产权者的刑事责任；最后，在行政领域，主要是法院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司法审查，即支持正确的行政执法或纠正错误的行政执法[１４]。可见，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是知识产权执法的两个不同层面。它们相得益彰，共同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助力科技创新发展。从总体上看，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都具有回应政策导向、明确权利范围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正如一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由该国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求决定，国家的知识产权执法服务于知识产权政策。这意味着，具体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和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处罚程度不仅由一国法律决定，也反映该国的知识产权政策。在明确权利范围方面，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客体的无形性决定了其权利范围的不确定性。也因此不能像物权一样拥有先天清晰自然的界限，正是权利范围的模糊特征，导致知识产权更易受到侵犯，同时权利人也更有可能利用该特性随意扩张自己的权利。知识产权执法过程能够在实践中界定和保护知识产权，能够让模糊的权利范围逐渐清晰并得以真正实现，防止权利受到侵犯和威胁，也禁止权利人无端扩大其权利范围。而在资源配置方面，产权制度本身就是通过约束利益相关方行为来影响资源的分配方式和使用效率。知识产权制度就是对知识、技术这一重要的资源进行分配，对创新知识、创新技术的所有者和持有人赋予专有权，明晰其产权主体和产权边界，实际上是对其享有的知识和技术资源的分配和进行法律确认，而那些处于社会公有领域的知识技术资源自然属于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再分配范畴。知识产权执法制度不仅是对以上资源分配制度的有效落实，更是将知识产权这一社会资源在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进行分配。
（二）国际条约体现的知识产权执法合作共识
国际知识产权执法的本质并不是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知识产权跨国执法，而是国家、国家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等不同主体在国际层面通过多种渠道的沟通来推动知识产权执法[１５]。这种推动力来自知识产权执法合作的发展，《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ＴＲＩＰｓ协议）是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在知识产权执法问题上达成的最大程度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发达国家通过传统的单边及多边外交途径不断促推动他国提升知识产权执法水
１２８
中国－东盟知识产权执法合作机制/李展儒平。当这些途径不能达到目标时，发达国家就开始逐步放弃ＴＲＩＰｓ协议，寻求建立新的国际知识产权执法框
架，如建立新的国际组织重新搭建平台或签订如《反假冒贸易协定》等新的协定建立新的秩序。各国经济水平与知识产权政策的差异，导致各国知识产权执法水平的参差不齐。在全球化背景下，这样的不平衡不利于掌握更多知识产权资源的发达国家在开展国际贸易的同时保障自身利益，其正是主要发达国家推动知识产权执法上升到国际条约层面的根本原因。
（三）知识产权执法国际合作的考验
尽管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在作用和目标上有共通点，但由于实施主体不同，这两类知识产权执法措施存在明显差异。例如，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更注重效率，能为权利人降低维权成本，但不具有终局性；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虽然程序繁琐但更具有权威性。为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的目标，需要考虑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衔接的问题。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衔接以存在统一的执法标准、专业化的执法人才以及畅通的信息沟通和交接机制为前提。知识产权执法标准主要是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文件，在国内法层面，主要是知识产权实体法和程序法；在国际法层面，主要是涉及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条约。相对统一的执法标准能消除侵权行为认定、立案标准、证明标准、执法程序等方面的差异，提高执法效率。然而，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知识产权执法不再囿于一国范围之内，知识产权国际执法时有发生。涉外因素的加入增加了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衔接的难度。同时，知识产权是复杂的跨学科体系，该体系以法学为基础并涉及各类高尖端技术。因此，知识产权执法效果的实现有赖于专业的执法队伍。从根本上说，影响知识产权国际执法效果的最主要因素是国家间执法合作机制的欠缺。
二、中国－东盟知识产权执法合作的制度基础
具体且统一的法律制度是知识产权执法的基础，中国－东盟知识产权执法合作以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和区域性协定为基础。
（一）国际条约中的知识产权执法
在主要的多边条约中，中国与东盟十国都加入的有《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ＷＩＰＯ公约）和《ＴＲＩＰｓ协议》。其中，《ＴＲＩＰｓ协议》第三部分“知识产权的实施”、第四部分“知识产权的取得和维持及当事人之间的相关程序”以及第五部分“争端的防治和解决”，依托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首次在国际层面实现知识产权执法体系构建。《ＴＲＩＰｓ协议》实现了知识产权国际条约从实体法到程序法的扩张，也将知识产权执法从国内引向国际，从而构建国际知识产权执法的最低标准[１６]。中国和东盟十国都是《ＴＲＩＰｓ协议》的缔约国，《ＴＲＩＰｓ协议》构建的知识产权执法体系是中国与东盟执法合作的基础。《ＴＲＩＰｓ协议》下的知识产权执法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知识产权执法的一般原则。《ＴＲＩＰｓ协议》要求缔约国制定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明确公平和公正的知识产权实施程序。同时，明确实施知识产权的程序应是低成本且高效率的。
第二，保护知识产权的民事和行政救济。在程序方面，《ＴＲＩＰｓ协议》要求缔约国为参与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提供公平和公正的程序，包括被告应获得足够的书面通知、允许当事人由独立的法律顾问代表。在证据规则方面，在有充分证明的情况下，司法机关有权应一方诉讼当事人的要求，责令另一方当事人提供某一证据；同时，当一方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信息，司法机构有权做出裁决。在救济措施方面，司法机关有权发布禁令，责令侵权方停止侵权；责令侵权方赔偿权利人因侵权行为遭受的损失、支付包括律师费在内的有关费用、退还利润并将侵权的货物、制造该货物的材料和工具清楚出商业渠道。值得注意的是，《ＴＲＩＰｓ协议》明确知识产权权利人滥用司法程序给他人造成损
失的，应予以赔偿。在知识产权行政救济方面，《ＴＲＩＰｓ协议》明确知识行政裁决必须遵循与知识产权民事司法一样的原则。在临时措施方面，根据《ＴＲＩＰｓ协议》的规定，为防止对知识产权的侵犯或进行证据保全，缔约国司法机构有权采取临时禁令和相应保全措施。
第三，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刑事程序。《ＴＲＩＰｓ协议》要求缔约国制定惩治具有商业规模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刑事法律。可使用的救济措施包括监禁、罚金及相关物品的扣押、没收和销毁。
第四，知识产权的取得与维持程序。《ＴＲＩＰｓ协议》要求知识产权取得与维持的程序应尽量合理，例如缔约
１２９
社会科学家20２２年第０６期
国应在一定时间限制内完成知识产权申请的审查和注册程序。同时，《ＴＲＩＰｓ协议》强调司法程序相对行政执法而言具有终局效力。
第五，透明度和争端解决。在透明度方面，《ＴＲＩＰｓ协议》要求缔约国公布或使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决的本国语版本可公开获得。在争端解决方面，《ＴＲＩＰｓ协议》明确适用ＷＴＯ的冲突解决机制。（二）区域性协定对国际条约的超越
开展对外贸易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力量之一，然而，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使加强以自由贸易协定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中国应对国际局势的必然选择。《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明确《协议》的目标包括“加强和增进各缔约方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合作”以及“促进货物和服务贸易，逐步实现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统一的知识产权执法标准、有效的执法合作措施是上述目标实现的保障。
２００９年签署的《中国－东盟知识产权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合作谅解备忘录》）为中国与东盟各国知识产权执法合作提供基础框架。《合作谅解备忘录》明确双方将通过以下方式开展合作：以定期会晤的方式针对重大知识产权议题交换意见；共同协调在交往过程中涉及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在知识产权领域展开包括人员培训在内的各种信息与经验交流；在知识产权自动化和数据库建设方面进行交流和合作，等等。上述框架表明中国与东盟各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开展执法合作的意愿，但过于笼统，无法为复杂的执法现状提供充分的指导。２０２０年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ＲＣＥＰ协议》）在《ＴＲＩＰｓ协议》和《合作谅解备忘录》基础上，细化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和知识产权执法的制度保障。与《ＴＲＩＰｓ协议》相比较，《ＲＣＥＰ协议》框架下的知识产权执法制度在以下方面实现了突破：
第一，执法范围更广泛。《ＲＣＥＰ协议》扩大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集中体现在该协议第十一章“知识产权”在保护著作权、商标、专利等传统知识产权的同时，首次明确“对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
学艺术”的保护：缔约国可以制定保护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化艺术的法律制度，例如将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视为评价专利质量的重要指标，要求专利申请人披露与申请相关的传统知识。此外，为应对科技发展导致的新侵权模式，《ＲＣＥＰ协议》将知识产权执法范围从传统意义上对知识产权的侵犯扩大至在数字环境中的侵权。执法范围的扩大，对执法机关的专业能力、执法效率及国际合作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二，执法力度更具有威慑力。《ＲＣＥＰ协议》鼓励使用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处理知识产权纠纷，同时着重强化知识产权执法的效力。这集中体现于《ＲＣＥＰ协议》对知识产权刑事执法程序的规定。在适用刑事程序和刑罚的侵权行为方面，《ＲＣＥＰ协议》保留《ＴＲＩＰｓ协议》对“具有商业规模的故意的著作权或相关权利盗版或商标侵权”的规定，同时，规定缔约方应明确对“具有商业规模的故意进口盗版货物或假冒商标货物”以及“未经授权以商业模式从电影院放映中复制电影作品”等行为的刑事责任譹訛。可见，《ＲＣＥＰ协议》对知识产权刑事执法覆盖面更广，更具有威慑力。
第三，强调国际执法合作。《ＲＣＥＰ协议》第十一章“知识产权”下设第十一节规定知识产权执法的国际合作与磋商问题。在充分认识缔约各方经济发展水平、知识产权制度及知识产权执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的基础上，《ＲＣＥＰ协议》缔约各方承诺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合作，包括专利查询、申请系统及质量保障信息的共享；加强专利申请过程中的国际执法合作，降低专利授权成本；在专利执法人员的培训领域开展合作，等等。（三）中国的应对
区域知识产权合作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仅需要所涉区域内各国之间的制度协商，有赖于各国国内法律制度的适当调整。为使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符合《ＲＣＥＰ协议》的要求，在《协议》签订前后，中国立法者修正《商标法》及《专利法》调整中国知识产权执法法律制度。
第一，在专利和外观设计法律制度方面，２０２０年《专利法》修正从明确行政执法权限划分、增强司法临时措施的方式，完善专利执法。首先，在专利行政执法上，《专利法》（２０２０年修正）增加规定明确国务院及地方各级专利行政部门在侵犯专利权案件受理上的管辖权限，同时明确跨区域执法由所涉及行政区域额共同上级处理譺訛。此外，为构建专利行政执法国际合作的基础，２０２０年新修正的《专利法》第２１条新增规定国务院行政譹訛《ＲＣＥＰ协议》第７４条。
譺訛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７０条。
１３０
中国－东盟知识产权执法合作机制/李展儒
部门应当加强专利信息公开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其次，《专利法》（２０２０年修正）扩充了司法机构有权启动的临时措施，包括财产保全、责令作出或禁止作出一定行为。
第二，在商标法律制度方面，２０１９年《商标法》修正涉及商标权执法的优化。首先，为强化对商标
权的保护，现行《商标法》第１４条明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商标评审委员会及等执法机构在查处商标违法案件、处理商标争议及审理相关案件的过程中，认定商标驰名情况的权限。其次，在商标权的行政保护方面，新《商标法》第三章和第五章细化了商标申请审查、异议处理及宣布商标无效等程序，尤其是在原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明确行政机关处理上述各项工作的时效。执法权限的扩大与明确无疑有利于相关权利的保护。
三、欧洲知识产权执法合作模式
由２７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是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共同体。欧盟宪法性条约之一的《欧盟运作条约》明确欧盟的首要目标是构建人员、财产及货物自由流通的内部市场。统一的知识产权执法标准和高效的执法合作机制是营造一体化内部市场必可或缺的基础。在构建高度一体化的区域合作机制之初，各国在知识产权制度上的差异也曾羁绊统一市场的发展，并促使欧洲国家萌生统一知识产权制度的设想。事实上，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起，欧盟的前身开始探索构建上述制度。如今已经形成区域内高度统一且保护力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区域知识产权保护体系[１７]。研究上述制度尤其是知识产权执法合作机制，能为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知识产权执法合作提供有益借鉴。
与仅在《ＲＣＥＰ协议》中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自由贸易区内的知识产权执法合作作出框架性规定，把更多继续探索空间留给国际执法合作实践的中国－东盟模式不同，欧盟一贯以来重视通过出台不
同类型的法律文件构建细化的区域内知识产权执法合作体系。知识产权法是欧盟法律体系中最完善的法律部门之一，欧盟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由涉及此问题的欧盟委员会统一立法和欧盟议会派生立法（指令与条例）组成。欧盟立法主要由成员国协商制定，但在内部市场、医疗与食品安全等少数重要领域，欧洲委员会及其前身素有以立法方式统一法律实施的基础概念与基本条件的传统。知识产权领域也存在诸多统一立法，例如，《半导体产品形貌结构法律保护指令》譹訛及《商标指令》譺訛。同时，欧盟议会针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制定派生立法。而这些派生立法的现状不尽相同。商标权及外观设计权领域已经存在统一程度极高的派生立法，尤其是《欧盟商标条例》及《共同体外观设计条例》。目前主要负责商标权及外观设计权执法的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
ｎｉ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ｆｉｃｅ，简称ＥＵＩＰＯ）譻訛正是由《欧盟商标条例》创设。ＥＵＩＰＯ是欧盟机构之一。专利权领域实现区域统一难度较大，暂时未出台在实体上统筹全局的派生立法。在推进专利制度区域一体化的过程
中，欧盟成员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签署了《欧洲专利公约》并成立负责专利制度的欧洲专利局（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ｔ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ｅ，简称ＥＰＯ）和。ＥＰＯ在法律意义上独立于欧盟，但由于欧盟所有成员国均是《欧洲专利公约》的缔约国，该机构极易受到来自欧盟的影响。例如，欧盟法院（ＣＪＥＵ）２０１５年５月５日的裁决认可依据《欧洲专利公约》
经ＥＰＯ授予在欧盟内具有一致效力的知识产权譼訛。为了便于比较研究，本文将ＥＵＩＰＯ与ＥＰＯ统称“欧洲知识产权机构”。从总体上看，上述两机构都致力于区域内知识产权制度的统一和执法合作。但相比之下，ＥＵＩＰＯ主导的欧盟商标权和外观设计权制度的实体法更统一，欧盟机构职权更集中；欧洲专利制度则更凸显政府间机构如何协调缔约国之间的执法合作。上述两种制度能为细化中国－东盟知识产权执法提供合作程度不同的譹訛Ｃｏｕｎｃｉ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８７／５４／ＥＥＣｏｆ１６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９８６ｏｎ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ｏｆ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譺訛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ＥＵ）２０１５／２４３６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１６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ｔｏ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ｔｈｅＬａｗ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ｍｂｅｒＳｔａｔｅｓＲ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ｓ．
譻訛该机构原名“内部市场协调局”（Ｏｆｆｉｃｅｆｏｒ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ａｒｋｅｔ，简称ＯＨＩＭ），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３日，更名为欧盟知识产权局。
譼訛ＣＪＥＵ，５Ｍａｙ２０１５，Ｃ－１４６／１３，Ｓｐａｉｎｖ．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ｕｎｃｉｌ；ＣＪＥＵ，５Ｍａｙ２０１５，Ｃ－１４７／１３，Ｓｐａｉｎｖ．Ｐａｒｌｉａｍ
ｅｎｔ：在上述案件中，西班牙寻求废除两项涉及依据《欧洲专利公约》在欧盟内设置统一专利制度的欧盟条约，主要理由是“不利于母语不是
英语、法语或德语的人，因此具有歧视性”。欧洲法院大法庭驳回西班牙的诉求。此举被普遍认为是为创建统一专利制度和专利法院扫清最后障碍。
１３１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