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地佛教用现代学术的方法研究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用现代科学、学术方法研究的汉地佛教，很多学者得出的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我们要把握佛教这样一个外来宗教传到中国的汉地以后，在汉地这样一个特殊的自然环境、地理条件、政治经济和思想特有的土壤里面是怎样传入、发展、演变的。也就是说它与传统的汉地文化发生了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冯友兰先生在研究中国哲学的时候，对整个中国汉地佛教的研究所提出的观点，对我影响很大。冯友兰先生在四十年代写了一本书，是“中国哲学简史”，在这本书里冯先生首次提出“中国佛教和在中国的佛教”的概念。冯友兰先生讲，一个是中国的佛教，一个是在中国的佛教，那么中国的佛教，例如禅宗，是印度佛教传到汉地后与汉地的政治经济思想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化特的、中国化品格的禅宗思想——这就是中国佛教。它与中国的文化思想融为一体了。冯友兰先生说，禅宗是佛教，但是禅宗思想是中国的，是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以上说的是“中国佛教”。而“在中国的佛教”是什么呢，冯先生举了一个例子——玄奘，他创立了法相唯识宗，不是中国的佛教，而是在中国的佛教，意思就是说，玄奘把印度的唯识宗引到中国以后，照本宣科，把印度的瑜伽唯识思想作为金科玉律，创立了唯识宗。因此，这个唯识宗它没有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生密切的联系。因此，冯友兰先生讲禅宗是接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传承下来的，而玄奘所创立的唯识宗是照着印度唯识思想讲的，一个是照着讲，一个是接着讲。两个之间发生了根本不同的两大结果。这是冯先生在四十年代研究佛教时提出的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可以叫做“中国佛教和佛教在中国”。
在八十年代，冯友兰先生写了八卷本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在这本书中，冯先生对整个佛教在汉地哲学里两千多年的发展总结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格义化的佛教；第二个阶段，是教门化的佛教，第三阶段，是宗门化的佛教。冯先生把印度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在中国思想里面的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有机的内在联系，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必要的环节，有机的衔接起来。玄学化的佛教，汉地佛教经过两汉三晋南北朝，汉地的学者首先用道教的黄老思想去解读佛教思想，第二，是用魏晋玄学的思想去解读佛教思想，也就是用中国特有的道家儒家思想去比附诠释印度佛教的思想。这个时期是五百年左右的时间。到了隋唐以后，产生了隋唐佛教的宗派。这些宗派，冯先
生把它们叫做“教门的佛教”。这样，汉地佛教的发展就达到了一个顶峰。隋唐以后就出现了禅宗，禅宗最后的发展结果就是铺天盖地，把别的宗派在一定意义上全部涵盖了。禅宗就成了中国佛教的代名词。禅宗为什么在中国发展这么快，就是因为它中国化、本土化、情景化。禅宗再向前发展，就发展成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综合创新的结果。宋明理学地发展开始于唐代的韩愈，经过了张在、李高，经过了两陈、朱熹……，最后形成完整的宋明理学思想。这就是中国汉地佛教发展的最后结果。也就是印度的佛教思想与中国的儒道思想融为一体了。
因此，我们要提出大国学的概念。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组成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汉地的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完全走了一条中国化的道路，融到传统思想里面去了。这就是汉地佛教发展的基本阶段。
我们把汉地佛教进本的发展过程、脉络与结果，作为一个参照去看藏传佛教的发展，或许可以对研究藏传佛教，以及藏传佛教、汉地佛教两者之间的研究得到很多的启发。
佛教传入以前，藏族地区流行的是传统的苯教思想。藏族传统苯教思想与汉族的儒道思想相比较，从思想的整体看是无法比拟的。汉地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的理论水平和思想体系，发展得已经很高了，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平分秋。但是苯教不行，苯教虽然和萨满教不同，但是它的理论形态还是出于一个较单薄的阶段。因此，佛教进来以后，苯教抵挡不住。但是，佛教进入之初还需要借助传统的苯教，也就是讲，很多的藏族学者在这个时期，开始用苯教的概念、思想、理论来解读诠释比附佛教思想。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汉地佛教“格义”的过程和方法，它们是很类似的。在一些典籍中介绍，苯教有三大思想支柱，第一苯波，第二个是仲，还有一个是第吴。佛教刚刚进入的时候，当时的吐蕃人接受不了佛教的思想，佛教的一些经典理解不了。所以，当时在松赞干布倡导下，很多有识之士提出，用苯教的三大思想之柱——苯波、仲、第吴，去解释诠释。通过这些方法的使用，就对佛教的释义有了明确的理解。所以讲，当佛教刚刚传到吐蕃地区之时，藏族人解读佛教的方法与汉族人解读佛教的方法，其路径是一致的，都采取了所谓“格义”的方法。这是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形成宗派时期。藏传佛教的第一个派别是宁玛派。它的根本思想是“九乘判教”与“大圆满法”。现在很多学者都发现“九乘判教”与“大圆满法”在印度佛教中不到经典根据。所以，这个思想就可以判定
是藏人的创造。另外，这个“九乘判教”与“大圆满法”的思想实际上受到了禅宗地影响。我最近比较系统的研究了宁玛派的“大圆满法”的七宝藏论以及与大圆满法有关的一些思想。解读后发现，宁玛派的大圆满思想以及它的九乘判教法，不仅和禅宗思想相似，而且它与华严思想也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例如，华严宗里著名的学者法藏，还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宗密，他们写了很多著作，尤其是现在被认为是违禁的“大乘起信论”，这个思想和华严思想、禅宗思想很密切。“大乘起信论”很多人认为是汉族的佛教学者杜撰的，在印度佛教里没有这个经典，是创造出来的。而在“大乘起信论”的思想里，包括法藏以及宗密的思想，都和大圆满思想相似。例如大圆满思想提出“体相用”概念，这个概念在“大乘起信论”就有出现。在大乘起信论里，法藏的华严经十字章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尊心本觉”的概念，它与大圆满所提出的“自然菩提觉醒”基本上是一样的。为什么会出现很相似的论点，这个课题我正在研究之中。关于宁玛派的九乘判教，是一个很经典很标准的体系。在汉地的华严宗里，有五世判教法，它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支宗教派别是否有渊源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极其相似的地方。第一，两者在开始都经过了格义的阶段；第二两者都形成了不同的宗派；两者在很多地方表现出相似的思想境界。最后，汉地佛教与儒道三教融合后形成宋明理学；同样，苯教和佛教的对立与发展，到最后相互吸收又相互贬低，也走到融合的道路。但是苯教传统思想的根基与儒释道的根基是不一样的，其结果是苯教最后融合到佛教中，苯教变成一个佛教化的产物。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苯教虽然完全被佛教化，成为藏传佛教的一个支派，但它不是被印度佛教同化的，而是藏传佛教。可以讲它是西藏的佛教，而非在西藏的佛教。因此，在西藏可以讲，藏族被佛教化了，同时佛教也被西藏化了。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西藏佛教与汉地佛教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例如发展过程。它们经历了相同的发展阶段，但没有出现相同的发展结果，可以讲是路径一样，但是结果不同。这里更深刻的地方表现在哪里，思想的地方表现在何处，需要更深入的去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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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汉藏两地佛教诸宗派的名称，教经典及领袖人物的地位，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的法脉传承上几个方面做了比较，认为内外调和性是两地佛教诸宗派的主要特点，内部调和是两地佛教诸宗派的一大特点。两地佛教
吸收、糅合佛教各类经典和各派学说的特性都表现的很突出。两地佛教学者对印度佛教理论有了一定的积淀和觉解，打破原教旨的发展顺序和结构体系，从时空维度对印度佛教做了调适与会通的工作。判教也是两地佛教诸宗派的另一大特点。在这种内外调和的过程中，大乘佛教始终处在两地佛教的主导地位。用特殊的范畴，命题来梳理、重组、整合印度大乘佛教的义理。两地佛教都有系统的修持实践，但修持的方式各有不同。两地佛教都与政治紧密结合，但结合的形式不尽相同，汉地佛教在与世俗政治的关系中处在一种相协调的位置。而藏传佛教则凌驾于世俗政治之上。这也是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区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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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两地佛教宗派形成的外层形式看：同大而异小
汉藏两地形成宗派后，两地佛教在外观形象、思想内涵等方面都与印度佛教迥异其趣。
二、从两地佛教宗派发展的内在要素看，既有同大而异小的共似性，又有异大而同小的差别性
A．从同大而异小的方面
1内外调和性是两地佛教诸宗派的主要特点
所谓的内外调和性是指：汉地和藏区的佛教学者从佛教的立场出发，将汉地和藏区的传统思想文化吸纳、融合到佛教中，从而佛教内部掺入了外来思想。
2内部调和是两地佛教诸宗派的一大特点
上面所讲的内外调和，是指佛教吸收、融合本土传统思想文化来说的。这里所讲的内部调和，则是就佛教内部相互吸收而言，也就是指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吸收、糅合佛教各类经典和各派学说的特性。这在汉地佛教诸宗派和藏传佛教诸宗派中都表现的很突出。
这种内部调和性，首先表现在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宗派形成前和形成后各自内部都产生了门户之见和不同的学派。
另外，这种内部调和性还表现在糅合佛教各宗派的理论上
汉地佛教诸宗派和藏传佛教诸宗派的内部调和性，还表现在为宗派之间在理论上的相互糅合性上。
3大乘思想的独尊地位
在这种内外调和的过程中，大乘佛教始终处在两地佛教的主导地位。
B、异大而同小的方面
（1）用特殊的范畴，命题来梳理、重组、整合印度大乘佛教的义理
藏族佛教学者按照自己对印度佛教思想的理解，进行了新的调整和建构，从而形成了被藏传佛教各宗派各自所理解、消化的佛教思想体系。这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佛教了，而是具足藏族本的佛教宗派体系。
（2）两地佛教都有系统的修持实践，但修持的方式各有不同
在汉地佛教中，也十分提倡佛教理论思想修行实践的结合。
（3）两地佛教都与政治紧密结合，但结
合的形式不尽相同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汉地佛教中，其修持实践或义理化，被佛教理论所代替，或随意性极强，各有各的招数，因而它没有形成一个像藏传佛教一样的、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条理化、系统化、规范化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教授或曰次第。
（3）两地佛教都与政治紧密结合，但结合的形式不尽相同
汉地佛教在与世俗政治的关系中处在一种相协调的位置。而藏传佛教则凌驾于世俗政治之上。这也是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区别之一。在汉地，自秦汉以来，直至清朝灭亡，是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实行皇帝“家天下”制度，“天下”被认为是皇帝的私产。皇权至上，一切大权归于皇帝，皇帝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皇位世袭，传位被视为皇帝家庭的私事。皇帝还建立了一套相应的政治制度来确保自身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皇帝的至高无上地位和强大政治权势，决不会容许神权凌驾于皇权之上，也决不会容许神权漠视皇权的尊严，更不会容许神权对皇权的挑战。因此，历代皇帝都要运用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样那样地驾驭、控制、支配、管理宗教，要求宗教服从自身统治利益。总之，封建皇权具有决定宗教命运的权力，汉地的佛教上层精英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事实，因此，处理好佛教与封建皇权政治的关系，是佛教在汉地生存和发展的首要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汉地佛教的高僧们采取了佛教与政治相调和、协调的办法。例如东晋时期的佛教领袖道安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这句话便明确地道出了政治对佛教生死攸关的重要作用和佛教所必须采取的协调立场。道安的弟子慧远说：“政教离即”。这句话即言简意赅地阐明了政教关系。阐明了一方面出家僧人要独立于政治，政教要分离，另一方面又认为佛教有益于政治，与政治的一致性，肯定其相即不离的关系。
与汉地佛教相比较，藏传佛教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从大的方面讲，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组成部分，藏传佛教也是在至高无上的皇帝的统领之下进行活动，在这一点上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是一样的，许多历史事实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西藏作为一个地方政权，有它的很多特殊性，西藏历史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政教合一制度便是一个范例。西藏的政教合一的正式产生是在吐蕃王朝的赤热巴巾王时期。元代，藏传佛教的萨迦派在元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下成为西藏地方政教两方面的首领，统治全藏地方。其后由藏传佛教的帕竹噶举、噶玛噶举以及最后的格鲁派都掌握过西藏地方政权。后来，甘丹颇章建立，五世达赖喇嘛掌握西藏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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