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龙
（延边大学 师范学院中文系，吉林 延吉133002）
摘要：中韩两国的《诗经》研究均历史悠久，成果丰硕，彼此之间互有同异，这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仅就古代的研究情况而言，无论是在研究的历史时限上，还是研究的文化背景和具体内容上，都具有极大的可比性。这种比较研究目前尚属空白，意义深远。 关键词：中韩 ；《诗经》研究 ；比较；意义及可行性
《诗经》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和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不仅在中国的历朝历代受到高度重视，而且，在国外也极被关注，尤其是在古代韩国。中韩两国的思想文化交流自古至今一直非常频繁，目前关于中韩文化比较研究的成果也很多，然而，很少涉及到《诗经》；中韩两国各自的《诗经》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但把两国的研究情况进行比较的基本没有。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诗经研究，虽然早已跳出了经学研究的旧框框，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局限在释义训诂的小圈子里，即便有所拓展，如李山的诗经文化研究，也仅将目光盯在国内和历史上；一些学 者虽然注意到了国外的《诗经》研究，如夏传才，也只是一笔带过，没有作具体探讨，王晓平走得稍远一些，并且充分的运用了比较的研究方法，但其关注点主要是在日本，韩国只是略有涉及而已；国内的韩国学和朝鲜学的一些专家们，如任范松，在他的文章中虽经常涉及到有关韩国古代《诗经》研究的资料，但并没有作正面的直接的论述。在韩国，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诗经》作为外来文化的一个代表作品，在韩国思想文化和文学创作领域的重大影响和韩国古代学术研究者对《诗经》的高度重视，从而开始了韩国《诗经》研究的历史考察，如李相宝教授的《韩国受容〈诗经〉的历史考察》，宏观审视古代韩国的《诗经》研究情况；又如李炳灿的《沧溪、三渊的诗经说与正祖诗经讲义的相关性》，具体探讨某一时《诗经》研究的承继关系等，不过这些文章也都仅限于韩国的《诗经》研究情况的考察，没能从韩国本土研究的圈子里跳出来。知名学者赵钟业先生致力于中韩日的诗话比较研究，成就卓著，但对于《诗经》，只是在引文中偶有提及而已。总而言之，从目前的国内外《诗经》领域的研究现状来看，中韩《诗经》研究比较尚属空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憾。而中韩古代又都有非常丰富的《诗经》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作为一笔可贵的遗产，不但体现了两国古人的智慧，而且记录了两国的文化交流历程，其中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以及分析理念，还体现了两国文化的同中异与异中同。因而，这是一块极具研发价值的领域。
从《诗经》研究的发展历程上看，韩国古代的《诗经》研究的起步当然要比《诗经》的诞生地中国晚的多，但同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的《诗经》研究相比，则不但要早得多，而且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厚。《诗经》之传入韩国，据可靠资料记载，最晚是在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据《三国史记》记载，公元四世纪的时候，在韩国的三国时期，国家设立的太学中已经开始把《诗经》列为主要课程之一。又据中国的《梁书》记载：
中大通六年（534）、大同七年（541），（百济）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盘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1]
文中所说的“毛诗”即是《诗经》。可见，六世纪的时候，百济的统治者对《诗经》已经是非同一般的重视，该国研习《诗经》的情况亦由此可管窥一斑。而事实上，《诗经》传入韩国的时间可能要比这可靠的记载早得多。崔豹的《古今注》和金富轼《三国史记》中另有这样两则记载：
《箜篌引》，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篙而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呼，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无渡河》之歌；声甚凄怆，曲终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还，以其声语其妻丽玉，丽玉伤之，乃
引箜篌而写其声，闻者莫不堕泪饮泣。丽玉以其曲传邻女丽容，名曰《箜篌引》。
冬十月，王妃松氏薨，王更娶二女以继室，一曰“禾姬”，鹘川人之女也，一曰“雉姬”，汉人之女也。二女争宠不相和，王于凉谷造东西二宫各置之。后王田于箕山，七日不返。二女争斗，禾姬骂雉姬曰：“汝汉家婢妾，何无理之甚乎!”雉姬惭恨亡归，王闻之，策马追之，雉姬怒不还。王尝息树下，见黄鸟飞集，乃感而歌曰：“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2]
《公无渡河》一首赵钟业认为是“韩国现传作品中，最古者”。[2]《三国史记》所载材料中的“王”指的是高句丽时期的琉璃王，歌名为《黄鸟歌》；“冬十月”指的是琉璃王三年的冬十月，也就是公元前十七年。《公无渡河》的创作时间比这首诗还要早一些。读过《诗经》的人不难看出，这两首诗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表现手法上，都明显有《诗经》的影响在里面，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诗经》很有可能远在公元前就已经传入了韩国。由于传入时间长，国人高度重视，所以韩国的《诗经》研究成果非常可观。不但有《诗次故》、《诗经谚解》、《诗经疾书》等等这样的专著；还有正祖“《诗经》讲义”这样类似《白虎通义》似的学术研讨的详细记录；此外，诸如沧溪、三渊、北轩、芝村等人的文集中也均有
较多研究《诗经》的文字；至于各类诗话中的论述材料更是随处可见，像崔滋的《补闲集》、南孝温的《秋江冷话》、车天辂的《五山说林》、郑斗卿的《东溟诗说》、李宜显的《陶谷杂著》等十几种诗话中均有论及《诗经》的文字。[3]这些材料尽管多是零星片断，但不乏精辟见解。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为中韩《诗经》研究比较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总体上看，中韩古代的《诗经》研究具有很大的可比性。除了上述内容以外，这一结论主要还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中韩《诗经》研究既交叉贯通，又各具特。首先，韩国的《诗经》研究源于中国，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多相通之处，这为比较提供了相应的前提条件，如果只有差异，没有相同，那也就失去了问题的可比性。其次，《诗经》在传入韩国之初，虽然是连带《诗经》的研究思想和方法一并传过去的，因而难免受到中国传统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但因传入的时间既长，领会的程度又深，传播的范围极广，韩国古代的《诗经》研究又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并与本土的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对原有的思想有了新的发挥和创造，这样就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和印证条件；再次，在对《诗
经》的态度上，两国都极度重视。中国古代对《诗经》的重视程度已不必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古代对《诗经》也极度重视，不但一直被作为太学中必修的基本教材，同中国古代一样，是贵族子弟必修的一门课程。而且自古至今一直把《诗经》作为重要的学术研究对象。这就为《诗经》的比较研究提供了相似的文化背景。
2、《诗经》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在韩国古代同中国一样，是以五经之首的身份被世人广泛诵读的，《诗经》的研究和传播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儒家思想的研究和传播，因而，两国《诗经》研究比较的价值绝不止于文学层面，而是有着更深层的文化内涵。众所周知，韩国古代是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非常深的一个国家，同时，韩国的儒学与中国又有相当大的差异，这种影响和差异都不可避免地体现于《诗经》研究的有关论述之中，所以透过《诗经》研究的比较分析，我们还可以透视两国儒家文化的同中异与异中同，尤其儒家思想在传播历程上的差别。所以这种研究不但可行，而且非常值得一做。
3、《诗经》研究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韩国也有一千多年，其研究头绪是很纷杂的，这无疑为比较研究制造了相当大的难度，不过，只要方法得当，仍然可行。我们可以采取各个击破的研究方式，一是分国，一是分时。所谓分国，是说先分别从两国单独入手，
然后进行比较研究；所谓分时，是说先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入手，分时段地进行比较，然后进行综合，也就是先化整为零，然后再化零为整。这样既可较易入手，又可宏观统筹。
再者，作为比较研究，具体的研究内容无非有两点，即同与异。对此，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我们甚至可以对两国研究的比较情况做出一个粗略的归纳。一是相同点。中韩古代的《诗经》研究都偏重思想方面的研究同时又兼顾文学研究，但普遍以思想研究为重点，而且文学研究多偏重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研究方面；研究的范围都非常广阔，涉及到《诗经》研究的方方面面，诸如主旨研究，思想研究，文字研究，音韵研究，风格研究，艺术表现手段研究等等；都把它放在儒家经典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位置上进行研究；都深受孔子诗学理论的影响，特别是受“诗无邪”之说和“温柔敦厚”之诗教影响甚巨。中国自不必说，在韩国则可以在申景濬的《旅庵诗则》和李植的《学诗准的》中到明证，如“思无邪，此三字，诗之大要也，故于末特书，使知有所准的焉”,“《记》日：‘温柔敦厚，诗之教也。’此周诗《三百篇》宗旨也” [3]；此外，在研究方式上两国都有总体研究与个别研究相结合的特点；两国的《诗经》研究都与相应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
二是不同点。韩国的《诗经》研究思想基本上是一贯的，而中国则是有变化的。古代韩国
真正意义上的《诗经》研究实际上是在接受了朱子学说以后才开始的，许多观点的阐释和研究领域的展开，都是围绕着朱子《诗经》研究理念、研究方式和观点主张进行的，虽然也有波动，也有对朱子观点的矫正和批驳，但总体起伏不大，中国则不同，从孔孟诗教到《诗经》汉学，从汉学又到《诗经》宋学，再到清代的实学研究，不只是视角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研究的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韩国的《诗经》研究以内容阐释和艺术探讨为主，训诂考据为辅，这一点李瀷的《诗经疾书》最有代表性[4]，李瀷虽然是实学星湖派的代表人物，并且实学派可以说是在朱子学说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但在《诗经》的研习上，他与前此朱子思想盛行时的《诗经》研究者并无显著的差别。尽管他对朱熹的一些观点并不赞同，但研究方式并无二致。比较之下，中国的《诗经》研究则多以训诂考据为主，或者两方面齐头并进；韩国研究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较为原始，而中国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则带有进化的特征。中国的儒学本身是有一个演变发展过程的，《诗经》研究也受到了这种发展演变的影响而体现出进化的特征，韩国则不然；韩国的《诗经》研究是在接受一部分中国影响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明显具有外来因素与本土因素相结合的双重特征，而中国的《诗经》研究的独立性特征更明显些。
总而言之，中韩两国的古代《诗经》研究，无论是在研究的历史时限上，还是研究的文化
背景和具体内容上，都为二者的比较大开方便之门，只是长期以来，较少有人问津，而门内珍藏了多年的宝贵财富正等待着有心人了来探求、甄别和挖取。时至今日，这一具有拓荒意义的研究工作无疑更具有重大的、特殊的意义。他不但为国内的《诗经》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域外视角，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理念，这对国内的《诗经》研究必将有推动之功和补白之用。更为重要的是，在眼下的中韩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紧密，两国的文化事业日益发达、兴旺的今天，从这种比较研究中，我们正可以从一个侧面梳理出中韩文化交流的历史发展轨迹，并借以探究两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以期有新的发现，并对中韩文化事业和文化交流的发展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陈尚胜.中韩文化交流三千年[M].北京: 中华书局,1997.12
2.赵钟业.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M]台北: 学海出版社,1984.2
3.邝健行,等.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萃[M]北京: 中华书局2002.7
4. 李瀷. 诗经疾书校注[M]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12
作者简介：李宝龙（1970——），男，吉林省梅河口市人。讲师，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的教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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