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出历史地表”的邵洵美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邵洵美是一个寂寂无名的人。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邵洵美都是被“埋于地下”。有人说，这或许是因为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引来的注释“这里讽刺的是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 于人的邵洵美之流”。此外，他的新诗创作与“唯美”密不可分，难以摆脱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堕落的恶名；而他本人秉持自由主义立场，政治关系颇为复杂。 当然，邵洵美消失于文学史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被纳入正统文学史研究范围的作品屈指可数。在他的一生中，只贡献了三本诗集《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诗二十五首》。他的可以被看作小说的作品大多发表于他早年创办的刊物《狮吼》与《金屋月刊》之中，内容以赌博、攻击左翼文学、暴露自己的罗曼史为主。两篇本打算作为长篇小说创作的《贵族区》以及《挡女士》都是半途而废，不了了之。他在翻译与介绍国外诗人方面倒是不遗余力。然而这部分作品对于向来偏重小说研究、新诗研究的现代文学史来说，爱好写时评、搞翻译、偶尔写写新诗的邵洵美很难算得上一个有分量的人物。 一.解冻的“唯美主义者”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商品社会的到来使得意识形态有所松动。现代文学中
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也开始渐渐得到重视，而作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一支――唯美主义，自然也顺应这一潮流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
解志熙在1997年出版的《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
潮研究》一书中点明中国的唯美一颓废主义文学思潮可以分为三个体。即重情趣的唯美一颓废主义者，代表人物为周作人；重官能的唯美一颓废主义者，代表人物是邵洵美；介于这二者之间的则是一些“颓废主义的象征者”。“以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而论，只有‘颓废的唯美主义’才是真正的唯美主义，而真正的颓废主义也必然会趋于唯美化。”①如果说“唯美”是指一种作品风格的话，那么“颓废”则是秉持这种风格的作者“绝非美妙的人生观”。解志熙的这本书其实也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可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范畴里讨论“唯美一颓废”主义文学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在《上海摩登》里李欧梵更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颓废”到了最适合它生长的空间―上海，并通过“新文化史”的方式将这座城市的物质层面如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等文化设施，《东方杂志》、《现代杂志》、《良友》等文化传媒与它们所生产出来的文化形态勾连起来。李欧梵选择长期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另类书写中的文化形态作为研究对象，对邵洵美做了专章的论述。他乐观地宣称“本书所论述的作家在中国这个最大的通商口岸里，相当自如地生活在一个分裂的世界里……而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曾在任何意义上，把自己视为相对于一个真实的或想像的西方殖民主子而言的被殖民的他者”。
邵洵美最终就在一片上海“怀旧热”中慢慢引起注意。在经济制度改革、社会风气变化的二十世纪末，他的浮出“海面”似乎水到渠成。中国学者再次站出来表达与西方理论界共同进退的决心。
二.“贵族区”生活腐蚀的贵族
张爱玲有一句话形容得颇为贴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
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②邵洵美曾被视作“20年代后期上海滩上勿庸置疑的最古怪的城市闲人”。③这位“城市闲人”最早闲逛的地点是他出生的地方―公共租界的静安寺路，他称之为“贵族区”。他在小说《贵族区》里这样描述：四十年前，这里不过是一派平坦的田野。当时还没有电车，上热闹的市场去，会感到很远。以后一位外国领事把馆址设在这里，道台衙门也就近建造洋房，又有两位名宦更在左右置起住宅来，接着有钱的有势的，都以居留在这里作为一种荣誉。三十年来，市政一天一天改良，几乎最富丽的住宅，都聚集在此：这便是“贵族区”的来历。
出身优渥的邵洵美在公共租界里的贵族区成长，他自幼上的是家塾，长大后去洋学堂读书，从西洋舶来的每一处声光化电的场所都有可能吸引他年轻的心。多年后，他的美国女友项美丽提及“每家店铺的每一块砖对sinmay而言都是有历史的。这理由的一部分因为他出生在上海，很安逸地长大起来，而性情又是放浪不羁的”。④由于他生得过于苍白，每次出门前总要薄施一点胭脂。这让人想起了西方唯美
主义传统里实践着“艺术生活化”的王尔德，他经常在公开的场合里以惊世骇俗的装容显示其高超的审美品味。对于一个在传统士大夫家族中成长的子弟来说，邵洵美在某些方面是很西化的。租界贵族区的复杂之处或许便在这里。
传统封建大家庭里，赌博、、纳妾这类贵族子弟的嗜好，邵洵美也皆有。邵洵美曾自称“赌国诗人”，在他为数不多的小说创作中，有一大半是围绕“赌博”展开的。《赌》、《三十六门》、《输》都是讲主人公如何赌、又如何输的情景。与赌瘾一样强烈的是他的芙蓉癖与女人瘾。常年
抽使得他身形纤瘦；尽管有盛佩玉这个大家闺秀作正室，他仍有外室陈茵眉、美国情人项美丽。所有这些使他完全符合一个纨绔子弟的形象。因而可以说，邵洵美的身上集中了“西方化”与最“中国式”的两种生活方式，这也是“贵族区”的生活状态。
“贵族区”也许并不能完全承载邵洵美的文化实践。但是，无论从财富的保证、人脉的积累还是文学趣味以及行为处世方式的养成来看，作为邵洵美第一个游走的文化空间“贵族区”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三.“花一般的罪恶”的烙印
邵洵美常常被认做《花一般的罪恶》里的那个抒情主人公，是那个笔下充斥着“欲情”、“燃烧”、“罪恶”等极端、奇艳词汇的“颓加荡”诗人。对于邵洵美来说，最激赏的人生观莫过于凡尔伦的享乐主义。“
他以为生命的单调，便无异于死。枯燥的活着，比死的悲哀更悲哀。享乐的他早已蔑视了社会的虚伪的一切。他只是尊重他自己，尊重他自己的灵魂……”⑤
在这样“享乐主义”的时代里，邵洵美先后出版了两部诗集：《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花一般的罪恶》中，诗人堆砌了大量艳俗、奇丽、甚至狰狞、恐怖的字眼。命运、灵魂、尸骸、地心、泪汁、死、天堂、地狱等词汇比比皆是。在那里到处充斥着对女体的渴望。娟妓、、处女、乳壕、火、肉，诗人笔下的女子都像是勾引人心的毒蛇，美丽却致命。诗歌内容大多是向女子求爱而不得，心里腾绕起无穷的欲念。他将女子比作蛇、、娟妓，厌恶、恶心却又摆脱不了女子致命的吸引。
如果不是他后来的生活与整个时局起了变化，或许邵洵美还会这样略
显矛盾地生活在都市之中。一方面他己经无法脱离都市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却又为都市压抑人、奴役人而产生某种反理性的情绪崩溃。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由于世俗偏见而导致我们以为他只能拥有的空间，并无法完全承载他生命的厚度与宽度。或许，“颓加荡”的文风正概括了那个阶段他的生活方式，年少得意，正是风光时。只是游走于上海“贵族区”的邵洵美，仅是年轻时代的邵洵美；而日后经历了家道中落、事业不顺、看到了流离失所、战火硝烟，游走于“杨树浦”地区的邵洵美则是经历生活历练，渐渐成熟起来的邵洵美。这所有的全
部才是真正的邵洵美。希望以上资料对你有所帮助，附励志名言3条：
1、生命对某些人来说是美丽的，这些人的一生都为某个目标而奋斗。
2、推销产品要针对顾客的心，不要针对顾客的头。
3、不同的信念，决定不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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