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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 贵
“多余人”不是文学世界里独创的人物形象，而是植根于社会背景，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密切相关。中国“多余人”的诞生同样也有多方面原因，除了与外国文学相互交流产生的文学灵感，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本土环境的孕育。 一、俄国文学的感导（一）俄罗斯的“多余人”诞生的时代背景
“多余人”这一文学形象起源于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普希金是俄国“多余人”形象的开创者，之后越来越多的作家投身于“多余人”形象的缔造，借以抒发对沉重现实的强烈不满。“多余人”的这一文学形象在俄国19世纪上半叶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失败使贵族知识分子更加恐惧，继而社会变革的热 情也逐渐消退，他们越发消沉以致绝望，身为贵族的知识分子自觉挑起了这个时代的思考者和拓路人的重担，试图以此唤醒沉睡已久的俄国人的自我意识和追求独立的精神。悲哀的是，他们总是沉溺于幻想用自己的知识和思维去解决出现于社会现实中的种种赤裸裸的实际问题，显然结局往往是加重了他们的不幸和无可奈何。这种固有的不足也注定了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春天般的美好理想和残酷的生活现实之
间的巨大差距。于是，产生了在愤然反抗和默不作声间徘佪的第一个“多余人”形象——叶甫盖尼、奥涅金。
19世纪上半叶，俄国人民一直处在动荡的政治旋涡之中。在漫长的几十年间，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都经历了短暂的欣喜、彷徨、怀疑、失望与痛苦，最终选择的是逃亡或精神的放逐。于是，新“多余人”出现了。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安·比托夫在《普希金之家》中成功塑造了廖瓦·奥多耶夫采夫的形象。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是世所罕见的。关于俄罗斯的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影响更是广泛而深刻的。
（二）文学交往推进中国“多余人”形象的塑造
俄罗斯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频繁而又有深度的交往，使得“多余人”形象的塑造也跟随时代的大船入驻中国。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虽然作家大部分是贵族，但都是在为“小人物”说
话，强烈呼吁改造不合理的严酷现实，确立一个更为理想的社会。这样的文学命题属于社会学的命题，而对当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文化人来说无疑更有召唤力量，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其鼓舞，于是情难自禁地翻译并模仿起来。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塑造了第二代“多余人”形象——毕巧林。在中国文学中，虽然直到20世纪才明确提出“零余人”这一词汇，但是早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水浒传》和《红楼梦》中，就已经有“零余人”的形象了。
在《水浒传》的艺术形象中，王进和林冲都具有“零余人”的潜质。进入20世纪上半叶，这时期的“零余人”形象有鲁迅笔下的涓生、巴金笔下的觉新、柔石笔下的肖涧秋、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曹禺笔下的周萍、郁达夫笔下“零余者”形象等。从以上分析不难得出，“零余人”出现的社会背景一般是社会思想激烈碰撞，社会矛盾众多，社会冲突尖锐。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时代，面对矛盾冲突，“零余人”多有着苦闷彷徨、孤独忧郁的相似病态性格，陷入忧郁迷茫的情绪而不能自拔，这应该是人们引以为鉴的。
二、中国本土的催生（一）封建樊笼孕育出的“畸形儿”
中国“多余人”的诞生不仅仅是外国文学的借鉴，更不只是时代的巧合，而是与俄国相同的社会背景下的必然产物。中国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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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雅
中
国『多余人』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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